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国政法大学)开放课题指南(2014年度)

一、实验室简介 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国政法大学），以下简称“实验室”，以法庭科学技术和证据法学为两大研究领域，以法医学、物证技术学和证据法学为三个主要研究方向，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综合研究为特色，以证据科学的重大理论问题、科技前沿问题和国家重大需求为主要研究内容，以获取原始创新成果和自主知识产权为主要研究目标，实行“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运行机制，为科学研究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和实验条件。本实验室的具体研究方向包括：证据法学、法医临床学、法医病理学、法医精神心理学、法医生物学和物证技术学。

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国政法大学)开放课题指南(2010年度)

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国政法大学），以下简称“实验室”，以法庭科学技术和证据法学为两大研究领域。以法医学、物证技术学和证据法学为三个主要研究方向，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综合研究为特色，以证据科学的重大理论问题、科技前沿问题和国家重大需求为主要研究内容，以获取原始创新成果和自主知识产权为主要研究目标，实行“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运行机制，为科学研究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和实验条件。本实验室的具体研究方向包括：证据法学、法医临床学、法医病理学、法医精神心理学、法医生物学和物证技术学。

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国政法大学)开放课题指南(2011年度)

一、实验室简介 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国政法大学）,以下简称＂实验室＂,以法庭科学技术和证据法学为两大研究领域,以法医学、物证技术学和证据法学为三个主要研究方向,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综合研究为特色,以证据科学的重大理论问题、科技前沿问题和国家重大需求为主要研究内容,以获取原始创新成果和自主知识产权为主要研究目标,实行＂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运行机制,为科学研究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和实验条件。

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国政法大学)开放课题指南(2009年度)

一、实验室简介 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国政法大学），以下简称“实验室”，以法庭科学技术和证据法学为两大研究领域，以法医学、物证技术学和证据法学为三个主要研究方向，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综合研究为特色，以证据科学的重大理论问题、科技前沿问题和国家重大需求为主要研究内容，

层级化视野下法庭科学/司法鉴定标准体系的解析与借鉴

法庭科学提供的科学证据有助于司法机关更好地进行事实认定,进而保证司法公正。因此对于保障法庭科学有效性的大量标准,有必要进行系统研究与分析。当前我国法庭科学/司法鉴定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标准体系,涵盖了法庭科学的不同分领域。然而现行体系存在诸多问题,如:标准之间缺乏逻辑联系,重视技术标准而忽视基础和管理标准,以及缺乏有效的顶层设计等,我国法庭科学标准体系建设仍需加强。针对于此,本文系统梳理当前国际法庭科学标准体系建设现状,介绍法庭科学标准层级化理论,分析其理论合理性,讨论我国现行法庭科学体系建设的内涵及不足之处,并基于此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旨在为中国法庭科学标准体系的未来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

合规管理与标准化:科学证据时代的司法鉴定公信力建设

司法鉴定服务于诉讼活动,涉及双方当事人权益以及社会其他公共利益,其公信力建设至关重要。鉴定作为司法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科学性、法律性以及服务性的社会属性。在科学证据的时代,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而打证据又通常是打鉴定,使得司法鉴定的社会影响力逐年攀升。随着鉴定机构数量渐趋饱和,其社会化、市场化以及趋利性带来了恶性竞争,而司法鉴定黄牛、虚假鉴定负面报道不断,且鉴定意见的科学性、可靠性也遭到学界、公众、媒体、实务界的争议,使得鉴定公信力陷入诸多困境。通过系统梳理合规、公信力、科学证据等概念,剖析司法鉴定公信力建设的现实困境,介绍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37301合规管理体系的最新理念,并提出公信力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可进行以下多维度路径探索:用合规管理提升司法鉴定管理的规范性,并将“道伯特(Daubert)原则”作为法庭科学/司法鉴定的框架性标准;用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提升司法鉴定的科学信任度;强化过程管理,加强诚信体系建设,全面提升司法鉴定的客户满意度。

美国法庭科学标准化实践评介

美国已建立全国性的法庭科学标准化委员会作为加强法庭科学实践的制度构成。美国法庭科学标准存在一些问题,《国家总统在推动刑事司法改革中的角色》以及《美国法庭科学的加强之路》等文献中均有记载。这些问题包括法庭科学面临不确定性和被误读的风险,以及美国法庭科学领域隐藏的危机四伏。具体包括缺乏合适验证的法庭科学方法、缺乏中立的鉴定、存有偏见的分析、法庭科学缺乏足够的培训、法庭科学标准稀缺、经常误导和错误的鉴定结果、缺乏独立的监督等问题,部分法庭科学缺乏整个行业的匹配标准。美国法庭科学标准化改革主要随着刑事司法改革涉及的证据问题而逐步推进,主要分布在指纹鉴定、文书鉴定、车辆鉴定、电子数据鉴定、法医DNA鉴定、管制物品鉴定、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等方面。

