高频超声诊断浅表性肿块的评价

高频超声分辨率高，在浅表性肿块的诊断中作用日益重要。本文将7．5—20MHz高频超声配合应用，研究其声像牦点，评价其临床应用价值，以期进一步提高诊断水平。

超声引导下经皮穿刺引流治疗胰腺假性囊肿效果分析

目的探讨超声引导下经皮穿刺置管引流(PCD)治疗胰腺假性囊肿(PPC)的临床效果及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02年1月至2009年12月,53例PPC(急性PPC 37例,慢性PPC 16例)行超声引导下PCD治疗的病例资料。所有PPC均先在超声引导下行PCD术,对引流液持续增多,囊肿无明显缩小者联合内镜、腹腔镜或开腹内引流术。结果 PCD穿刺成功率为100%,PPC单纯行PCD的总体治愈率为66%(35/53),其中急性PPC单纯行PCD的治愈率为89.2%(33/37);慢性PPC单纯行PCD的治愈率为12.5%(2/16)。对先行PCD失败者行囊肿和胰管造影检查示二者持续相通,联合内镜、腹腔镜或开腹内引流术,PPC均可完全治愈。结论 PCD治疗急性PPC效果满意,对慢性PPC成功率低,往往需联合其他微创引流技术。

介入性超声能做什么

介入性超声（Iterventional Ultrasound）是现代超声医学的一个分支，它是在临床诊断和治疗的需要发展起来的一门新技术。其主要特点是在实时超声的监视下或引导下完成各种穿刺活检，X线造影以及抽吸、插管、引流、注药等操作。可以避免某些外科手术，从而达到与手术相媲美的效果。

对比分析CEUS和ECT诊断良恶性甲状腺低回声结节

目的评价CEUS和ECT在甲状腺低回声结节良恶性中的鉴别诊断价值。方法对186个确诊的良恶性甲状腺低回声结节行ECT和CEUS,对比两种方法的诊断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符合率,同时绘制ROC曲线,并比较曲线下面积。结果 186个甲状腺低回声结节,病理诊断良性结节117个,恶性结节69个,良性结节在注射造影剂后以高增强和等增强为主,恶性结节以低增强为主。CEUS诊断甲状腺低回声结节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和准确率分别为86.96%(60/69)、88.89%(104/117)、82.19%(60/73)、92.04%(104/113)和88.17%(164/186);ECT诊断分别为60.87%(42/69)、78.63%(92/117)、62.69%(42/67)、77.31%(92/119)和72.04%(134/186)。两组间各项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CEUS和ECT诊断甲状腺低回声结节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950和0.77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CEUS较ECT对鉴别诊断良恶性甲状腺低回声结节具有较高价值。

重症急性胰腺炎急性胰周液体积聚经皮穿刺置管引流疗效分析

目的探讨超声引导下经皮穿刺置管引流(PCD)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SAP)急性胰周液体积聚的临床疗效及应用价值。方法将该院2006年1月至2009年12月收治的43例有手术指征的SAP急性胰周液体积聚病例随机分为开腹组(20)和PCD组(23例),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两组患者的C-反应蛋白(CRP)恢复至正常时间、住院时间、并发症发生率和病死率。结果与开腹手术相比较,PCD可明显减少CRP恢复至正常时间、住院时间、并发症的发生率及SAP病死率(P<0.05)。结论超声引导下PCD操作简单、安全,治疗SAP急性胰周液体积聚成功率高。

联合运用多普勒探头与脉搏波传感器检测脉搏波传导速度的可行性

目的探讨联合运用超声多普勒探头与脉搏波传感器检测脉搏波传导速度(PWV)方法的可行性。方法纳入30名正常人,分别将超声多普勒探头与脉搏波传感器放置于受试者左侧颈总动脉起始段及左侧踝部胫后动脉,将两测量点间距离与测得动脉多普勒血流流速曲线的起点和动脉脉搏波曲线起点间的传播时间相比,以所得比值作为颈-踝动脉段的PWV(caPWV);并对检测结果与动脉硬化仪检测同一受试者肱-踝动脉段PWV(baPWV)的检测结果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将脉搏波传感器放置于颈总动脉、多普勒探头放置于胫后动脉时的PWV与动脉硬化仪检测得到的baPWV呈显著正相关(r=0.657,P<0.01)。将多普勒探头放置于颈总动脉、脉搏波传感器放置于胫后动脉时的PWV与动脉硬化仪检测得到的baPWV呈显著正相关(r=0.526,P<0.01)。结论联合运用超声多普勒探头与脉搏波传感器检测PWV为检测PWV提供了一种新方法,具有一定临床实用价值,值得推广。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血清胰腺衍生因子水平及其与胰岛素抵抗的关系

