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下中国自贸试验区建设的现实约束、演进逻辑与政策取向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面临泛安全化倾向挤压开放合作空间、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抬高开放标准和要求、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亟待突破等现实约束,需要处理好供需动态平衡、内外开放平衡、区域发展平衡,遵循由“效率优先兼顾安全”转向“效率与安全并重”、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由“产业演化路径依赖”转向“产业链协同创新”的演进逻辑。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要着力提升自贸试验区的平台能级,强化质量与安全导向,聚焦打造多点多极的双循环节点枢纽、提升国际经贸规则制定话语权、扩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带动效应“三向发力”。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的政策取向为:坚持高水平对内对外开放,有效应对“脱钩断链”;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中国技术经济演化的路径选择

当今世界经济竞争的核心是科技竞争,特别表现为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的竞争。在党的二十大报告相关精神的指导下,对新经济、数字经济及高科技演化规律进行深入探讨,总结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技术演进路径,分析技术演进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未来技术演进路径加以展望,提出对策,以此推动中国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研究认为,中国应强化、优化现有技术路径:加强基础研究,促进应用研究,提升技术创新的空间与高度;继续加强技术引进、外资引进以提高中国企业的生产效率,弥补技术链、产业链短板,提高技术链、产业链位势;继续强化本国组装技术、系统集成技术的优势,引领全球化的生产与贸易格局;加强自主创新,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配置优质创新资源展开国际竞争,努力攻克“卡脖子”的技术短板。

美欧数据要素市场治理模式比较与中国因应——基于全球数字经济战略博弈的视角考察

数据要素是指根据特定生产需求汇聚、整理、加工而成的计算机数据及其衍生形态;伴随着通信和数据技术的发展,其在相应产业背景的演变中逐渐成为促进生产的关键要素。从全球数字经济战略博弈视角而言,数据要素治理模式关乎数字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选择何种模式属于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经济结构、改变竞争格局的战略决策。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已逐步确立符合自身优势特点的数据要素市场治理模式,以获取全球数据要素治理规范标准的主导权。美国基于全球市场导向的国家战略和强大数字经济实力,整体上奉行以数据自由为基础的“开放、进攻型数据治理模式”,构筑美国主导的全球数据要素市场治理规范体系;欧盟基于人本主义传统和缺少强大数字科技平台企业的实际,选择以人权保障为基础的“强监管、全面防御型数据治理模式”,推行欧盟版的全球数据要素市场治理规范体系。中国应直面美欧竞争态势,一方面深入研究美国和欧盟模式的竞争优势及不足,不断探究、揭示并恪守数字经济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应结合中国自身特点和优势,合理借鉴美欧经验,以期后中争先,提出以数据安全为基石的“开放、积极防御型数据治理模式”(即“中国模式”),持续不断地形塑有利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全球数字经济新格局。

中国数字金融研究进展

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的革命性产物,众多学者对数字金融的发展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论文采用文献梳理法对近两年来有关数字金融的文献进行梳理总结,发现数字金融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多维度的,主要涉及企业部门、银行部门、家庭部门和宏观经济等方面的研究。在对企业部门的影响方面,数字金融的发展解决了企业融资约束问题,提高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财务绩效和创新水平,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对银行部门的影响方面,数字金融的发展提高了银行的经营效率、盈利能力和创新水平,促使银行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在对家庭部门的影响方面,数字金融提升了家庭金融资产组合的配置效率,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降低了农村家庭的贫困程度。在对农业部门的影响方面,数字金融推动了农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升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方面,数字金融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营商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基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的研究

已有研究探讨了营商环境组成部分的变化与企业社会责任(CSR)之间的关系,但尚未有文献研究整体营商环境的改善对CSR的影响。使用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研究发现,营商环境改善对企业的CSR履行有积极影响,而企业家政治关联则会削弱营商环境改善对CSR的积极影响。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营商环境改善仅会对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和公益社会责任(未扣除抵税效应)产生正向影响,但对企业的员工社会责任没有显著影响。同时,营商环境改善对CSR的积极影响在营商环境水平较高地区中更大。此外,机制分析表明,营商环境改善会通过经济激励和利他主义两个机制提高企业的CSR表现。

双边税收协定与中国企业对外绿地投资--基于协定条款异质性的因果证据

双边税收协定理论上能够减少跨国投资的不确定性,降低跨国公司的税收负担。然而协定对于绿地投资有无促进作用,协定中哪些条款能够发挥实质性作用,目前缺乏系统的因果证据。本文基于2003—2021年122个国家(地区)面板数据,检验了双边税收协定对中国企业对外绿地投资的影响,并讨论不同条款的效应差异。研究发现,双边税收协定显著提高了中国对缔约国家或地区的绿地投资,协定对高制度质量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促进效应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协定中的税率优惠条款和税收饶让条款是促进绿地投资的关键因素,包含两个条款的协定比单一条款发挥的促进作用更强。

