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地理学课程个性化教学模式实施策略

文章首先分析了高校地理学课程教学现状,然后论述了高校地理学课程个性化教学模式实施策略,包括寻求外部支持,加强高校之间的合作,解决教学资源不足的问题;针对学生个体差异,结合现代信息技术,落实个性化教学模式。

家庭收入对退休家庭旅游消费意愿的影响——基于CFPS的微观分析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退休人群规模不断扩大,对老年旅游消费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家庭收入直接影响退休家庭的旅游消费意愿,家庭收入如何激发退休家庭旅游消费意愿成为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8)数据库的相关数据,采用二元Logit模型验证家庭收入和退休家庭旅游消费意愿的关联性.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对旅游消费意愿的影响最大,其次为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的影响是负向的;转移性收入影响不显著.

地理学的“语言”与地理学的课程思政探究

从文字到地图再到GIS的演变历程引领了地理学科的发展,也贯穿于地理学教学内容的变革方向。文字描述、地图表达及GIS地统计之间相辅相成、相互推动,构成了地理学科发展的三驾马车和地理学教学内容的三大核心。地理学以人地关系为核心议题,是研究区域乃至国家地形地貌、地质水文、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城乡格局、交通建设、人口变迁、历史文化等综合性极强的学科,能够为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发展战略提供重要决策依据。地理学从诞生便蕴含了丰富的思政元素和浓厚的思政文化。在新时代地理学课程教学中,充分融入思政教育理念是地理学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

表演艺术如何活化才有影响力——以陕西典型非遗为例的fsQCA分析

表演艺术类非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为重要的形式之一,展示了非遗文化的独特风采。基于文化循环理论和再生产理论构建非遗活化路径的理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确定研究变量,对陕西典型表演艺术类非遗进行实证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网络文本、访谈等多种方式获取分析数据,采用fsQCA方法对陕西表演艺术类非遗影响力的多条组合路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身份认同是表演艺术类非遗发展中的关键因素,反映了非遗传承人以及非遗活化的各个参与主体强烈的自我身份认同;文旅体验是表演艺术类非遗影响力提升的核心组态条件,表现出大众对表演艺术类非遗独特性、趣味性与创新性的重视与追求;平台化展演和传播是表演艺术类非遗影响力提高的必要条件,反映了完整性与真实性在非遗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基于此,针对陕西省表演艺术类非遗提出活化提升的路径建议。

黄河流域污染型企业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污染型企业作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间的矛盾集合体,优化调控其空间布局是促进黄河流域生态和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举措。构建污染型企业空间点数据库,利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Ripley′s K函数及空间自相关等多种空间分析方法刻画1979—2020年黄河流域污染型企业空间分布特征,采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其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等地理环境关系。结果表明:(1)污染型企业紧密围绕黄河干支流分布,且存在向黄河源头扩张的趋势。(2)污染型企业在黄河流域具有显著空间集聚性,总体呈现出“中心集聚”“中心集聚-多点分散”“中心集聚连片-多点分散”和“中心集聚连片”四种空间集聚形态,且集聚程度随距离尺度增加先增强后减弱。当污染型企业集聚程度最高时,其空间分布范围呈扩张趋势。(3)经济因素为黄河流域污染型企业空间分布的主导因素,但社会因素和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对其空间分布的影响力更强,污染型企业空间关联类型同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呈现显著俱乐部趋同效应。研究为污染型企业在黄河流域的空间布局优化调控提供支撑。

北方农牧交错带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脆弱性评价体系构建与实证

北方农牧交错带濒危少数民族语地名规模不断增加,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脆弱性日益突出,可持续发展尤为堪忧。地名是由多要素构成的开放性文化系统。因此,如何从系统脆弱性角度将以往对濒危少数民族语地名的定性研究扩展至脆弱程度的定量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引入脆弱性研究范式,基于大量实地考察和文献梳理,从敏感性、暴露度及恢复力的视角识别北方农牧交错带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脆弱性影响因素,构建脆弱性评价体系,讨论评价尺度和评价方法,并针对典型案例地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案例地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敏感性和暴露度突出,恢复力较弱,脆弱性较明显。其脆弱性受地名文化系统内损性和外部扰动性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中,地方居民对少数民族语地名语源语义的错误认知,较高的汉语普及率和汉译少数民族语地名社会认同度,以及少数民族语地名意译的非准确化是脆弱性形成的重要驱动因子。其次,汉译用字和译音的简化和非标准化,较高的地名合并、更改及弃用比,较少的地名文献储备量,以及少数民族语使用群体规模的大幅下降也是较为重要的单指标因素。

微观个体认知视角下北方农牧交错带少数民族语聚落地名的汉化进程--从文化符号向空间指位符号的衰变

地名的生命历程包括命名和用名两个环节。地名的符号意义通过命名者得以构建,而在地方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又不断被重构。以内蒙古达茂旗为例,通过大量微观个体的深度访谈,从地方民众认知的视角分析北方农牧交错带少数民族语聚落地名文化符号意义的变迁及成因。结果显示:案例地少数民族语聚落地名汉化趋势明显,其大致经历了少数民族语地名主导阶段、少数民族语和汉语地名共存分立阶段、汉语地名与汉译少数民族语地名主导阶段。随着语言文字环境和用名群体结构的剧烈变迁,少数民族语聚落地名的符号意义在新的用名环境中不断被弱化,地方民众对少数民族语聚落地名的认知越来越有限,少数民族语聚落地名逐渐从意义丰富的文化符号衰变为简单的空间指位符号。

