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经济金融化与企业影子银行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影子银行的影响是否一成不变?考虑到2008年后快速发展的经济金融化,本文基于2000—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的财务数据对此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经济过度金融化形成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抑制企业影子银行;经济过度金融化形成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促进企业影子银行。这种阶段性差异形成的原因在于经济过度金融化造成了企业影子银行与实体经营活动之间关系的转变,并主要通过运营资产传导。第二,经济金融化程度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其强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影子银行的差异性影响。第三,经济过度金融化形成后,具备融资优势或处于经营弱势的企业更易从事影子银行活动,且两者对于企业影子银行的扩张效应具有叠加影响。本文对于从根本上解决影子银行风险问题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育龄收入、子女人力资本与代际经济支持——基于子女“数量—质量替代”视角

中国家庭中子女数量下降伴随着子女人力资本提升,即子女“数量—质量替代”效应,为改善家庭养老经济支持提供了新契机。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研究以子女“数量—质量替代”为机制,老年父母的育龄收入对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影响。研究发现:(1)家庭中子女数量向质量的转换有利于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提高;(2)增加父母育龄收入有利于促进子女数量向质量转换,从而提高子女经济支持数额;(3)对于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子女数量较少和来自城市的家庭,在子女“数量—质量替代”机制的作用下,育龄收入的增加提高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效应更强。因此,畅通并促进子女数量向质量的转换机制是改善家庭养老经济支持水平、缓解社会养老压力的有效途径;更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对完善家庭养老功能、促进中国养老事业可持续发展和提升老年人福祉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错配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双碳”目标背景下,推动发展方式的绿色化转型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和关键环节。文章以2010—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高维固定效应泊松模型检验了金融错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错配对企业绿色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均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作用机制在于,金融错配会通过加大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与内部代理成本,增加企业创新活动失败的风险并挤出绿色研发资金,从而抑制企业绿色创新;企业积极的环境信息披露及高管良好的教育背景,能有效缓解金融错配给企业绿色创新带来的负向影响;金融错配对非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文章对既有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研究形成有效补充,可为完善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机制,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和升级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

数字经济驱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的理论逻辑与政策实践——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分析

数字经济发展是供给—需求实现总量平衡、结构适配、质量协同升级的关键连接点。揭示数字经济下宏观经济的运行机制,研究适应数字经济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对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重要启示。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构建包含数字生产及其下游部门的四部类再生产模型。研究发现:数字要素部门的资本积累对总产出增长有棘轮效应;一旦发生负向的需求冲击,数字经济将有助于宏观经济保持韧性,避免短期总产出大幅减少;数字要素部门的相对独占性将可能削弱扩张性需求管理的政策效果。面对数字经济兴起对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和运行模式的冲击,中国展开了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政策实践。具体包括:发挥数字经济的高能增长极作用,协同推进需求总量调控与供给体系质量提升;释放数字经济的创新驱动力,构建适应数字技术创新周期的宏观资源筹措、调峰和配置机制;激活数字经济的要素黏合效应,形成宏观经济政策与产业、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的宏观治理体系。

女性家庭决策赋权如何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从女性赋权角度出发,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Probit和Tobit模型,探讨家庭决策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较为单一。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越高,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越低,持有正规金融市场的资产比例越小。异质性分析表明缺乏金融素养的女性决策者,家庭金融配置单一问题更严重。机制分析表明女性家庭决策赋权通过改变家庭金融排斥程度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鉴于此,需要加大金融知识宣传力度、丰富金融产品种类,以提升女性金融素养、缓解家庭金融排斥,进而丰富家庭金融配置类型,降低家庭财务风险。

网络金融犯罪预警系统结构及优化研究——基于信息生态视角

[研究目的]网络金融犯罪预警系统是实现网络金融犯罪数字化治理的重要工具,但目前在预警体系构建、信息及技术共享、制度供给等方面尚存在诸多不足。将信息生态理论应用于网络金融犯罪预警系统研究中,可基于系统观、互动观、人本观和平衡观对网络金融犯罪预警系统结构进行全面分析和观察,为理清系统优化路径、推动系统健康可持续运行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研究方法]结合信息生态理论,系统梳理和分析网络金融犯罪预警系统构成要素的内涵、作用和关联关系,明确网络金融犯罪预警系统的形态和动态结构,在此基础上构建网络金融犯罪预警系统结构模型,并结合现实困境提出若干有针对性的优化对策建议。[研究结论]分析得出网络金融犯罪预警系统是由人员层、数据层和环境层通过建立依存与影响、补充与抑制、支持与促进的两两交织关系而形成的动态信息系统,且人员层存在链带、迭升和子集关系,数据层存在同源、遗传变异、离易和重生关系。系统可通过优化预警和组织体系、推动多链式区块链技术创新应用和完善信息共享机制、相关法律法规及绩效考评制度等路径实现健康可持续运行。

