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在检察工作中的应用

心理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实用性的学科,其理论知识可以在检察工作的各个环节中得到充分应用。笔者结合在检察机关工作多年的经验,谈谈心理学在各项检察工作中的应用。希望借心理学之力,促进检察工作的全面科学发展,更好地实现检察职能。

数字平台风险感知对平台创新绩效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分析

在对数字平台风险的负面影响研究中,目前关于其对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相对缺乏,同时缺乏隐私保护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在其中的作用关系研究。为进一步明确数字平台风险对平台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以运营数字平台的制造商和分销商为研究对象,设计针对数字平台风险、客户参与、隐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创新绩效的测量量表,基于170份问卷调查数据,应用层次回归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平台风险对平台创新绩效具有负向作用,其中客户参与具有中介效应,隐私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能够减弱这一负向作用。为此,企业需要重视对数字平台风险的识别和管理,重视客户参与在平台创新绩效实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合理运用隐私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的监管和保障作用,以最大限度缓解客户的数字平台风险感知对平台创新绩效的不利影响。

从一故意伤害案说起

当代社会，犯罪现象越来越多，犯罪主体越来越广，各阶层、各年龄段几乎都会有。最近，涉及了一个关于故意伤害的案件，一个成年人将一个未成年人胳膊扭伤，致其轻伤，受害人告其故意伤害。阅卷之后，大概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其实事情可以不必走到这步的。如果当时有一方没有那么冲动，或许就没有现在的后果了。虽说犯罪嫌疑人致使受害人轻伤，符合刑法上关于故意伤害的规定，但我总觉得双方都有过错，在当时双方撕扯时，难免会出现意外状况。我想犯罪罪嫌疑人只是想让他们停手，没有想到会将受害人胳膊扭伤，可见并不是出于犯罪故意要将他弄伤。或许，事情的真相往往不是我们所听到或所看到的那样，得用心去探究事情的真相才是最关键的。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上课的时候老师讲过的一个案例，也是故意伤害致人损伤。不过，这个案件中表面上看起来被告人似乎与案件联系不是很紧密，细细分析之后，才明白原来其中有那么多的奥秘。

也谈团体作案

今天，犯罪分子的犯罪手段、犯罪方法发生了悄然变化。他们不再是单独一个人进行犯罪而是去寻求他人的协助，他们不再是简单的运用自己的身体去实施犯罪而是借助高科技产品，他们通过各种手段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让自己的风险最小化。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们迟早都会有落网的一天。而我们检察机关针对此类恶性犯罪，又该怎样来划分其团体作案成员的责任使其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呢？

浅论我国死刑制度

中国是世界上仍旧保有死刑的国家，在死刑的存废问题上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刑法修正案（八）在坚持死刑制度不废除的前提下继续了对我国死刑制度的改革和建设。在死刑问题中的核心理论就是主存论和主废论。废止死刑应该是一种历史趋势。刑法修正案（八）中减少了死刑的数目，严格了死刑适用的范围，科学化了死刑适用的程序，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从刑法修正案（八）的改革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死刑制度建设的完善和法治建设的发展趋势。

是销售伪劣产品犯罪还是行政违法行为——从一起案例对二者进行辨析

为了惩治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犯罪，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保护广大用户、消费者的全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至一百五十条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犯罪行为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和处罚。九个罪名在行为方式上基本类似，都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但是鉴于对象的不同，每个罪名之间也有一定的差别，笔者通过一起案例，探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和其他几个罪名之间的微妙联系。

浅论新刑诉法视野下的刑事和解制度

此次新刑事诉讼法修改中，专门增加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一章作为第五编第二章。这也是本次新刑诉法修改的一项重要内容，与公诉工作紧密相关。因此笔者就新刑诉法中对刑事和解制度的规定进行阐述，并就检察工作面临的问题和应对，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论我国证人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在刑事诉讼中，作为重要的诉讼参与人，证人出庭对查明案件事实，正确定罪量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证人出庭作证作证率极低是我国刑事审判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正因如此，新刑诉法修改将建全和完善证人制度作为一个重点，对证人资格及范围、证人作证义务及例外、证人出庭的保护及作证费用补助等一系列问题均做出规定。因此，本文以修改后的刑诉法为视角，在分析证人制度完善性的基础上，提出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立足检察工作实际，提出检察机关如何发挥职能完善证人制度的一些建议。

