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治下印度气候政治叙事:一种“印度式现代化”的诠释

莫迪政府执政以来,通过一系列战略发展规划,使印度现代化驶入快车道。其间,《巴黎协定》诞生以来印度气候政治衍生出国际、国内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在国际层次,印度的气候外交更为积极灵活、国际气候合作双多边成就瞩目、对外气候援助增强;反观国内层次,能源发展状况与实现脱碳目标两难、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引发环境争议和生态失衡、农业现代化造成污染严重、政府对环保组织施压。综合来看,叙事根源在于:在长期执政的基本政治诉求下,追求“印度式现代化”,气候治理让位于“印度式现代化”短期经济目标,并借气候议题实现印度的“领导性强国”战略目标。印度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如果不能调和“发展vs.治理”的矛盾,恐将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危机,亦不利于“印度式现代化”之长远发展。

欧盟“绿色新政”与气候政治新动态

欧盟“绿色新政”是欧盟环境治理史和欧洲气候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新界标,作为一种新的“欧洲梦”和全球战略,一经问世即引发广泛关注。欧盟“绿色新政”实施以来,在目标设定、政策制定、资金投入、实践推进等方面取得一系列进展。同时,欧盟“绿色新政”存在议程承诺不足、政策雄心与行动实践间鸿沟、新旧政策框架间矛盾等问题,也要应对能源安全风险与地缘政治危机、碳边境调节机制困境、经济复苏乏力等挑战。欧盟“绿色新政”有一定的先发优势,但其系统效应和发展前景仍有待观察。

实力变迁、道义坚守与大国责任的衡量——新时代中国国际责任的动态界定

随着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中国的国际责任逐渐成为国内外关注的重点议题。如何界定自身的国际责任,如何更好地承担国际责任,成为新时代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国家实力和国际道义是界定一国国际责任的主要依据,国家身份则是调节国际责任内容的重要因素。新时代中国的国家实力定位是全球性强国,秉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正确义利观和合作共赢的国际道义观,具有较强国际道义感,并且积极建构负责任大国的国家身份。与之相应,中国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重要国际责任,在区域层次推动经济发展、维护和平稳定,在全球层次建设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发展。实力变迁、道义坚守和身份明晰的态势决定了中国国际责任的发展趋势。中国国际责任的重心正逐步从区域走向全球,从以经济和安全责任为主走向全领域。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不仅要平衡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类别的国际责任,还要平衡实力、道义与身份之间的关系,为国际社会作出力所能及且可持续的积极贡献。

专家访谈:全球海洋生态治理现状及趋势

人民论坛:海洋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蓝色家园,当前全球海洋生态安全面临哪些新挑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熊李力:当前全球海洋生态安全面临海洋环境污染和海洋资源过度开发两大挑战。随着人类经济活动强度不断加剧,每年都有大量未经妥善处理的污染物被直接排入海洋。

海外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认知——基于海外中共学视角

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又彰显了人类现代化道路探索的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进程的推进,引发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海外中共学是海外中国学的重要分支,在认同中国式现代化文明价值的同时,又关注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关怀。海外中共学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知反馈,可从人口规模、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平发展等层面予以探讨。同时,海外中共学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知偏好,可归因于信息来源、主体间认知、叙事结构等方面因素,对此,可从点面结合、海外中共学视角深化、全球叙事结构等层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全球叙事路径进行系统优化。海外中共学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发展提供了“他者视镜”,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发展及其实践进路,亦可能以海外中共学的他山之石为引,科学地、辩证地推进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

中国高校参与对外教育援助:现状与对策

高校在对外教育援助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中国高校参与对外教育援助的主要内容包括为受援国留学生提供学历学位教育、为受援国人员提供专业技能培训、与受援国开展教育交流活动等,参与方式主要有作为教育援外基地、承担教育援外项目、接收发展中国家来华留学生以及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境外办学等。高校在这一过程中也面临一些挑战:参与援外的积极性有待提高,优势学科与资源的利用有待加强,与受援国教育需求的契合度有待提升,与其他类型对外援助的融合有待强化。中国高校在参与对外教育援助时,可提升高校参与对外教育援助的积极性,强化高校优势学科资源的引领作用,实现高校对外教育援助与受援国需求的对接,加强高校对外教育援助的成果转化。