目的探讨血清胰腺衍生因子(pancreatic derived factor,PANDER)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患者中的水平及其在胰岛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IR)相关代谢性疾病的发生、发展及相互影响中的作用。方法选取单纯NAFLD患者30例、单纯2型糖尿病(T2DM)患者28例、NAFLD合并T2DM患者21例、健康对照者15名。收集体格检查资料,测定肝功、血脂、空腹血糖、FINS、血清FFA、血清PANDER、TNF-α及IL-6浓度。应用SPSS 19. 0进行相关统计学分析。结果 (1)NAFLD患者的血清PANDER水平(72. 33±0. 02)μg/L高于健康对照者(67. 80±0. 02)μg/L,低于T2DM患者(73. 80±0. 02)μg/L,但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2) NAFLD、BMI及TG水平是HOMA-IR的主要预测因子,而血清PANDER未进入回归方程(回归方程=NAFLD×0. 551+BMI×0. 040+TG×0. 260-1. 710)。(3) HOMA-IR及血清FFA是血清PANDER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回归方程=HOMA-IR×0. 191+FFA×0. 050-3. 181),但其与BMI、腹围、ALT、LDL、TG、HOMA-IR、血清TNF-α、血清IL-6尚无线性相关。(4)健康人群中,腹型肥胖(腹围)是NAFLD最重要的危险因素;而T2DM患者中,高TG血症是T2DM合并NAFLD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但不论是健康人群或T2DM人群,血清PANDER水平升高都不是NAFLD的危险因素。结论血清PANDER水平升高可能不是影响IR及NAFLD发病的危险因素,但IR是血清PANDER水平的影响因素之一。

肱二头肌收缩的剪切波声弹性成像动态测定及其生理学意义探讨

目的连续测定肱二头肌肌腹在收缩过程中的杨氏模量值,探讨肱二头肌肌腹收缩过程中杨氏模量测值随时间变化曲线的生理学意义。方法使用法国Supersonic Imagine公司的AixPlorer型实时定量剪切波弹性成像诊断仪,将L4-15线阵探头置于肱二头肌肌腹纵断面,启动仪器剪切波弹性成像(SWE)模式,连续记录肱二头肌收缩过程的组织弹性图,然后通过电影回放,使用其定量分析系统Q-BOX,取样区为直径3、8、10mm同心圆,每隔10帧测量1次杨氏模量值,共测20次,其中前10次为收缩前,后10次为收缩时。根据20次测量值绘制出肱二头肌肌腹收缩过程中杨氏模量测值随时间变化的曲线。结果 Q-BOX取样区直径为3 mm时,收缩前与收缩时杨氏模量均值分别为(31.48±2.25)、(83.10±23.46)kPa;Q-BOX取样区直径为8 mm时,收缩前与收缩时杨氏模量均值分别为(34.19±2.26)、(94.41±27.73)kPa;Q-BOX取样区直径为13 mm时,收缩前与收缩时杨氏模量均值分别为(36.96±2.35)、(103.21±36.96)kPa。杨氏模量测值随时间变化的曲线表明,肱二头肌肌腹收缩过程中,杨氏模量测值逐渐增大,从最小值到最大值之间呈上升斜率。结论肱二头肌肌腹收缩前与收缩时杨氏模量均值不同;剪切波弹性成像技术具有足够的灵敏度,可实时检测肱二头肌肌腹收缩过程中的杨氏模量值;肱二头肌肌腹收缩过程中,杨氏模量测值随时间变化的曲线与生理学从分子水平描述的骨骼肌收缩特征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