黄河流域经济韧性的时空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

文章以黄河流域的3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例,定量分析了经济韧性的时空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黄河流域34个城市的经济韧性整体偏弱且空间分异明显,存在典型的“高-高”和“低-低”集聚效应;34个城市经济韧性的方向性越来越弱,而向心力先增强后减弱,重心移动的主要方向是东南和西北;黄河流域的经济韧性发展经历了从“第三产业结构素质与产业竞争力共同推动型”到“第二、三产业结构素质推动型”再到“第一、二产业结构素质与产业竞争力共同推动型”的演变;影响黄河流域经济韧性的主导因素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进出口总额,2022年人均财政预算收入与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交互作用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最大。

生态治理对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绿色发展引领的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快生态治理,而生态治理对人口聚集、投资环境的作用会进一步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陕西10个地级市2000-2022年面板数据,通过熵权Topsis法分别测算出生态治理水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其作用机理,纳入门槛变量进一步观测门槛效应,同时进一步分析区域异质性和生态治理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因果效应。研究表明:生态治理通过人口聚集和投资环境中介路径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生态治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人口聚集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陕西三大区域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存在显著的差异。本研究为加快推进生态治理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转换的南北差异及其成因识别

本文基于新发展理念,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为逻辑主线,从当前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出发,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指标体系,并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对中国及南北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进行综合评价,从地理和经济双重视角来揭示南北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差异的演进轨迹、多维表现与结构来源。研究发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的各维度指数均呈现不同程度增长趋势。其中,创新驱动、协调发展、市场治理、绿色转型、开放经济等维度指数均呈现南高北低,民生福祉则出现“北高南低”。南北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均稳定增长,而南北差异从“十一五”后开始不断扩大。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的总体差异不断缩小,且以区域内差异为主,而南北方均以板块间差异为绝对主导,且存在扩大趋势,“北高南低”特征明显。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的结构差异逐年下降,呈现“北高南低”。在维度动能上北方以绿色转型、开放经济和市场治理为主,而南方则以开放经济、市场治理和绿色转型为主。在目标动能上资源消耗、收入分配差异在北方更突出,社会福利差异在南方更显著。

数字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一个分析框架

新质生产力以颠覆性技术创新为主导力量,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核心载体,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协调性和开放性特征。依托数字经济缓解“需求不足、供给过剩、预期偏弱”这三重约束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进路。文章在探讨数字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应然性依据的基础上,在传统“需求-供给”二分法框架内纳入经济社会环境因素,构建“需求侧-供给侧-环境侧”三维分析框架,藉此探讨数字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内在机理。分析认为:数字经济可通过提升颠覆性技术创新水平、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和契合新质生产力应然特征三种途径赋能新质生产力。文章的政策含义是: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努力形成数字经济、颠覆性技术创新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间的良性互动。

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检验

绿色发展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产业结构升级是实现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文章使用我国30个省份2004—2020年的面板数据,通过SDM模型、交互项模型和偏微分方法,探究了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调节机制。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经济增长均存在着明显的正向空间关联性;产业结构升级不仅具有促进本地绿色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还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考虑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人工智能与环境规制在这一空间溢出效应中均发挥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中国绿色经济发展质量的地区差异与动态演进

文章构建由水平和效率两个维度组成的绿色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1997—2020年中国省域绿色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综合运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莫兰指数以及时空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剖析绿色经济发展质量的地区差异和动态演进特征。研究发现:样本期内中国绿色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平缓爬升,整体表现出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形成“沿海高、内陆低”“东部高、东北和中部居中、西部低”的发展格局。绿色经济发展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聚集特征,存在空间极化现象和俱乐部趋同效应;其总体差异以地区间差异为主,表现出先波动后缓慢下降的态势。邻域绿色经济发展质量的高低对本地绿色经济发展质量的状态转移具有异质性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证检验

文章选取2011—2020年我国西部地区12个省份区域经济发展季度数据,实证探析数字普惠金融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使用工具变量法及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法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我国西部地区经济整体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并呈现阶段性和区域异质性特征;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缩小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绿色金融推动碳中和目标实现的研究现状与路径展望

碳中和的实现需要庞大资金支持,政府仅能满足少部分资金需求,如何通过绿色金融引导资金流入碳中和领域,防范化解碳中和实现过程中的金融风险,推动碳中和目标顺利实现是当下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通过厘清绿色金融推动碳中和目标实现的内涵以及绿色金融与碳中和的关系,剖析中国绿色金融推动碳中和实现的主要特点,并对应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绿色金融推动碳中和目标实现的方式,提炼出绿色金融推动碳中和目标实现的两大路径:政策设计与金融创新。分别按政策设计路径与金融创新路径,从绿色金融推动碳中和目标实现的财税与金融支持、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对外合作、宣传与人力资源四大类政策,与定价、金融工具、风险管理三大类金融创新出发梳理现有研究成果。探讨绿色金融推动碳中和目标实现的政策以及金融创新的未来研究方向;提出进一步优化政策体系,完善企业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以及气候等信息披露规范与数据共享机制,加强金融科技的应用,充分关注气候转型风险、加强组织模式与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等路径建议。