制度创新对中国省际出口韧性的影响及机制分析——基于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分析了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中国省际出口韧性的影响及其内在影响机制。结果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出口韧性,且自由贸易试验区能够通过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效应提升出口韧性。从区域维度看,经济欠发达地区与非边疆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出口韧性的提升作用更显著。从时间维度看,后设立批次对出口韧性的提升作用强于前设立批次。为更好发挥制度优势对提升出口韧性的积极作用,应发挥好自由贸易试验区功能,注重欠发达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同时发挥产业集聚、技术进步的中间作用,不断提升中国出口韧性。

文化润疆视域下高校美育课程的课程思政教学路径探析——以新疆财经大学为例

高校美育课程作为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状况是检验高校育人成效与水平的重要指标。在新时代背景下,新疆高校美育教育不仅要符合当代中国的国情,而且要强化美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联系,彰显美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的魅力,把美育的育人重点需放在重塑学生人格、提升学生文化认同上。高校要在美育中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实现对学生“德”与“智”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该文从文化润疆视域下美育与课程思政的融合模式出发,结合文化润疆理论在高校美育中的实践经验,探讨新疆高校美育与课程思政融合教学的创新模式和实施策略。

中国企业生存分析:来自工商登记数据的证据

中国企业的生存状况不仅关乎其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更对国家的经济稳定和增长具有深远影响。现有研究缺少对中国企业生存情况的全域画像。本文基于工商登记数据测度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生存状况的演变和异质性,建立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了企业从事科技创新的行为和成果对企业风险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企业寿命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亚洲金融危机、加入WTO和全球金融危机是企业生存的关键性转折点。企业寿命的两极分化现象逐渐加剧,竞争性行业寿命更短,垄断性行业寿命更长,营商环境较好的地区企业寿命相对较长,注册资本更高的企业风险率更低。制造业企业从事高技术行业的风险率高于一般行业,但是获得专利或发明专利可以降低企业风险率。批发和零售业、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获得专利同样能改善企业的生存情况。本文从多个维度刻画了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基本规律,为理解企业进入和消亡的内在机制提供参考。

中国粮食贸易进口特征、问题及应对策略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本文通过对中国粮食贸易进口规模、进口主要来源、进口数量与本土产量规模的对比分析,探究粮食贸易进口存在的问题,并从宏观调控粮食进口规模、拓宽进口市场渠道、优化进口粮食产品结构、完善粮食储备体系和提高国际粮食话语权等方面,提出优化我国粮食贸易进口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提高国家粮食安全和粮食进口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建言献策。

新疆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育人模式探究——基于新疆财经大学“七彩五育”育人模式的观察

新时代高校将“一站式”学生社区作为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阵地,积极推进学生社区建设。通过梳理分析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现状,以及新疆财经大学“七彩五育”学生社区建设情况,探索立足学校、学院、学生特点的新疆高校学生社区育人模式,力求解决社区建设中师生认同感不强、育人模式品牌建设不足等问题,为新疆高校深化学生社区育人模式建设提供参考,进而构建“三全育人”新格局。

财经素养对大学生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

为探讨财经素养对大学生消费行为的影响,本研究对广西某高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1)47.7%的大学生每个月生活费为1000-1500元,92.6%的大学生生活费来自家庭供给,79.2%的大学生会把剩余的月生活费储存下来。(2)大学生中有87%对财经素养有兴趣,29%从来不主动学习财经类知识或技能,72.9%希望通过学校开设相关课程系统学习。(3)大学生消费行为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户籍、财经素养兴趣和攒钱习惯对大学生电商节消费行为影响显著。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大学生财经素养水平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财经素养对大学生消费行为有重要影响,加强大学生财经素养教育,有利于大学生形成科学合理的消费行为习惯。

中国茶文化融入新疆高校课程思政育人创新路径

中国茶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国际影响力,其背后蕴含着儒释道三家的哲学智慧。在“文化润疆”的大背景下,将中国茶文化融入到新疆高校课程思政教学中,不仅可以丰富教学内容,还可以激发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爱好,提升当代大学生的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从而加强文化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现代财税体制的理论渊源、基本共性与中国特质

现代财税体制改革逐渐成为中国财税工作的核心议题。然而,“现代”一词在财政领域依然缺乏明确解读,“现代财政制度”“现代财税制度”等概念缺乏相对清晰的定义和特征。财政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国家财富生产方式转变、公民权益意识觉醒、社会结构优化调整三个方面。区别于现代财政制度,现代财税体制是在巩固已有制度的基础上,由现代预算制度、现代税收制度、现代政府间财政关系等凸显“现代”特征的子体制所构成的统一体,是一系列制度和文件的统称。中国现代财税体制改革一方面要遵循制度建设保证法定性和规范性、体制管理实行绩效问责模式、权力运行公开透明、持续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共性,另一方面要把握中国特性,以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中国消费政策演进历程、逻辑和取向