论科学证据的可采性和可靠性——以科学的特性为视角

科学具有可证伪性、可知性和主观性的特点。科学的可证伪性和主观性导致以科学为原理或方法的科学证据并不天然地具有可靠性,因此要求事实裁判者遵循认知逻辑以常识为基础认识科学证据。以常识为判断依据、可接受的科学,是科学证据可采性的前提。正确认知科学证据是事实裁判者按照证据规则审查科学证据可靠性的前提。审查科学证据的证明力则要求事实裁判者遵循法律理性进行判断。

科学证据的概念维度与评价范式——“法学”与“哲学”双重视域

概念维度与评价范式构成了科学证据问题的两个基础层面。前者属于本体论问题,所要解决的是:科学证据是什么?后者属于认识论问题,所要解决的是:如何评价科学证据的可靠性。在锚定概念内涵的前提下,对科学证据所作之评价才值得信赖。透过法学与哲学的双重视域,科学证据的概念分为三重维度,即科学性、技术性与法律性;而科学证据的评价分为两种范式,即“理解范式”与“证成范式”。作为主流的“理解范式”面临着诸多困境,无助于解决司法实践难题。相比之下,“证成范式”则具有理论与实践的优越性,为科学证据评价指明了方向。整体上,科学证据基础层面的问题研究,有助于我国司法鉴定理论和实践困境的解决。

法庭科学/司法鉴定意见的可靠性问题研究

为满足各种调查以及证据应用的目的,法庭科学/司法鉴定意见应当具有可靠性。开篇以法庭科学/司法鉴定可靠性之问展开,系统梳理了法庭科学/司法鉴定的相关概念。以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刑事司法中的法庭科学报告为参照,介绍了该报告的中心思想,指出鉴定意见的可靠性包括重复性、再现性和准确性,并提炼了该报告中关于法庭科学鉴定方法可靠性的科学标准,即鉴定方法需具有基本有效性和适用有效性。前者的科学标准又包括了两个要素:具有可再现性且一致的鉴定程序;经实证研究确定的该鉴定方法的误报率和灵敏度等。基于以上评介与分析,提出当前我国鉴定意见可靠性建设需包括五个方面:确保应用的科学理论/方法得到法庭科学共同体的普遍接受性;应保证鉴定方法本身的科学有效性;应对司法鉴定人主体的适格性提出要求;防范动机偏见与认知偏差对可靠性的影响;加强司法鉴定内部审核建设、全面加强法庭科学/司法鉴定的质量控制,以确保鉴定意见的可靠性。

“毒驾”案件中质谱证据的采集及应用

吸毒后驾驶(简称"毒驾")案件中,科学证据的检验方法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制订以及案件公平公正的处理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微量陈旧血样中安非他明类毒品为分析目标,建立了一种气相色谱-正离子化学电离-串联质谱(GC/PCI-MS/MS)检测方法,并将其应用于370份交通事故案件中"酒驾"检测后剩余的微量陈旧血样。结果表明,该方法的灵敏度高、回收率好,测试样品中安非他明类毒品的检出率约为0.27%。上述研究结果不仅为我国"毒驾"案件的处理提供了一种高效的检测方法,而且为相关法律措施的制订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数据和研究思路。

误导信息和源检测影响证言准确性的实验研究

通过操纵信息类型与测试类型两个自变量,探讨误导信息和源检测对证言准确性、自信程度的影响,同时研究了心理控制源、焦虑、自尊与证言准确性、自信程度的相关。研究发现,误导信息是影响证言准确性的重要因素,自信程度与心理控制源、自尊之间存在正相关。

论行刑衔接中行政执法证据的使用

新《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的规定打破了传统证据法学在证据合法性认定上必须有适格取证主体的硬性规定。为了限制大量行政证据无序进入刑事司法领域,立法从行政证据的准入范围和使用方式上进行了控制。然而实践中为了片面提高办案效率,办案人员仍通过各种渠道规避法律,将大量本应重新制作收集的言词类行政证据直接混入刑事证据体系来认定案情,给刑事案件的办案质量带来较大风险。从完善我国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长远未来出发,一方面应淡化行刑衔接中取证主体作为证据合法性必备要件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应逐渐完善传闻法则、关联性法则以及合法性法则等证据规则,从证据能力(证据资格)方面提高行政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的门槛,实现行刑衔接的高效科学运转。