基于大数据的地铁站域活力多维评价及时空间特征——以西安市为例

地铁站域活力是反映城市空间活力以及检验站城空间协调均衡发展的重要标志。论文以西安市为例,利用多源数据,从人群活动和建成环境2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量化评价地铁站域活力,基于活力维度值的比较,对地铁站域进行分类并分析其发展特征。研究发现:(1)西安地铁站域综合活力不足,数量随着活力等级的提高先增加后减少,站域活力的空间分布不均衡。地铁站域的工作日和休息日活力变化都经历了“上升、稳定和衰退”3个阶段。(2)地铁站域活力空间分布总体上呈现显著的中心—外围的空间结构。贯穿西安南北方向的2号地铁线站域平均活力最强,各条线路首尾段的站域活力值普遍较低,地铁换乘站域、旅游区地铁站域、大学聚集区接驳站域活力值较高。功能混合度、地铁可达性、人群活动热度对营造地铁站域活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3)西安市地铁站域可分为孕育型、成长型、平衡型、乳熟型4类。数量分布上,孕育型站域>成长型站域>乳熟型站域>平衡型站域,空间分布同样呈现明显的“中心—外围”分布特点。研究提出更加完善的空间活力评价的理论分析框架,强化西安市地铁站域活力的精细化研究,可为地铁站域更新与规划、赋能城市活力提供决策参考。

我国社区生态旅游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随着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断提升,旅游业规模越来越大,社区生态旅游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但同时人们也对其提出了新的要求。社区生态旅游管理模式还存在一些问题,包括居民内驱力不足、利益分配不明确、同质化问题突出以及参与积极性较低等,阻碍了社区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除了影响到经济发展之外,还在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等的可持续利用方面形成了一定的阻碍。文章基于社区生态旅游相关概念,讨论现存问题,并提出社区生态旅游管理对策,以期改变当前的生态旅游管理模式。

指向区位因素探究能力培养的《百度地图》教学实践——以南京市盒马鲜生为例

新课标强调“探究”和“地理信息技术”的重要性。地理探究能力是重要的地理能力之一,地理信息技术为高中生进行地理探究活动提供了新的便利。文章以南京市盒马鲜生为例,借助《百度地图》软件,设计教学实践活动,以培养高中生地理探究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发展学生地理学科核心素养。

“收缩”背景下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域文化系统脆弱性评价及影响因素——以内蒙古达茂旗为例

北方农牧交错带不仅是生态脆弱带,还是典型的文化脆弱带。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作为边远和欠发达的空间地域类型,带内小城镇难以规避人口流失和城镇收缩对地域文化系统的影响。引入脆弱性分析框架,以内蒙古达茂旗为例,实现城市收缩干扰下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域文化系统脆弱性的量化评估与空间可视化分析,揭示脆弱性形成的影响因子。结果表明:(1)受系统内损性和外部扰动性因素的共同影响,达茂旗地域文化系统脆弱性较为明显。其中,不断减少的民间艺人数量和公共文化空间规模,社会环境的剧烈变迁,以及地缘关系稳定性的下降均是重要的驱动因子。此外,地方认同的缺失也是较为重要的指标因素。(2)脆弱性空间分布不均,具有“南高北低”的空间特征。其中,南部乡镇地域文化系统敏感性偏高,且向北逐渐递减。乡镇地域文化系统暴露度呈现中心高、外围低,南部高、北部低的空间特征。而从恢复力角度看,中心乡镇则较其他乡镇强。研究是人文科学领域中关于地域文化系统变迁研究的一次新尝试;以期探索地域文化系统脆弱性的量化分析方法,丰富脆弱性的研究维度;为提高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域文化系统适应性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清朝以来内蒙古依托寺庙的传统聚落空间演化 ——以百灵庙镇为例

文章以百灵庙镇为例,基于空间叙事视角,通过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利用GIS技术,挖掘内蒙古中部地区依托寺庙的传统聚落空间形态的演变规律,并揭示背后的历史、文化及社会逻辑。结果表明:内蒙古中部地区依托寺庙的传统聚落经历了萌芽期、扩张期及成熟期3个阶段的重构过程,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①萌芽期,聚落空间属于宗教传统规约下等级森严且贴合自然的神圣空间,符合藏传佛教理念的寺庙建筑群是聚落建筑的主体,整个聚落空间形态是统治阶层表达宗教意愿、实现政治抱负的外在表征。②扩张期,聚落空间转变为移民自下而上建构的无序均质的世俗空间。高密度晋风房屋建筑和院落,以及嵌套在建筑中的廊道和空间节点成为聚落的基本空间要素,其空间组织模式是走西口移民个体需求、自我价值及地缘关系在地方社会文化实践中建构的结果,也是晋文化主流化的外在表征。③成熟期,聚落空间是围绕土地价值布局的城镇化土地利用空间,格网化道路、现代化楼房、封闭式小区及开敞空间等全新的景观序列有序组织,成为地方政府追求现代文明和展现民族文化的物质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