中美公共外交博弈:叙事构建与策略选择

公共外交博弈分为叙事内容和投射手段两个层面,中美两国公共外交博弈的重点是构建和投射各自的公共外交叙事。在叙事构建方面,美国构建了以“霸权稳定论”为内在逻辑的公共外交叙事;中国则构建了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的公共外交叙事。在解构对方的公共外交叙事方面,美国是颠覆式解构,以类比、污名化、关联与切割等策略攻击中国;中国是“应激式解构”,以澄清、释因和道义评价等策略回应美国。在建构自身的公共外交叙事方面,美国采取赋予正当性、自利性归因、外围说服等策略进行强化式建构;中国则以强化正当性、中心说服等策略进行修复式建构。从博弈效果看,美国的攻势加深了部分国际公众对中国的误解和质疑。中国需制定公共外交整体规划、完善公共外交叙事、丰富博弈策略,系统提升对美公共外交博弈能力。

全球气候治理困境及其化解之道——新时代中国外交理念视角

气候变化不仅是一个环境议题,而且还是当前国际研究的热点与难点。全球气候治理有赖于主权民族国家尤其是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参与。国际关系的演化,需要摒弃冷战思维和对抗思路,新时代中国外交理念应运而生。以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视角审视全球气候政治,有助于深刻剖析全球气候治理的理论困境和现实阻力,其化解之道则在于:妥善处理合作竞争关系、利用议题联系与功能外溢、非对称博弈中实现合作共赢。

“气候新政2.0”:拜登执政以来中美气候政治竞合

拜登上台后,美国气候政策出现重大转向,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贯穿各领域的优先事项,全球气候治理进入发展关键期。现阶段,中美气候政治竞争在全球气候政治领导力、低碳经济主导权、全球气候变化减缓等维度面临新挑战。从全球气候治理角度看,中美气候合作有益于缓和紧张局势,有可能使中美关系重新焕发活力。为此,应重申对《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的共同承诺、合作推广清洁能源发展、推动次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层次合作。中国应从充分认识大国间气候政治良性互动、维护国际气候机制有效性、科学制定气候政策、加强清洁能源技术研究、重视气候安全议题、积极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推进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等方面挖掘中美气候政治合作的潜在领域,为构建多层次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重返《巴黎协定》:美国拜登政府气候政治新变化

拜登上台后,美国的气候政策出现重大调整,最突出表现是重返《巴黎协定》,将应对气候变化列为国家战略的优先事项,并计划恢复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一系列环境法规。这种转变有利于美国国家自主贡献预案的实现,亦可促进其低碳经济发展。对美国重返《巴黎协定》这一重大国际事件的过程追踪,有必要回顾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气候政治衰朽、分析拜登政府重返《巴黎协定》的动因和气候政治新变化,并展望新时代中美气候政治竞合之前景。

全球气候政治的碎片化:一种制度结构

气候变化是当前国际问题研究的热点与难点。对全球气候政治进行理论解读,有助于全面认知该进程中存在的困难,并为寻求化解之道提供现实启迪。文章详细梳理并分析了全球气候政治的制度结构,认为以UNFCCC、京都机制和《巴黎协定》为主导的机制复合体呈现出碎片化特征,即持续的规则创设及其合法化过程导致的国际制度"臃肿",表现为:利益碎片化与群体化、联合国气候机制的碎片化、气候与能源多边论坛重叠之碎片化、气候与其他国际环境制度重叠之碎片化、气候与其他非环境国际制度重叠之碎片化。在带有系统效应乱象的碎片化全球气候政治进程中,新兴大国群体有必要深化协调、协作和合作,从而共同推进全球气候政治发展和全球气候治理善治的实现。

跨大西洋气候政治分歧:表征、动因与前景

在并不久远的全球气候政治史上,美欧角色及其影响总能引发广泛讨论,但双方仍存在明显分歧。美欧对全球治理角色定位存在认知偏差,不同的经济模式和政治体制差异,导致二者在非传统安全议程中的利益分歧大于合作意愿,因此双方在气候变化治理目标、方式、行动等方面分歧明显,这将影响和制约跨大西洋关系重新趋近的程度和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变革。美欧存在一定的气候合作空间,延续跨大西洋气候行动。跨大西洋气候政治发展前景在于强化《巴黎协定》目标共识,扩大清洁能源技术部署,推进绿色技术开发和创新,提振全球气候治理雄心。

“退向未来”:全球气候政治的伦理反思

气候变化是国际问题研究的热点与难点,也是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议题。肇始于西方世界工业化时代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难题。全球气候政治博弈反衬出新的全球失序,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亦一度失灵并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实现全球气候政治的公平正义,是确保全球气候治理善治和全球气候政治发展航向的根本遵循。“退向未来”,进行必要的伦理反思,促进自然的和谐与人的复归,才能更好解决日益严峻的气候治理困境。

