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与“思”相结合:“中国哲学史”课程的革故鼎新——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

“中国哲学史”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二年级哲学专业本科生的必修课程。在充分考虑学情、深入剖析学科特点之后,西电的哲学史课程提出“史”与“思”相结合的教学创新设计思路,既注重哲学史的发展脉络梳理,同时关照哲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提炼,将低阶认知逐步过渡到高阶认知,在扩展学生哲学史知识的同时,注重哲学思辨能力的提升。这一创新理念旨在探索实践“新文科”的教育方针,自觉立足于理工科高校的具体场域,来探索人文与科技的结合点、古典与现代的交汇处。在此过程中,帮助学生了解传统文化,训练哲学思维能力,培养其基于系统理论学习基础之上的个人品格之提升与家国民族之认同。

世界的祛魅与虚无主义的危机——论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哲学的“总问题”

浪漫主义的确是一场极具争议且无法用某种单一的立场或者价值观来概括的、极为复杂的思想运动。但是,这种复杂性并不意味着浪漫主义完全缺乏内在的统一性、完全无法定义。早期浪漫主义的美学、宗教、科学和政治思想,与整个哲学或形而上学研究的主题和意图保持着内在的连贯性和统一性。正因为早期浪漫派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思考突破了理性主义和主体性反思哲学的局限,所以,他们关于自然、宗教和政治的观念具有完全不同于启蒙的科学世界观、理性宗教观和契约论国家观的独特理路与思考框架。早期浪漫派试图发展一种非主体主义的形而上学,将意义与规范的根据建立在绝对无条件者之上,以克服理性的异化和现代世界的内在分裂;并通过对审美经验的内在统一性的揭示和一种新的宗教观念的发展来突破理性主义的二元对立,促进理性自身的辩证的、合目的的发展和人的教化,恢复人的整全性,进而从根本上回应现代虚无主义危机,重新奠定人类共同生活的基础。

中国哲学的“蒙式话语”——蒙培元先生中国哲学研究述评

蒙培元先生的中国哲学研究主要涵盖理学、中国哲学思维方式与心灵哲学以及中国生态哲学三个方面。他的理学一方面重视理学发展逻辑和范畴系统,另一方面以朱子研究为核心,内容全面而重点突出。蒙先生眼中的中国哲学,其理论特质表现为主体性思维和心灵情感哲学。前者以主客体的统一为前提,强调体用一源;后者则是心性本体展开的主要方式。在生态哲学方面,蒙先生强调"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命题,表明生态性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理论底色。蒙培元先生的中国哲学研究具有清晰的学科自觉、多样的研究视角、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原则和对中国哲学的客观评价,四者共同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哲学的"蒙式话语"。

启蒙时代的幽灵:德国浪漫主义思想的诠释史

德国浪漫主义所表现出来的诸多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针锋相对的特征,使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作为时代潮流的反动而被贴上了非理性主义、保守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标签。尤其是从19世纪中后期到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泛政治化和民族认同的大背景下,作为在德国历史和文化中孕育出来的第一个本土化的、最具德意志特色的思想文化运动,对浪漫主义的理解不可避免地与时代精神和政治局势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强烈的意识形态化倾向以及古典与浪漫、启蒙与反启蒙的二元对立使得深入德国浪漫主义内在学理的研究难以展开,它要么被刻意贬低,要么被无限美化;要么被认为是完全非政治的,要么被认为是政治上极为反动的。因此,超越启蒙的意识形态和现代性话语,通过对德国浪漫主义的诠释史进行批判性的考察,对于深入德国浪漫主义独特的问题意识和思想语境,揭示德国浪漫主义的合理性与现实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历史与存在:学问古今的施特劳斯之思——兼论三种当代政治哲学的对话

列奥·施特劳斯认为,由于现代政治哲学的历史主义导向,现代学问作为一种"传承的知识"具有明显的衍生特征;相反,古代哲学作为一种"独立获取的知识"直接面对政治生活的"首要问题",更能反映哲学的生活世界背景。尽管施特劳斯明确地反现代性,但其返回古代学问的路数却溯源于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存在论方法,并由此产生以追求"清明"与"节制"为特征的古代德性论的政治哲学观。从思考政治生活"首要问题"的视角看,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面对施特劳斯,都仍然具有可回应的思想空间。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当代反思及其时代价值——基于《黑格尔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的考察

思想史的视角,既是探索马克思政治哲学特质的重要途径,也是彰显其历史性内涵即立足古典而走向现代意蕴的不二法门。立足于深厚的传统思想资源,以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体方法为根本支撑,马克思实现了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形而上学、政治观念、经济观念"三位一体"的批判。在理论焦点上,马克思与近代政治哲学分享了共同的问题意识——基于"道德政治"诉求下的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在理论效应上,马克思对"社会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抓住了自由主义政治正义论的理论盲点,并提供了富有启示性的解答。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这一重大变革,其广泛、深刻的影响一直延伸到当代。就罗尔斯等人仍将"分配正义"作为主题以构建先验的政治理想而言,当代政治哲学尚未企及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分析方法。正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在当代中国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它不仅为研究中国现实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哲学视角,而且也极大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科学性。