从刘德山案说起

从刘德山被调查、逮捕、起诉以及无罪释放的特殊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刑事诉讼中某些不合法的因素颇为盛行，不禁让人瞠目结舌．深感无奈与绝望。如此，对于一般老百姓而言，要想避免处于如此境地谈何容易，希望渺茫的犹如大海捞针。

浅谈信用卡诈骗之恶意透支

犯罪现象是对一个社会在特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盒等诸多社会因素的综合反映。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观念的逐步变化，刑事犯罪会发生一定的变化。这种变化同时制约着影响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种变化不论是从犯罪的主体、客体，犯罪的主观方面、客观方面，还是从犯罪的手段、方式、方法等等各种方面综合而论的。

浅议矛盾律在刑事侦查中的作用

哲学是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使每个时代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唯物辩证法是对事物发展、分析、解决问题的一般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作为智慧的工具，唯物辩证法对实践有着特殊的指导意义。刑事侦查是“法定侦查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为了查明犯罪事实，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依照法律采用专门调查和指定措施的总称。”刑事侦查是人类社会的一项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是解决社会特殊矛盾，也即揭露、证实打击犯罪的专门的业务活动。刑事侦查的过程充满了对抗、矛盾，因而他从哲学的角度看是富有哲理的实践活动。

论侦查及审查起诉阶段的特殊制度

侦查和审查起诉是刑事诉讼进程中两个至关重要的阶段，关涉到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以及国家公权力的运用，在这两个阶段，时刻都处于多数人利益与少数人利益冲突的纠葛中。事实上在实践中，当这两者发生冲突时，并没有明确地界限告诉我们哪些是应该牺牲的少数利益，哪些少数利益不能牺牲在多数暴政之下。需要我们在刑事诉讼制度的枝桠中发现、权衡，尽量统一这对矛盾，保证天秤两端的重量的横平，实现实体和程序的公正。

小议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以刘某信用卡诈骗案为切入

近年来,随着信用卡在我国普及程度的日益增强,信用卡违法犯罪活动不断增多,其中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占据主要部分。本文旨在通过阐述恶意透支的刑法规定和司法实践,在论述恶意透支归入信用卡诈骗罪的危害性的基础上,针对防范和处理恶意透支犯罪,提出建议。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关系

控辩平衡是刑事诉讼模式进化与发展的产物,是刑事诉讼机制的本质要求,控辩双方的差距影响着诉讼结局。控辩平衡含有平等保护和平等合作两方面,我国刑事诉讼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控辩平衡:应基于控辩平衡理念,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相关的诉讼制度与程序,保障被追诉方的合法权益。

网络爬虫技术应用中的刑法治理规范与责任边界

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据已被定义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大到国家,小到企业和个人,都需从海量的网络数据资源中高效、精准地获取有价值的数据。作为数据获取工具的网络爬虫技术,由于其大大提高数据获取的效率和准确度,但同时网络爬虫技术也对数据安全带来了威胁,其应用规则也随之进入法律视野。在当前的实践中,刑法对该技术的规则模式常采用以“数据授权”为基准的形式判断。但这种规则模式,造成了责任归属的失准,缺失了实质性利益的权衡。爬虫技术的应用的核心是数据的获取,因此探讨其责任边界,就是对数据使用规则及性质的界分。改变以往以授权为基准的归责模式,通过对不同数据类型按照“分级分类”的管理,实现法益保护的类型化以及归责的类型化,为刑法规范提供合理界限。

拖欠银行通过信用卡发放的“万用金”不宜认定为恶意透支

目前,类似浦发银行'万用金'等信用贷款业务在各银行中普遍存在,其贷款通过信用卡平台发放和偿还,数额却远超信用卡授信额度。该类业务用户群体庞大,难免会出现持卡人未能及时还贷的情况。而对于经两次有效催收仍不归还的,是否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恶意透支',未归还的'万用金'数额是否应计入恶意透支信用卡的数额,实践中认识不一。笔者认为,'万用金'并非从信用卡内透支的信用额度,其本质是持卡人与银行之间的独立民事贷款,持卡人使用该贷款后未按约定偿还,应由民事法律关系调整,不应属于恶意透支行为。如将该类贷款业务视为信用卡基本功能内的信用贷款,不能及时还贷的持卡人按照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定罪科刑,则显得谦抑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