中国—东盟跨境安全治理:制度困境与优化策略

近年来,随着缅北冲突、湄公河航运安全等东盟安全问题的凸显和外部化,中国在同东盟邻国的边境地带面临着一系列外源性安全威胁,对跨境安全治理的功能性需求已成为紧迫的现实。随着治理实践的展开,中国-东盟跨境安全领域已初步形成了一套安全治理的制度架构,包含多边和双边两个层次的治理机制。这一制度架构在治理实践中存在三个层面的制度困境:一是结构性困境,表现为制度覆盖范围不充分、制度架构碎片化、制度发展程度低等结构层面的内在缺陷;二是过程性困境,表现为制度架构在其机制运行过程中面临着多种阻碍因素,治理合作的推进困难重重;三是效能性困境,表现为制度架构难以完成预期的治理目标,存在治理失灵的问题。化解制度困境的关键,在于优化治理体系,推动治理模式的转型:一是从低制度化治理转变为高制度化治理,以消解治理制度的结构性困境;二是从一元治理转变为多元治理,以弱化治理制度的过程性困境;三是从消极治理转变为积极治理,以应对治理制度的效能性困境。

“跨大西洋气候行动”:拜登执政以来美欧气候政治发展析论

自气候变化议题进入国际议程以来,美欧作为全球气候政治的重要行为体,对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影响深远。拜登执政以来,将气候变化议题置于美国国家安全与对外政策的中心,并尝试回归多边主义,以恢复美国的国际领导力。欧盟自出台《欧洲绿色新政》以来,致力于将应对气候变化同经济绿色复苏相结合。美欧气候政策的趋近,可能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新动力。然而,美欧气候政治合作,存在跨大西洋经济利益、政治挑战等方面差异,导致美欧在全球气候治理的制度架构、治理规则、目标设定等方面存在分歧,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跨大西洋气候行动与合作进展。中国应研判全球气候政治新变化,审慎应对美欧“跨大西洋气候行动”的潜在影响,积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善治实现。

全球气候政治的现状与未来

格拉斯哥大会之后,全球气候治理实践进程似乎迎来新的起点。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近年来国际风云变幻,世界政治发展中的逆流给全球气候治理前景蒙上阴影。全球气候治理受到英欧变局、美国霸权嬗变等冲击,而且《巴黎协定》始终面临国家自主行动履约难题。同时,全球气候治理也在制度碎片化、国家群体化、新兴大国主导等方面呈现新特征。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则重在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统筹国内生态文明建设与国际气候合作,并与国际社会一道,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权力不对称与战略反对冲:海洋安全竞合

海洋安全作为西方主要大国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理念溯源于西方近代化以来的安全叙事,几乎贯穿于西方大国崛起及其全球战略布局全过程。权力不对称是国际问题研究中常见的一种结构态势,涉及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复杂互动,战略对冲通常可作为小国规避冲突风险的一种行为选择。美国致力于在亚太、印太地区构筑有利于其国家安全利益和全球战略的海洋安全秩序,通过地区和国家间互动,形成了既独特又多元的权力不对称结构。处于中美海洋安全竞争合作进程中的中国海洋外交,应重视战略反对冲,实现和平发展,建设海洋强国。

后巴黎时代法国气候政治新变化

法国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也是国际气候谈判的主要参与者。然而,早期法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呈现出气候外交战略适应性弱、依赖气候金融援助模式、国家气候政策摇摆性强等特征。以《巴黎协定》为分水岭,后巴黎时代法国气候政治在全球战略、区域外交模式、国内政策选择方面呈现诸多新变化,包括全球气候政治领导意愿上升、气候外交战略呈现多元趋势以及“共识政治”形塑气候政策偏好。

“领导力—意愿”模式视角下全球经贸治理的美欧经验比较

近年来,全球治理遭遇严峻挑战,而世界政治中的霸权国或国家集团仍是全球治理进程中的重要力量。以“领导力—意愿”模式为理论视角,通过反思、比较全球经贸治理的美欧经验,发现“领导力”与“意愿”之间的不适配,直接影响到全球经贸治理进程的持续度和有效性。化解全球经贸治理失灵,应探索国家间协同治理的新形式,共同应对权力流散与治理碎片化时期的新挑战。

“一带一路”视阈下华商公共外交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海外华商对提升“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影响力和中国国家形象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华商公共外交的发展态势良好,已形成了机制化沟通平台,作为直接途径的文化交流活动丰富多样,作为间接途径的经济项目合作成果丰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