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能促进工业绿色发展吗——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

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12—2019年的空间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各省的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并构建空间误差模型研究数字金融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1)我国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2)数字金融对工业绿色发展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其对区域内和相邻区域工业绿色发展有正向促进作用;3)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不够显著,而数字化程度与工业绿色发展联系紧密。因此,提出应加强省域之间绿色技术和人才的空间流动,充分发展和利用数字金融,推动数字化技术与工业绿色发展深度融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等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融资环境与企业创新

应用系统理论,在匹配数字金融宏观数据与企业微观数据的基础上,从内部资本结构与外部政府干预共同形成的双重融资环境视角,利用我国2011-2020年深沪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索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数字金融显著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第二,资本结构与政府干预在数字金融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起负向调节作用,企业内部的负债水平越高、企业外部的政府干预越强,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弱;第三,数字金融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存在资本结构与政府干预的单门槛效应。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会随着资本结构与政府干预程度的提高而减弱。

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增长:机制、效应与异质性分析

基于信息技术与金融产业深度融合的数字金融改变了生产与消费方式,从供给侧与需求侧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增长。利用我国2011—2018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检验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作用机制、政策效应以及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可以显著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并运用中介效用模型验证了“数字金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增长”传导机制的成立;数字金融政策的实施促进了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增长;从维度异质性与边界异质性出发,发现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与数字支持服务程度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积极作用依次递减,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促进作用在高消费以及高技术地带更为显著。

体育电影吸引力的构建——基于《摔跤吧!爸爸》与《我是马布里》的对比与思考

同为体育电影,《摔跤吧!爸爸》和《我是马布里》在观众和票房上的遭遇却截然相反。通过对比分析两片的情节结构、冲突设计、人物塑造和形式表达节奏等方面,不难发现,《摔跤吧!爸爸》的成功正是基于冲突、人物、形式表达这几个重要方面的熟练运用,而《我是马布里》则表现出电影形式表达上的稚嫩与不成熟,这种对比分析为我们思考体育电影的创作带来了有价值的启示。

学前教育专业蒙古语授课班蒙汉双语教学效果的行动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以蒙古语言文字授课为主加授汉语言文字的双语教学一类模式的学生,考入高校后可以采取以汉语言文字授课为主加授蒙古语言文字的二类模式。通过研究,即便在基础教育阶段用蒙古语授课,但进入高校后用汉语授课同样取得优异的成绩,语言不是主要障碍,不存在影响汉语言教学的问题。对此学前教育专业蒙语授课班《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教学得到了证明。该班蒙古语授课学生尽管从幼儿、初中到高中均用蒙古语授课,到了大学用汉语授课同样得到较高的学业成绩。授课语言不是影响蒙古语授课学生的主要因素。因此,在内蒙古自治区应继续和保持以蒙古语言文字授课为主加授汉语言文字的双语教学一类模式。

“闹”中的秩序重建

"大闹"是充斥仪式、神话和艺术的重要主题。"过渡礼仪"理论揭示了"大闹"主题具有文化变革和社会结构修复功能。"大闹"破坏了社会和文化的秩序,但也建构着社会和文化的认同感,在动摇和撼动中维护着社会秩序。"过渡礼仪"中的阈限阶段是破坏和建构这两种相反力量的叠合之处。"大闹"主题的两种相反而互益的功能渗透在创世神话、过渡礼仪、民俗仪式和大量文学叙事之中,是社会文化实现自我矫正和自我修复的重要表现形式。"大闹"是"创世"主题的一种独特形式,是通过"闹"而实现的世界"再造"。与不断"熵增"中的世界秩序调整一样,为了防止社会文化陷于"反结构"之中,"闹"的主题必将一次次重演。

文化阐释诸向度

中国文学人类学从在比较文学的园地里播种发芽开花结果到发展成为引领当代人文研究范式革新的强劲引擎,经过了近四十年的筚路蓝缕。今天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人文创新的队伍中。文学人类学的吸引力,来自其对人文学科最大公约数“文化”的独特阐释。文化人类学对于整体自洽“异文化”的研究,指引文学人类学向文化腹地挺进.

新中国70年民族教育领域的一次大论争:关于民族教育的本质

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21世纪初,我国民族教育理论界开展了一次关于民族教育本质的大论争。这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民族教育研究领域开展得最充分的一次学术讨论。新中国成立70年间,尽管曾出现过诸如民汉合校问题、民汉双语教学问题、教学语言授课问题等方面的学术讨论,但都不及这次学术大论争的时间之长、范围之广、观点之多、成果之大。这场大论争对民族教育研究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民族成分教育与民族地区教育并重、发挥民族教育理论的先导作用等方面产生了极大影响。这场大论争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是当时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与民族教育研究互动的产物,是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变迁在民族教育研究领域学术批评和争鸣的反映。这场大论争对今天的民族教育研究具有重要启示,并将成为中国民族教育研究学派创生的强有力的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