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消费引领型经济的落脚点——专访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董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

“可选消费品占比提升,彰显中国消费升级的趋势。”“解决中国消费症结的最关键问题还是在于提升居民收入,以及解决收入分配的结构性问题。”“中国发展消费引领型经济的落脚点,并不在于数据层面上消费占比的提升,或是消费增长的提速。”……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不确定因素增加。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更加凸显。消费这驾马车的动力,不仅关乎到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国家的竞争力,还关系到每个百姓的美好生活。那么,2019年,我国的消费呈现出什么特点,又有哪些亮点?为此,我们专访了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董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

美国垃圾债遭抛售的根源及影响

2017年11月中旬,美国垃圾债市场掀起大面积抛售潮,后期虽已企稳,但仍对市场情绪起伏影响较大。本文分析了本轮垃圾债市场抛售对其他美国金融市场的影响,探讨了垃圾债与国债及股市之间的联系,并预测了美国国债收益率的未来走势。

人民币会走向“广场协议”吗?

2018年以来人民币汇率“落而又起”,令国际社会对人民币汇率感到迷茫与不解,但2019年以来的人民币升值的确主要是市场情绪驱动的结果。人民币定价机制的市场化方向已经揭开一角。在更加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下,人民币汇改的纵深推进将不会缺席,而金融对外开放带来的大量资本流入将为人民币汇改提供良好的时间窗口。

2018年利率债供给全梳理

总量上,利率债供给压力主要集中在6—7月,单月净融资或在万亿元附近;供给偏弱的时点是一季度和9月及以后,单月净融资可能仅在4000亿元附近。结构上,国债方面,超长债的净融资压力上升,从而带动供给期限拉长;地方债方面,新增专项债的供给较大,压力集中在6—7月;政金债方面,整体净融资可能不会显著扩张,但5月净融资最多,季初首月供给压力通常较小。

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人民币汇率

近期,新冠肺炎对人民币汇率造成了一定冲击。1月21日疫情显著扩散之后,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从6.86快速回升到春节假期后的7.01左右,收回了此前因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带来的升幅。疫情冲击下,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担忧主要在于两点:一是,疫情对全年经济增长造成冲击。鉴于疫情对消费、运输及企业开工的冲击,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GDP将受到较为明显的拖累,全年GDP增速也会受到影响,但不会改变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趋势。

中国如何应对全球化新逆风

传统制造业的改造升级是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契合点,是中国经济短期增长与中长期增长潜力的平衡点,也是中国在全球化新逆风下稳外贸、稳外资的关键点。

宏观经济政策年中探路——当前财政热点“五问五答”

即便面临短期经济波动，财政政策可以也应该微调，但整肃财政纪律与促进财政“高质量发展”仍应持续推进.2018年4月下旬以来，随着中美贸易冲突愈演愈烈，同内政策出现了一些松动迹象。4月18日，央行宣布降准100基点；4月2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重提“扩大内需”。在财政政策领域，5月2目，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压减一半以上.

新兴市场货币怎么了

2018年以来，美国经济表现较好。美联储货币常态化进程和加息节奏提速，使得美元强势地位得以巩固。但同时，全球主耍经济体的经济和货币周期开始明显分化，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表现平平，更不断有发展中国家陷入本币大幅波动的麻烦。

财政政策能有多“积极”

2019年,中国经济金融领域仍会面临不少风险,财政政策需要维持积极基调,并增强定向发力功能。经济层面,在经历“抢出口”后贸易增速大概率回落,近期频现的土地流拍使得地产开工与投资可能滞后走弱。如果两个风险因素在2019年1-2季度重叠,再叠加消费持续低迷、基建对冲力度不够,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有进一步加剧的可能性。

新兴市场的配置机会来了吗

在美联储的加息周期,新兴市场资产价格通常会面临较大的压力。2013年5月底,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表示,将考虑逐步缩减QE规模。这一消息直接导致了"削减购买恐慌"(Taper Tantrum),美国债券收益率大幅飙升,并进一步传导至股票资产与新兴国家市场。那么2018年以来新兴市场的表现与2013年有何不同? 2019年年初以来,全球资金流入新兴市场的规模有所上升。这一现象是美联储加息节奏生变、美股调整背景下的短期调整还是趋势性变化呢?本文认为,相比2013年,印度、巴西等国资金流出的幅度相对较小,中国市场甚至出现了相当规模的净流入。2019年年初以来,资金撤离美国并进入新兴市场的趋势进一步显现;债券市场在2013年的"洗礼"后表现更加稳健,而股票市场的前期调整或已经反映悲观预期,未来或将延续好转迹象。即便美联储继续加息,也并不妨碍新兴市场相对配置价值的上升,而如果美联储暂停加息,将更为利好新兴市场。

