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龄收入、子女人力资本与代际经济支持——基于子女“数量—质量替代”视角

中国家庭中子女数量下降伴随着子女人力资本提升,即子女“数量—质量替代”效应,为改善家庭养老经济支持提供了新契机。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研究以子女“数量—质量替代”为机制,老年父母的育龄收入对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影响。研究发现:(1)家庭中子女数量向质量的转换有利于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提高;(2)增加父母育龄收入有利于促进子女数量向质量转换,从而提高子女经济支持数额;(3)对于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子女数量较少和来自城市的家庭,在子女“数量—质量替代”机制的作用下,育龄收入的增加提高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效应更强。因此,畅通并促进子女数量向质量的转换机制是改善家庭养老经济支持水平、缓解社会养老压力的有效途径;更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对完善家庭养老功能、促进中国养老事业可持续发展和提升老年人福祉具有重要意义。

西部山区项目扶贫的农户收入效应——来自陕西安康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1年陕西安康市的微观农户抽样调查数据,以近年来当地实施的农村扶贫项目为研究对象,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分析了开发式和补贴式扶贫项目的农户收入效应。结果表明,开发式项目能够显著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而补贴式项目对农户人均纯收入及各分项收入并没有显著影响(人均政府补贴收入除外)。具体来说,两者对农户人均外出务工收入、人均其他收入以及单位耕地农作物产量、家庭现金收入比例、收入多样(依赖)性和家庭资产的影响程度和显著性存在较大差异。相对补贴式扶贫项目,开发式扶贫项目对农户的增收效应整体上比较明显。

促进科技企业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建设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金融支持是科技企业降低融资成本、突破资金瓶颈、化解创新风险的重要途径。然而,金融欠发达地区通常无力为科技企业的发展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以西安的科技金融体系为例,尚面临着支持主体不突出、中介服务发展滞后和政策资源未形成合力的难题。建议将科技金融综合平台和科技银行作为金融支持体系建设的突破口,同时加快推动多元化、多层次的直接融资市场发展,健全金融支持科技企业发展的市场中介服务体系,并创新促进科技企业发展的金融支持政策体系。

农民对电子政务服务的采纳意愿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陕西省西安市农民的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陕西省西安市386位农民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对电子政务服务的采纳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对电子政务服务的采纳意愿普遍较高,信息服务层次和公众参与层次的采纳意愿高于在线办事层次的采纳意愿;农民的自我效能、感知有用性、感知信任和主观规范均对电子政务服务采纳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调查数据还进一步表明,不会使用、没听说过政府网站和缺少电脑等硬件是阻碍农民采纳电子政务服务的主要因素。

陕西省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性分析

以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为依据,基于陕西省交通运输业和经济发展数据,分析了不同交通运输方式的发展与陕西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其对陕西省经济增长的贡献性。实证分析表明:交通运输业与地区经济之间存在极强的相关性;交通运输业是地区经济增长的成因,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能给地区经济的增长带来显著的推动作用;铁路运输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性最大,航空运输贡献性最小;交通运输业的改革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正向影响,但加剧了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竞争。

中国西部城市产业集聚经济效应实证分析——以西安市和成都市为例

本文运用符合中国实际的CES生产函数对西安和成都城市产业集聚经济效应进行实证研究表明,西安市和成都市的产业集聚效果都比较差。西安市的集聚经济效应h值历年均小于1,总体上处于规模不经济状态;成都市的集聚经济效应水平先高后低且小于1的总体发展趋势,表明成都市实现的也是集聚不经济。

西安流动人口与经济和谐性实证分析

人与社会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根本追求。流动人口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形成了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诸多不和谐因素。本文构建了衡量流动人口和谐度的模型,运用该模型对西安市流动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和谐性进行实证分析。

产业集群及其对西安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产业集群是一种世界性的经济现象,它在我国沿海地区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但是在西安区域经济发展中仍然存在着诸多困难。本文试图从集群经济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强大的生命力角度来阐明产业集群对于促进西安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加速作用,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西安建立区域金融中心的SWOT分析

金融中心已成为展示一国(地区)综合实力或城市核心竞争力的最重要标志。西安作为我国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建设区域金融中心,既有明显的区位优势、相对优越的外部环境和金融基础等优势,也有经济总量小、金融创新能力差等弱点。西安要抓住机遇,扬长避短,加快金融机构、人才和市场的集聚,才能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赢得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的先机。

数字经济驱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的理论逻辑与政策实践——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分析

数字经济发展是供给—需求实现总量平衡、结构适配、质量协同升级的关键连接点。揭示数字经济下宏观经济的运行机制,研究适应数字经济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对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重要启示。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构建包含数字生产及其下游部门的四部类再生产模型。研究发现:数字要素部门的资本积累对总产出增长有棘轮效应;一旦发生负向的需求冲击,数字经济将有助于宏观经济保持韧性,避免短期总产出大幅减少;数字要素部门的相对独占性将可能削弱扩张性需求管理的政策效果。面对数字经济兴起对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和运行模式的冲击,中国展开了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政策实践。具体包括:发挥数字经济的高能增长极作用,协同推进需求总量调控与供给体系质量提升;释放数字经济的创新驱动力,构建适应数字技术创新周期的宏观资源筹措、调峰和配置机制;激活数字经济的要素黏合效应,形成宏观经济政策与产业、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的宏观治理体系。