论斯宾诺莎与早期德国浪漫主义哲学的兴起

早期德国浪漫派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提出了质疑,试图在这个祛魅的世界中恢复自然、情感和历史的内在价值,以此克服单纯的理性建构所产生的分裂与异化。而这一切都与18世纪末的“泛神论之争”以及由此引发的斯宾诺莎思想在德国哲学中的复兴有着紧密的关联。这场由雅可比挑起的重要争论意在通过对斯宾诺莎主义的批判,揭示理性主义的物质主义、宿命论和无神论后果及其隐含的虚无主义本质。但它又同时将斯宾诺莎再次带回到主流的哲学论争当中,使得早期浪漫派有机会借助对斯宾诺莎的重新阐释,在后康德哲学的语境中发展出独特的浪漫主义哲学。与理性主义坚持有限与无限之间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不同,早期浪漫派试图通过保持有限与无限之间的张力来表达无限,并发展出一种以对立面的动态结合为原则的内在性哲学。

青年黑格尔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伦理体系》为中心

《伦理体系》是黑格尔青年时期的一部重要手稿,是其客观观念论实践哲学的第一次完整的体系性表达。在整个《伦理体系》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一方面,黑格尔表明,不同于形式主义的自然法学说,英国政治经济学揭示了个人的需要、劳动和享受为何以及如何能够在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和商品交换中成为促进良好社会秩序形成和公共利益满足的规范性要素。但另一方面,通过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法权体系的批判性重构,黑格尔也深刻揭示了政治经济学范畴中所包含的否定性,基于抽象劳动和抽象人格的形式化的市民社会法权必然会在伦理自然的实现过程中受到各种具有理性必然性的否定性力量的挑战。

通向实数的第三条路——《算术的基本规律》中的实数理论

弗雷格的逻辑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将实数理论还原为逻辑。在《算术的基本规律》中,实数被定义为量域中的量的比例,而量域是一个属于正类的类。尽管《算术的基本规律》中的系统有矛盾,但是这本著作中的实数理论能以一致的方式加以重构。库契拉选择在集合论的框架中重构它。他证明了弗雷格的量域和实数集是稠密连续有序且具有阿基米德性的阿贝尔群。本文在库契拉的重构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它们是戴德金连续的阿基米德有序域。

孝何以是一种德性?——在德性伦理学的视域下重审亲亲之爱

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的加剧，老年群体社会地位边缘化的问题愈加严峻。社会调查数据和社会学研究显示：中国大陆农村地区的老人自杀率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高；代际之间养育一反馈关系严重失衡，传统的孝道观念被市场化的交换概念所代替。另一方面，与私人生活的变革相应，孝也从传统“德之本”的地位上衰落，而被视为一种过时的，甚至可疑的“德性”。

青年马克思论“真正的民主制”与共产主义

在1844年以前,青年马克思曾反对形式的、政治的民主,吁求"人民主权"和"真正的民主制"。在"真正的民主制"概念中,贯穿着以恢复人之存在完整性的人本主义哲学,它稍后被转译成以克服自由主义所造成的"公人"与"私人"分裂的"人类解放"诉求,并被彻底以"共产主义"概念取代。对"共产主义"概念的重新启用,意味着马克思狙击其他各类"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重新思考了人类的命运。

论宗教成为中华文化未来创造方向的可能--唐君毅对“现代性”问题调适的一个尝试

面对"花果飘零"的悲剧性现实和西学知识分类体系独霸天下的局面,"反向格义"成为唐君毅阐释自己学说的无奈之举。他从儒学的"教化"之义中拈出"人文主义"以契合于现代社会,从而为中华文化面向现代找到"灵根自植"的药引。儒学的宗教性集合了西学体系下道德、宗教与人文的理论品质,能够协调人类在超越性与现实性方面的需求。因而,唐君毅将"宗教"视为中华文化未来创造的方向,并将"三祭"概念作为切入点加以阐释,明显具有"神道设教"的味道。

老龄化背景下的代际公平问题——从儒家伦理的视角看

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养老保障领域的代际公平问题愈加凸显。通过与自由主义代际公平理论的对比研究,本文表明至少在中国当代语境下,孝道仍然是养老资源代际分配的一个重要道德依据和价值基础。对以孝道为基础的代际契约的重视,不仅给解决中国语境下养老领域代际公平问题提供了一种超越自由主义的理论视野,而且提供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度资源。本文尝试从儒家家庭本位的社会正义观出发,通过重构传统伦理资源,探索一种以家庭为中心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以应对老龄化背景下的代际公平问题。