地方政府生态保护力度如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

地方政府生态保护的策略性行为选择是影响其生态保护力度的关键因素。该研究在对各省份生态保护力度指数测度的基础上,将生态保护与有为政府相结合,从策略性行为选择的视角,考察地方政府生态保护力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和市场化程度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机制,并以2008—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对上述机理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各省份的地方政府生态保护力度指数均显著提升;地理分区的地方政府生态保护力度指数,表现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依次递减,南方地区大于北方地区的格局;而增速则相反,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依次递增,南方地区慢于北方地区;地理分区之间的地方政府生态保护力度梯度差表现为缩小的趋势;地方政府生态保护力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表现为“U”型特征,当前的影响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②本地政府生态保护力度对邻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具体溢出效果取决于地方政府间生态保护的策略性行为选择;地理邻近省份间的策略性行为选择为“逐底竞争”,其空间溢出效应表现为反向;经济邻近省份间的策略性行为选择为“竞相向上”,其空间溢出效应表现为同向。③市场化程度是地方政府生态保护力度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调节机制;市场化程度对二者关系的影响表现为强化效应;且随着市场化程度提升,地方政府生态保护力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U”型曲线拐点值将向左移动。

财政金融支农与农民增收:作用机制与空间效应

基于农业创新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视角,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2006—2020年省域财政金融支农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机制,并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财政金融支农、农业创新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民收入的空间效应。分析发现:财政金融支农对农民增收具有正向作用,但存在随区域和时间变化的异质性;农业创新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在财政金融支农与农民增收间存在中介效应;财政支农对农民增收发挥显著正向直接效应和总体效应,间接效应不显著,金融支农则具有显著正向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体效应;农业创新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在财政金融支农对农民增收作用中均存在显著正向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

绿色金融能否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以绿色信贷和绿色风投为例

可再生能源发展是促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关键抓手,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论文基于中国23个省份2005—2020年的面板数据,从政策导向和市场导向、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的角度,选取绿色信贷和绿色风险投资作为绿色金融的代表,系统分析其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绿色信贷和绿色风投能够显著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分维度剖析结果显示,二者能够有效促进水能、核能和风能和太阳能发电的发展。(2)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尽管绿色信贷和绿色风投均能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激励绿色技术创新两个渠道作用于可再生能源发展,但是绿色信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效果更强,而绿色风投能够有效激励绿色技术创新提质增量。(3)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绿色信贷和绿色风投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促进作用在金融发达地区和高市场化程度地区更为显著。研究结论能够为我国在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过程中“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和驱动可再生能源步入“高质量跨越式发展阶段”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

中国家庭能源转型的环境—健康—低碳效益及经济成本

家庭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是一个关系到中国数亿居民福祉且待妥善解决的问题。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使用天然气或电力替代散煤等固体燃料能显著降低暴露人群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心脏病和中风等疾病的患病概率。在此基础上,以陕西省家庭能源转型为例,利用患病概率估计值测算居民健康改善带来的环境效益,同时考虑温室气体减少的低碳协同效益以及转型的经济成本,全面评估三种家庭能源清洁转型方式的净效益。结果表明,基于陕西省的电力结构和能源价格等现状,三种转型方式的净效益均为负,不同转型方式的负效益程度具有明显差别。为了加快家庭部门实现清洁能源转型,短期内需要政府通过提供补贴等方式引导支持居民采用高效的用能设备,同时加快天然气市场完善和电力部门清洁低碳化转型。

数字经济、产业智能化与不同技能劳动力间的收入差距

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事关包容性增长的整体实现。使用2010~2020年个体与省级层面相结合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低中技能劳动力与高技能劳动力间收入差距的作用和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拉大了低中技能劳动力与高技能劳动力间的收入差距,且产业智能化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中国东部地区、非农业户口劳动力群体中,数字经济对收入差距的拉大作用均得以增强;在中国中西部地区、农业户口劳动力群体中,数字经济对收入差距的作用分别为缩小和无显著影响。同时,数字经济发展前期对低中技能劳动力与高技能劳动力间的收入差距无明显作用,但后期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逐渐显现。研究结论拓展了数字经济与收入差距相关的研究,为政府制定相应政策提供了可操作性建议,有助于为后期数字经济推动包容性增长蓄力。

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隐含碳排放的影响机制检验——来自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双视角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发展是降低消费隐含碳排放的重要着力点,本文基于2013-2022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隐含碳排放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升级增加了居民消费隐含碳排放,但产业结构升级在上述影响路径中产生显著负向调节作用,从而抑制了消费隐含碳排放。为此,本文围绕数字经济发展的持续推进,分别从消费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角度提供减少消费隐含碳排放的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