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AI将重构社会经济运行底层逻辑的理论研究

ChatGPT问世,AI技术真正地走入了人类社会的生活,它将给人类社会带来颠覆性的影响,并重构社会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GenAI的本质是人类社会的知识和信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重大革命。GenAI以近似“全知”大数据为强化学习与预训练的基础,通过算法秒速加持在语言的意义和语词之间自动化地建立起搭配的关联性,形成机器思维,具有远远超过人类思维的惊人效率。GenAI以大众化的方式让人类社会的每一个人都能够便利及无成本地获得和交流所需求的知识和信息,这既推进人类社会文明的进程,也让个体人力资本水平全面提升。GenAI问世对就业市场巨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知识性为主导的行业,但不存在对传统劳动力市场的替代效应,而是更有利于就业者职位的切换,及整个人类社会职场的工作时间减少。GenAI问世也是科技企业的一场平台革命。这场革命将形成数字经济的新生态,给人类社会的每一个人带来多维的价值创造、价值获得、价值交换的机会。这也是GenAI能够不断创新和发展、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最大动力。

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成果——评谷书堂教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稿》

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谷书堂教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稿》(以下简称《论稿》),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深度思考社会主义制度、体制、机制改革,为我们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难得的理论基础和经验总结。

平台经济的实质及运作机制研究

大数据时代,平台经济已经成了一种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并正在掀起一场经济革命。这场革命与数字化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及传统经济学人性微观基础正在演变的趋势有关。平台经济是一种以数据为生产要素、以大数据分析为客户创造价值的新型商业模式,其获得的决策信息趋向于全面、客观与准确。平台经济的实质是运用大数据网络技术来克服传统经济中的信息约束、认知约束,以此来整合及挖掘各种资源,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平台经济作为一种新的资源配置方式,既不同于宏观市场也有别于微观企业,其资源配置是通过数字化的网络利益协调机制来完成的。

中国相对贫困治理及其对策研究

在取得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成就之后,中国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阶段将重点开展相对贫困治理。相对贫困的核心内涵是收入分配不均等。相较于绝对贫困,相对贫困不仅具有多维性、多元性,而且具有长期性等特征,同经济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阶段都紧密相关,在瞄准和治理上都比绝对贫困更加复杂。国际上发达国家和国内部分发展较快地区的相对贫困实践经验值得借鉴。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收入分组数据,采用城乡两条相对贫困线测算了中国城乡相对贫困发生率并通过预测分析发现,近年来中国相对贫困程度整体大致平稳但略有上升,未来中国农村相对贫困可能会出现缓慢下降趋势,而城镇略有上升但基本保持平稳。“十四五”时期相对贫困治理不仅要继续巩固已有脱贫成就、保证扶贫政策的有序衔接及可持续发展,更需确定适当的相对贫困标准、实现相对贫困的城乡统筹,并结合乡村振兴,建立可持续、常态化的相对贫困减贫机制。

基于普惠金融发展的家庭网络消费行为研究

网络消费作为一种新型消费业态和模式,已成为扩大内需的新力量。本文应用Probit模型及处理效应等方法,在普惠金融发展视角下研究了家庭的网络消费行为。结果显示,普惠金融发展显著正向地提升了网络消费家庭的比例和频率,且经过渐进的增长,网络消费家庭的总消费水平更高、消费结构较优,在城镇家庭里更明显。而通过便利支付、缓解流动性约束、提高家庭收入三种机制,普惠金融发展还提升了这些家庭的网络消费支出额。异质性分析也得出了一系列丰富的结论。加深家庭金融参与程度,加快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帮助老年群体、低收入群体迈过数字鸿沟,能更大程度上普及网络消费,进一步扩大内需。

关于中国金融风险防范与控制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

防范与控制当前中国金融市场风险,并非仅仅用一些简单指标测算就能解决,而要从风险产生的根源及本质入手。信用过度扩张是金融风险及金融危机的根源。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中国进入信用过度扩张高涨期,成为当前中国金融风险的根源。中国信用过度扩张的载体是暴利的房地产市场。所以,防范与控制中国金融市场风险,就要全面地去金融杠杆,挤出房地产泡沫,从而降低中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概率,并把防控当前金融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

“双支柱”宏观调控新框架的理论研究

十九大提出的双支柱调控框架不仅是未来国家金融政策的新框架及新战略,也是国家金融稳定的准则。现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实质是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来界定信用扩张的可能性边界。在成熟的市场体系下,以利率规则为基础的货币政策才能够既维持金融稳定又促进实体经济增长。宏观审慎政策是在利率机制弱化的情况下,防范系统性风险发生的政策选择。它是用规则的方式来界定信用扩张的可能性边界,但是否能够适应未来金融市场发展还不确定,需要实践检验。对于双支柱宏观调控框架,尽管宏观审慎政策显得特别重要,内容也丰富,但同样是货币政策有效价格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的产物。因此,确立双支柱宏观调控框架的重心,应该放在加快金融市场价格机制(利率及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上。这样,以利率规则为基础的货币政策体系才能建立,双支柱宏观调控框架才具有科学性、稳健性及前瞻性,才能够真正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