促进消费发展,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就需求结构视角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从低水平消费主导到投资和出口双主导,再到消费主导的演进历程。与之相对应,政府分别实施了倡导适度消费、全面促进消费和推动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消费政策。在以人民为中心和改善民生的价值观引导下,消费政策演进的理论逻辑是满足居民美好生活需要、处理好消费与生产的比例关系以及发挥消费能动作用的互促共进。新时代消费政策必须关注消费发展不均衡、需求结构失衡、供需结构错配等挑战。推动消费持续发展,应强化以富裕共享为指导的均衡发展策略、实施以满足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的需求促进政策和推进以供需匹配为导向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镇化转型——历史脉络、典型事实与路径选择

近70年来,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呈现出从起步调整、恢复发展、发展壮大到提质优化的阶段性发展导向,其中以土地开发为核心的外延扩张模式尤为突出。在重新审视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后发现,中国的外延式城镇化发轫于工业化与土地财政需求,而后兴起于户籍限制放松与用地指标开源。虽然这种外延模式有力地促进了城市发展,但是过快的扩张却加剧了城市发展同质化、产业空心化、交通网络阻塞化、社会事业滞后化、资源分配行政化等多元矛盾。因此,随着城镇化进入下半场,粗放的扩张路径不再适用于现代化的城市建设,中国亟待推动城镇化道路由外延式向高质量、内涵式转型。基于此,需要着力构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镇化蓝图,针对外延发展中的典型症结,在城乡统筹、产城融合、共建共享、优势互补和空间协同等方面做出积极探索,做好增量“减法”,做优存量“加法”,以适应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求,并赋予其“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

绿色金融、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促进绿色创新发展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采用相关计量模型,研究了绿色金融、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色金融、环境规制都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起到直接的驱动作用,而且绿色金融、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非线性关系存在正向显著的门槛效应特征;异质性估计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更为显著,但是绿色金融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而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在南方地区更为突出;通过进一步采用空间计量模型,结果发现绿色金融、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该研究结论可以为我国研究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新动能提供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时空格局与区域差异研究

本文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和数字经济环境3个维度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3~2020年我国31个省域相关数据,运用熵权Topsis评价法、莫兰指数、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空间收敛模型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时空格局以及区域差异进行探析。研究发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持续增长,但区域“数字鸿沟”现象严重,呈现出东、中、西区域梯度式递减特征;省域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演化不变”和“演化退步”两种类型,空间正相关性的省域数量大于空间负相关性的省域数量;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导因素来自于区域间差异,全国与东、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绝对β收敛与条件β收敛,而西部地区在不考虑空间因素下存在绝对β收敛,不存在条件β收敛。

化肥减量施用会影响中国的粮食安全吗?

化肥作为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对粮食增产贡献巨大,但过量施用也造成了农业“内卷化”、农业面源污染、粮食质量安全等问题。2015年,中国开始实施化肥零增长行动方案,推行化肥减量增效工作。该文通过构建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与多元回归模型,以探讨化肥减量政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并设计了化肥减量施用的三种方案。结果表明,在确保中国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化肥施用量可逐步减少至国际公认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在此水平上不仅能够达到足够的产量水平保障粮食安全,同时化肥施用量也恢复至安全范围以内,极大地减少了对粮食本身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在化肥减量施用过程中,应加强宣传教育以树立高效节约观念,完善配套的政策和制度建设,推进粮食全产业链整体技术创新,持续推进精准施肥、科学施肥技术。

从分权下集权到集权下分权——近代中国财政分权与事权适配的演进

近代中国财政分权,经历了从分权下集权到集权下分权的演进。晚清到北洋时期,财权不断下移,权力格局愈发碎片化。中央欲在分权状态下集中财权,但地方或不予理会,或群起反对,各项措置之策皆无果而终。地方利用实质性掌握的财权,自征捐税,自发公债,自印钞券,自补军需,自扩疆圉,进一步加剧了央地关系的离散,央地财政关系愈发混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尝试打碎过度分权下的失序状态,通过战争、金融统制、税制改革等措施,以期让权力从碎片化逐渐走向集中化。在相对集权的中央政府统一框架下,“实省虚县”与“实县虚省”,形成中央、省(市)、县(市)的三级财政体系的框架,部分适配了各级政府事权的需要。但因中央政府权力正当性的普遍质疑和财政的人格化控制,侵蚀了中央的权威性,使其分权效果较为有限,但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北洋时期央地财政关系边界不清、权限不明的含混之局。从分权下集权到集权下分权,反映了财权从下移到上移的演化过程,中央政府对全局控制能力的差异,影响了财政分权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