理学视域下的“中和”新解——论程颐的中和思想

程颐建构理学体系的过程具体表现为在儒家道统论的逻辑下,对传统的儒家典籍进行理学化诠释。他对《中庸》之“中和”思想的疏解,就是这一过程的典型代表。程颐将“中”分为“在中”“中之道”和“中者状性之体段”三个层次:“在中”指心体寂然不动时呈现的浑然无方向的状态;“中之道”凸显的是“已发之中”,即“和”的无过不及之意;“中者状性之体段”是指至善之性本自中道、无偏塞昏蔽的性状。程颐基于心性论说明了“中”之三义的思想次第:心体未发时能够涵摄性体以构成其“浑然在中”的内在根据;心贯通于未发已发,因而可以由“发而中节”之和探寻性体的中道状态。在工夫论上,他以“敬义夹持”为修养总则,要求未发时以恭敬的态度涵养心性统一体,保持“在中”状态;已发时加上格物穷理的集义工夫,获得判断是非的具体准则并落实之。程颐对“中和”思想具有理学化色彩的诠释,使得《中庸》成为支撑其理学体系的关键文献,也为道学开辟了一条区别于汉唐儒学的经典诠释路径。

技术时代的时间图像——海德格尔论无聊情绪

海德格尔将无聊确立为现代生活基本情绪,但是无聊情绪在什么意义上支配着现代生活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主题。本文试图将海德格尔无聊现象学放回到现代人的实际生活处境,阐释无聊与以计算、加速为特征的技术主义运作机制的内在关联,并论证无聊就是当今时代的时间图像。由此,海德格尔的无聊现象学上承帕斯卡、克尔凯郭尔等对现代世界历史命运的判断,下启阿甘本等对机器文化和加速社会的批判。最后本文将简要探讨深度无聊如何可能开启一条克服技术主义危机的道路。

日本近代“公德”发展与“法治”关系探赜

日本近代,国民"公德心"的拥有、"公德"水平的快速提高,乃至精神风貌的极大改观,不仅仅是日本政府对国民进行公德教育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与"公德"相应的"法治"健全与有效运用的结果。探赜日本近代"公德"发展与"法治"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会体会到:其一,日本近代强制性治理"不公德"顽疾的"法治"意识提高;其二,日本近代具有法律效力的《违式诖违条例》落实,迅速使国民"公德"水平提升;其三,日本近代"公德教育"与"法治"有机结合推动了国民"公德"快速发展。

日本近代“公德”与文明

日本明治维新后,一方面,随着技术的发展,文明开化的实施,新文明推进了国民“公德”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日本近代自明治时代后期开始,随着国民“公德”水平的不断提升,近代新的文明随之发展。日本近代的文明与“公德”相互促进、紧密联系交织在一起,共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其表现:其一,日本近代“公德”论热潮及实践中“公德”推进基于西洋文明的刺激;其二,日本近代国民“公德”提升促进了新“文明”发展;其三,日本近代“公德”与“文明”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

日本近代的“公德”“训言”

日本近代的“公德”“训言”,是对近代日本国民遵守“公德”规则、规范的行为指导,并且以简单易记、容易理解、便于操作的表达方式体现。日本近代“公德”“训言”,是近代日本政府重视“公德”提升的产物,是落实统治者国民道德教育方针的手段之一。日本近代“公德”“训言”,其主要内容包括“消极公德”的“训言”和“积极公德”的“训言”。“公德”之“训言”以“训言”的方式告诫国民要有所不为、有所为。日本近代“公德”“训言”,是与道德的其他“训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道德诸要素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也是道德诸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日本近代“公德”“训言”以及道德的其他“训言”,对于促进日本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对于提高整个国家的“公德”水平,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孝何以是一种德性?——在德性伦理学的视域下重审亲亲之爱

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的加剧,老年群体社会地位边缘化的问题愈加严峻。社会调查数据和社会学研究显示：中国大陆农村地区的老人自杀率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高;代际之间养育—反馈关系严重失衡,传统的孝道观念被市场化的交换概念所代替。另一方面,与私人生活的变革相应,孝也从传统＂德之本＂的地位上衰落,而被视为一种过时的,甚至可疑的＂德性＂。

融合与互动:宋明时期心性变化与三教关系的演变发展

三教异同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议题。朱熹因严守三教界限而主张“天下无二道”,认为儒家与佛老的差异在于认心为性。王阳明则主张三教融通,认为三教差异在于见道有偏全。焦竑进一步发展王阳明的三教观,主张三教殊途同归,三教差异在于教。三教关系的变化实际是心性论的变化。朱子因此认为“圣人本天,释氏本心”,王阳明则认为圣人既本天亦本心,焦竑认为三教心、性、理皆同,本心之学皆为圣学。朱熹、王阳明、焦竑对三教的不同认识也加深了儒释道在心性论上的互动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