十九大报告新金融政策的相关重大理论问题研究

十九大报告确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确立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蓝图,由此也引申出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实行新的金融政策。这其中包含着几个重大理论问题,如确立现代金融产业体系,就得给金融正名,确立金融是实体经济而不是虚拟经济;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就得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金融品的价格运作机制与非金融品的价格运作机制有根本性不同;分享现代金融服务是一种天赋人权,它是促进社会共同进步及人的全面发展最为重要的途径,这需要理论上全面确证及制度上保证;双支柱的调控新框架不仅是国家金融政策的新框架及新战略,也是维护国家金融稳定的准则,其目的是保证金融市场稳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但这个框架是一个开放体系,要随着实践及理论研究不断完善。

我国开放式基金评级信息质量研究

众多的评级机构在为投资者提供评级信息的时候对同一只基金的评级可能并不相同,投资者选择哪种评级成为他们更关心的问题。不仅仅是投资者关心,监管者也在关注评级的发展。证监会目前已出台相关的基金评级文件以规范当前基金评级市场。本文切中时弊,通过对晨星评级、银河评级以及理珀评级的比较研究发现,晨星提供的评级信息质量优于理珀提供的评级信息质量;理珀提供的评级信息质量又优于银河提供的评级信息质量。从基金的业绩对比来看,银河的基金评级方法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国内的基金评级还需要极大改进。

政府主导 市场运作 企业参与 全力提升对口支援就业扶贫工作水平——基于新疆和田地区就业扶贫工作的调查研究

新疆和田部分区县的劳动力转移就业扶贫工作,在促进和推动劳动力转移就业扶贫方面的基本做法有三:一是由政府部门直接组织协调,向疆外和北疆地区输出较大规模的劳动力;二是在政府引导下由劳务公司和培训学校教育培训后,向外转移和输出一批劳动力;三是由政府支持在当地创办更多中小微企业,吸收接纳一批就近就地就业人员等等。经验措施包括:“凡就业先培训”的办法;劳动力转移采取“组团式”输出方式;形成“双语干部驻厂配合集中管理”特色模式;以及解除劳务输出人员后顾之忧的“四托”政策(托儿、托老、托养牲畜、托种土地)等等十多条。这些做法和措施是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实行的,值得其他地区的扶贫工作中,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贫困区推广借鉴。

并购失败:管理者利益保护还是经济安全威胁解除?——凯雷收购徐工案例研究

凯雷集团并购徐工机械是国内第一起由国际私人股权基金获得大型国有企业绝对控股权的案例。文章采用事件研究法,以徐工机械控股的上市公司徐工科技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此次并购过程中的五个事件:首次签署并购协议,博客门事件,修订并购协议,二次修订并购协议,协议到期。研究表明上市公司股东在前两个事件中获得了显著的正超常收益,而在后两个事件中的超常收益显著为负,至协议到期并购失败后又获得显著为正的超常收益。从并购过程中的市场反应来看,支持经济安全威胁的证据比支持管理者利益保护的证据更强。

房价变动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中介效应分析——基于家庭财富配置的视角

房价高速增长与消费增速放缓是近些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重要特征,房产作为中国居民资产配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格变动必将对居民消费产生重要影响。选取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家庭财富配置视角,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房价变动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机制,在此基础上分析相对房价水平和房价增速对房价波动影响消费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房价上涨通过增加可支配收入和降低储蓄率对有房家庭消费产生促进作用。并且,房价增速的加快会抑制该住房财富效应。而相对房价水平的提高则会促进其发挥。

“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框架的有效性——基于我国商业银行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16家上市银行2007~2017年的微观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宏观调控框架在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和抑制经济顺周期波动方面的有效性。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能够降低宽松货币政策环境下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在经济上行期,弥补了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信贷的不足但容易出现政策超调现象。在经济下行期,弥补了货币政策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不足但容易出现政策抵消现象。因此,要在健全货币政策框架、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不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促进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以提高双支柱宏观调控框架的有效性、前瞻性与稳健性。

企业杠杆率偏离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基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