女性家庭决策赋权如何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从女性赋权角度出发,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Probit和Tobit模型,探讨家庭决策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较为单一。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越高,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越低,持有正规金融市场的资产比例越小。异质性分析表明缺乏金融素养的女性决策者,家庭金融配置单一问题更严重。机制分析表明女性家庭决策赋权通过改变家庭金融排斥程度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鉴于此,需要加大金融知识宣传力度、丰富金融产品种类,以提升女性金融素养、缓解家庭金融排斥,进而丰富家庭金融配置类型,降低家庭财务风险。

政府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西安市的实证研究

根据西安市1988-2006年间的数据建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DL)下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估计。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对西安市农业经济增长贡献显著,并且其作用远大于非基础设施投资的贡献,表明政府的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是西安市农业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对西安市政府近期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重点方向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西安银行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性的动态分析

利用1992—2005年西安银行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研究发现西安银行业总体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而西安银行业发展规模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从长期看西安银行业发展规模的扩大将有助于短期内西安经济增长的加快,短期内西安经济增长对于后期的影响并不明显。

开放经济条件下西安市财政政策取向

中国经过艰苦的谈判,加入世贸组织指日可待,中国入世,给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安提供了机遇,更提出了挑战。与东部地区比较,中西部地区经济实力不强,企业技术力量薄弱,管理水平较低,加入WTO,可能给西部地区企业带来更大的冲击。总结历次西部开发的经验教训,抓住开放的经济下的机遇,制定科学合理、务实的财政政策,采取超常规发展策略,不失为西安市在开放经济下的一种可行思路和现实选择。

西安银行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

以西安市为例,通过运用现代计量分析工具——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相应函数、预测方差分解,对银行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西安银行业发展效率,而非银行业发展规模是西安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另外,就西安市经济增长的预测误差方差来说,银行业发展效率的解释能力要明显高于银行业发展规模。

西安市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

采用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使用丁伯根技术进步定量评价方法,探讨全要素生产率对西安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对外开放、各级学校在校学生数占全市人口比例和非国有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等因素对西安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应着眼于全方位提升人力资本的水平,扩大对外开放,改变科技资金投入的来源,优化要素的配置结构,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使经济能够取得持续稳定的增长。

陕西自贸区农产品出口的发展路径研究——借鉴CPTPP成员国经验

区域经贸合作的加深推动了农产品贸易,也使之成为地区经济增长新的引擎。陕西省作为农业大省,农产品出口水平却与农产业发展水平不匹配,陕西自贸区在农产品出口上有较大发展空间。为促进陕西农产品的出口,分析了陕西农产品出口现状,并对比CPTPP成员国的农产品出口结构与出口收益,探讨了陕西农产品出口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对此,借鉴CPTPP成员国农产品出口经验,指出陕西自贸区应加强农业科技支持,加强农产品品牌建设,提升产品品质,建立外向型农产品基地,并依托跨境电商与中欧班列,探索出陕西农产品出口的新路径,从而推动陕西自贸区的发展。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转换的南北差异及其成因识别

本文基于新发展理念,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为逻辑主线,从当前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出发,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指标体系,并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对中国及南北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进行综合评价,从地理和经济双重视角来揭示南北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差异的演进轨迹、多维表现与结构来源。研究发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的各维度指数均呈现不同程度增长趋势。其中,创新驱动、协调发展、市场治理、绿色转型、开放经济等维度指数均呈现南高北低,民生福祉则出现“北高南低”。南北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均稳定增长,而南北差异从“十一五”后开始不断扩大。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的总体差异不断缩小,且以区域内差异为主,而南北方均以板块间差异为绝对主导,且存在扩大趋势,“北高南低”特征明显。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的结构差异逐年下降,呈现“北高南低”。在维度动能上北方以绿色转型、开放经济和市场治理为主,而南方则以开放经济、市场治理和绿色转型为主。在目标动能上资源消耗、收入分配差异在北方更突出,社会福利差异在南方更显著。

易地搬迁、劳动力流动与农户农地转出--基于陕西省的实证研究

易地搬迁农户迁出区的土地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其利用方式不仅影响农户生计选择和脱贫质量,也影响迁出区农业产业集约化进程。利用陕南和陕北两市微观农户调查数据,运用Logit回归、Tobit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参与搬迁及搬迁特征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并从劳动力流动的角度考察易地搬迁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调查地所有样本农户农地转出率整体偏低,约为18.1%,其中搬迁户中农地转出农户比例约为21.3%,高于非搬迁户。②参与搬迁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农地转出的概率,增加其农地转出的面积,而且有助于推动劳动力外出务工,使家庭生计策略加速向非农化转移,间接推动做出农地转出决策。因此易地搬迁除了通过直接降低农业生产条件、增加务农成本对农地转出产生影响外,还通过影响农户生产要素组合,带来生计策略和劳动力投入分配的调整,间接影响农地转出决策。③当仅考虑搬迁农户的搬迁特征时,政府主导的集中安置、新时期搬迁农户与分散安置户、2010年以前搬迁户相比,参与转出的概率更低,政府对于搬迁户土地流转的引导作用发挥有限。

首位性城市与西部经济发展——以西安为例

西部首位性城市与区域内其他地区相比具有较低的交易成本和明显的聚集效应,对省内乃至整个西部经济具有较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对西部地区实现城市化,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实施以发展首位性城市为枢纽的西部经济发展战略有助于提高西部开发的效益,避免经济开发对资源、环境的过度利用和破坏。提高首位性城市的经济自由度和市场开放程度,增强首位性城市的竞争力和经济实力,大力发展服务业,对实现西部经济发展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