中国金融改革：经验、困境与未来

本文以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背景为轴,回顾总结了中国金融改革的历史进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改革在稳增长的内在诉求下推进缓慢,而金融改革却因利率市场化闸门的开启而大踏步地向前,但也逐渐埋下了当前种种金融乱象的根源。而当前的种种金融乱象,无疑是目前制约金融改革走向深入的一层枷锁。因此,推进"金融去杠杆"、整治金融乱象,从而为金融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创造条件,更需着眼经济改革,着力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着力于打破国企的预算软约束,着力于民间投资活力的激发培育。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四次应对和处理"外部失衡"的经验,以及19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所留下的深刻教训,我们认为,"经济改革-金融改革-金融开放"由急到缓地协同推进,是身处经济转型的关键节点、金融市场化尚未全然理顺的改革阶段的中国,更加理性与稳妥的选择。

金融去杠杆向何处去

4月10日以来，中国银监会密集下发监管文件，推进开展银行业“三套利”“三违反”和“四不当”专项治理工作，重点指向同业、银行理财、委外等业务，金融去杠杆政策态度之严厉引发资本市场剧烈动荡。

降准逻辑再审视

2017年，央行“不降准”的底气也许不再那么充足。货币乘数回落的压力，合格抵押品渐趋紧张的现实，高准备金率与利率走廊的固有冲突，以及结构性工具实现“引导资金流向”的困难，这些都会令央行陷入不降准的困境，也加大了“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的难度。

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股市开放的历程、影响和借鉴

随着A股在MSCI指数中纳入因子的提高,中国股票市场的对外开放步入加速阶段。这将成为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一环。鉴于当前中国金融自由化尚处在推进阶段,且股票市场的开放为渐进模式,因此,以英美为代表的首批直接开放的发达经济体和墨西哥等开放政策较为激进的新兴市场国家,对当前中国的参考意义较为有限;相对而言,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股市开放参考意义较大。

捷径,还是陷阱?——中国“过早去工业化”的风险

去工业化是一国产业升级过程中的重要表现,一国去工业化的核心,是在工业技术提升、消费结构升级的基础上,劳动力从工业转向服务业,但并不必然意味着工业产出份额的大幅下降。中国去工业化过程,对消费升级、技术提升的呈现不足,反而伴随着资本积累效率下降、产业升级缓慢等现象。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适时的政策纠偏。扭转过早去工业化的趋势,充分发挥优势部门潜力,提升整体生产效率,通过工业自主带动服务业,是一国实现产业升级和持续增长的"正道"。

如何看美联储的花式操作？——“有机扩表+短端收益率控制”政策评析

本文主要讨论近期美联储的"有机扩表+短端收益率控制"政策的具体内容、目的和经济影响。首先回顾了历史上的几次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并重点分析日央行的"QQE+长端收益率控制"政策及效果,再结合美国经济与金融市场形势分析美联储"有机扩表+短端收益率控制"政策的真正目的,同时展望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以及美债收益率曲线的走势。

渐行渐远的QE

退出量化宽松已经成为主要发达国家的默认选项。英国央行于2017年11月加息,加入紧缩阵营。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时点适宜,缩表路径清晰,与市场沟通充分,避免了不必要的市场波动。欧元区暂未退出量化宽松,但是到2019年欧洲央行将面临无德国债券可买的处境。欧央行在未来退出量化宽松时,可以借鉴美联储的政策经验,强调择机退出和渐进退出。在发达经济体渐进退出量化宽松的同时,未来政策发力方向更可能偏向财政政策,因为财政扩张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目前来看不会很大。

硬币的两面:“金融去杠杆”与“实体去杠杆”

金融去杠杆的实质是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异。"宽财政"加"宽货币"的背景下,实体与金融的运行与格局同时发生了变化,如实体经济杠杆率快速攀升、资金的脱实向虚与金融加杠杆等,而金融资源的错配、"金融去杠杆"对民间投资也存在着潜在的负面影响。为此,本文对进一步深化金融去杠杆提出思路。

从社会融资规模看经济企稳

当前,社会融资(以下简称“社融”)数据的走向成为资本市场关注焦点,今年1月份的金融数据掀起了一番震动和讨论,央行还特别召开了一次数据解读的吹风会。市场之所以关注社融,主要在于2018年中国经济下行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信用环境的收紧,其中又以表外融资的骤然收缩为主。

客观看待当前的货币政策

2018年4月17日，央行宣布定向降准100bp，配合置换未到期MLF和促进小微贷款投放的操作。6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提出，通过定向降准措施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6月24日，央行宣布对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城商行、非县域农商行、外资银行等定向降准50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