本文基于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2007-2019年数据,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系统分析了企业杠杆率偏离行为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杠杆率偏离行为会显著增加股价崩盘风险发生的概率。企业杠杆率偏离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在企业财务困境较为严重、企业业绩下滑及股价波动率较高时更为显著,而在分析师追踪人数较多及盈余预测准确性较高的企业中二者关系得到有效的抑制。本研究揭示出企业杠杆率偏离行为可能引起系统性风险的新路径。因此,政府应当高度重视企业信贷资源配置效率,引导企业合理利用信贷工具,防范系统性风险。

人口年龄结构如何影响住房财富效应?--基于家庭微观视角的分析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高房价均为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的重要特征,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住房财富效应的影响对于房价调控、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检验人口年龄结构对住房财富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老年抚养比和幼年抚养比升高显著增强了住房财富效应,且幼年抚养比升高对住房财富效应的影响更大;进一步,老年抚养比和幼年抚养比对拥有大产权房产家庭和低房价收入比家庭的住房财富效应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拥有小产权房产家庭和高房价收入比家庭的影响不显著;并且,幼年抚养比对家庭住房财富效应的正向影响在高房价地区更为显著,老年抚养比对其的正向影响则在低房价区域更显著。

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的非对称性影响——基于大型银行和中小型银行的实证研究

在差别准备金率政策基础上,对16家上市商业银行2007~201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实证检验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对大型银行和中小型银行在信贷投放和经营策略方面的非对称性,研究结果表明,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的实施能够弥补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为商业银行所带来的利润损失,鼓励各银行优化资产结构,进而提高自身盈利水平,而且中小银行的信贷投放行为对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更为敏感。但是,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的实施容易导致中小银行过度依赖于以存贷款的利息差获取利润的传统信贷业务,而忽视对金融产品的创新和其他业务的发展。因此,量化和分析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对大型银行和中小型银行的非对称性影响对完善和优化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促进金融市场公平有序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ChatGPT的颠覆性影响及其应对:以数字经济为主线

GPT作为一种生成式AI演算法,其智能近乎“全知”,具有众多的功能。它能够化解在大数据时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数据智能化技术的约束,实现AI技术的大众化。AI技术大众化的实质就是让每一个人能在近乎“全知”的条件下进行分散化决策,让数字经济运行回到市场经济的原点。GPT的出现是人类知识和信息生成方式的一场革命,要求重建现有的游戏规则,对知识、学习、职业和创新进行重新定义,这将改变数字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GPT将渗透到数字经济运行的每一个方面,其影响是颠覆性的,这将创建以GPT为主导的新经济形态,为每一个人提供多维度的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机会。我们应对的方式只能是参与它,学习它,拥抱它。创建中国式GPT我们有巨大优势,但也要弥补数字技术创新、教育制度、监管治理等方面的不足。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全球化之变动趋势

近些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快演进,国际社会各种力量加速调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动荡频发,逆全球化思潮日益抬头,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首先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经济、政治、文化及对外关系等多方面对百年变局的特征和内涵进行了分析,说明资本主义文明由盛转衰并逐步被新型文明所替代。这种以世纪为单位测量的体系性、系统性、全球性变化,才是影响整个世界秩序百年变局的实质。其次指出,正是在这样背景下产生了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思潮,使贸易、投资、服务、金融及劳动力的全球化流动受到阻碍,其根源在于西方国家以资本利益导向推动的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导致其产业结构空心化、虚拟化以及加剧阶级分化和国际贸易及资本账户失衡,从而深刻揭示出逆全球化的更多特征及深层本质,并指出全球化的方向可能有所调整但其总体变动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最后,据此简约提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追求民族复兴过程中,应当继续扩大开放,促进国内外大循环,在推进自身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的同时惠及全球发展的应对策略。

中国式ChatGPT创建的优势与约束条件

只有化解约束条件,创造新的环境,中国式ChatGPT创建才能够顺其自然,才能真正让通用生成式AI技术应用服务于国内大众及企业最近,ChatGPT横空出世并迅速风靡全球,让整个世界为之“意乱情迷”。人们或测试或使用ChatGPT,让它来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创作小说诗歌、撰写报告纲要或论文、梳理数据、编写代码等。

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与企业脱实向虚行为

本文结合我国非金融企业脱实向虚行为的形成机制及微观层面企业发展的特征事实,基于“管理层监督机制”和“信息质量”双重视角探究抑制企业脱实向虚行为的内在机制,并以2007-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回归拟合出企业最优的金融化水平。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显著抑制企业脱实向虚行为,可能的内在机制是管理层持股比例增加通过弱化企业管理层与股东信息不对称及弱化管理层自利动机、强化信息质量等维度降低管理层自利动机,进而抑制企业脱实向虚的行为。因此,企业应当重视管理层监督及管理层激励机制,培育良好的公司内部治理环境抑制企业脱实向虚,以推进微观层面实体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