审判中心主义背景下的证据裁判原则反思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司法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明确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审判中心主义的确立标志着我国刑事司法基本格局开始由传统的侦查中心主义开始向审判中心主义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其中的一项核心内容就是要"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

刑事证据辩护的理论反思

刑事证据辩护作为辩护形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当前司法实践当中。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刑事证据辩护的形成与证据规则的发展之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我国当前的司法改革和刑事诉讼基本格局的变革,为刑事证据辩护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外部制度环境。作为一种日渐独立的辩护形态,刑事证据辩护在辩护的内容、辩护的手段、辩护的对象和目标上都与传统的辩护形态存在重要的区别。我国当前刑事司法制度还存在诸多制约证据辩护展开的制度障碍,需要加以进一步改革和理顺。

论DNA鉴定结论的证据效力研究

DNA分析技术发展迅速,具有很多其它法庭科学技术不可比拟的优点,广泛用于刑事案件侦查、民事纠纷解决等。虽然我国DNA鉴定技术上与国际水平差距不大,但因为缺乏相应证据规则,DNA鉴定结论在应用上表现出诸多问题。为了规范DNA鉴定结论的应用,本文从DNA鉴定使用的遗传标记衡量DNA鉴定结论的证明力大小,从鉴定机构是否合法、受案程序是否得当、DNA鉴定过程是否符合17025标准等方面判断DNA鉴定结论是否具有证明效力。在认定DNA鉴定结论有证明效力的前提下判断其证明力大小,即判断能否达到个体识别和亲权鉴定的目的。此外,呼吁我国尽早出台DNA证据规则,以规范DNA鉴定结论的应用。

中国法医临床学之鉴定现状、技术标准与科学研究

对中国法医临床学现状从四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鉴定业务占据司法鉴定主流。截止到2014年,法医临床类鉴定案件量逾100万件/年,占同期20个司法鉴定类别(在司法行政部门注册登记)案件总数的55.3%,鉴定委托事项数量超过17项。二是技术标准体系基本确立。目前已有各类鉴定标准22项,常用标准14项。三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学科研究活跃。鉴定实践中的难点问题构成了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向,其中包括肢体功能评定、视觉功能和听觉功能评定、男子性功能评定,活体骨龄评定以及医疗纠纷司法鉴定等,应用临床电生理技术及功能影像学技术客观评定人体功能,取得了一批突破性的成果。四是推动标准化建设成为大势所趋。目前,法医临床学的主要问题是鉴定标准的科学性差与证明力低,在国家着力推动标准化战略的大背景下,完善法医临床学标准化体系建设是目前的当务之急。

死后生物化学分析在法医学死因鉴定中的研究进展

死因鉴定是法医实践中的重要内容。死后生物化学分析现已成为法医学死因鉴定的重要辅助分析手段,具有操作简便、检验效率高、便于了解死亡机制等优势。本文就死后生物化学分析方法的发展现状、自身优势及存在问题进行综述,并通过提出可行的解决办法,探讨死后生物化学分析方法在法医学死因鉴定研究中的应用前景,以期为该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从涉鉴舆情视角论现阶段司法鉴定工作重点

我国现阶段涉鉴舆情事件不断发生,从涉鉴舆情的视角,可以明显看到我国目前司法鉴定制度在鉴定程序的启动、鉴定主体的选任、鉴定过程的参与、鉴定意见的采纳、重新鉴定的提起、司法鉴定的监督等方面的弊端所在。在现阶段司法鉴定体制不会发生大变革的前提下,出于防范和应对涉鉴舆情事件之需要,建议从积极打造权威性司法鉴定机构、保障权威鉴定机构的中立性、构建合理的重新鉴定机制、抓好对司法鉴定工作的规制、着力解决高昂的鉴定收费现象等方面完善我国的司法鉴定工作。

再论如何正确应用DNA证据

以英美法系和我国司法实践中鉴定人角色差异为视野,深入探讨DNA证据应用领域中的三个经典命题的推导主体,明确鉴定人在DNA证据应用中的职责权限,避免DNA证据被错误解读和应用,并尝试以证据的相关性、可采性和证明力为基础,探讨我国司法实践中DNA证据正确应用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