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李茂生同志在论文中谈如何强化人民银行的中央银行职能

他说,经济工作的最高决策者和领导者真正将中国人民银行当作国家宏观经济调节控制的主要机构之一,是强化中央银行职能的前提;加强人民银行建设,强化人民银行,是强化中央银行职能的关键;以企业化为核心,进行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改革,使之对中央银行的政策措施作出灵敏反应,是强化中央银行职能的微观基础。

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王绍飞研究员在论文中阐明强化中央银行的理论依据

在我国只讲中央银行是国家银行、银行的银行,并不足以成为强化中央银行职能的依据,我国的特殊经济关系需要对中央银行的特殊性质作进一步说明。(1) 社会主义中央银行是体现社会需要的社会机构,不是政府的一般职能部门。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货币基本上扬弃了私有制的局限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副所长赵效民提出 强化中央银行宏观调节职能的外部条件

在12日下午的大会发言中,赵效民提出了强化中央银行宏观调节职能必须具备的四个外部条件: 一、要增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包括: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直接隶属于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其地方分支机构也独立于地方各级政府,中央银行独立于财政,财政发生赤字。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推出《财经蓝皮书:中国服务业发展报告№3》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前所长江小涓与现任所长裴长洪共同主编的《财经蓝皮书：中国服务业发展报告№3》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

基于《实施方案》政策文本的体育消费城市建设研究

根据区域异质性理论,对31个体育消费试点城市《实施方案》的文本研究发现,体育消费试点城市建设的目标定位可分为先发引领型、特色示范型、后发跨越型,政策路径可分为偏向供给型和供需双向型,政策保障可分为营商环境建设类和政策工具选用类,这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体育发展基础、体育消费需求、营商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其动力机制源于供给侧、需求侧和环境侧要素间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的结果。需要关注的是,试点城市目标定位的科学性有待提高、建设举措的区域异质性体现不足、政策保障还不够细化实化,未来应设置科学合理的目标定位,从供需两侧精准发力促进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增强政策举措的针对性,强化政策“落地感”。

科技助力全民健身:智能穿戴设备对大众体育锻炼参与的影响

科技互联时代,智能穿戴设备的普及成为引领全民健身的新风尚。本研究利用微观调查数据探究智能穿戴设备对大众体育锻炼参与的影响及其作用途径。研究发现,智能穿戴设备有助于提升大众体育锻炼参与水平,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PSM重新估计、更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排除其他因素影响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中介作用表明智能穿戴设备通过提升大众的健康关注和社会资本进而促进其体育锻炼参与。异质性分析发现,智能穿戴设备对西部地区、中年群体体育锻炼参与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一发现对推动西部地区、中年群体参与体育锻炼具有重要启示。因此,市场主体应进一步丰富智能穿戴设备功能,优化使用方法,职能部门可将智能穿戴设备作为全民健身推广普及的重要手段。

智能化工作方式对劳动者体育锻炼参与的影响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探究智能化工作方式对劳动者体育锻炼参与的影响及其传导路径。研究发现:(1)智能化工作方式显著提升了劳动者体育锻炼参与水平,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PSM重新估计、更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控制行业固定效应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智能化工作方式通过降低工作强度、提升认知能力2条路径影响劳动者体育锻炼参与;(3)智能化工作方式对30岁以下年轻劳动者、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劳动者的体育锻炼参与影响更大。基于此,要高度关注新型工作方式给劳动者身心健康带来的影响,通过提供与劳动者工作形式相匹配的健身指导方案、开展健身科普宣传、提高认识能力等方式,积极推动劳动者积极参与体育锻炼。

产业转型升级与对外开放水平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特征

基于2004、2009、2014和2019年的30个省份数据,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探究产业转型升级与对外开放水平在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上的时空演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耦合度整体水平较高且随年份增加不断加强,并具有较小的区域性差异,在空间上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耦合协调度在整体上倾向于失调且随年份增加稍有加剧的趋势,并具有显著的区域性差异,在地理空间上大致呈现“自东向西,梯形递减”的分布格局。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基于北京市与长三角地区的比较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影响其升级有两个重要原因:制造业企业内部制造环节和服务环节的分离降低了企业的装置成本并有助于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社会化的专业分工有助于形成规模经济,并且在产业关联度上形成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互动。历史经验表明,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顶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不断地投入现代服务业所内含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使整体产业结构不断向"软化"趋势调整。通过利用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四地以及全国2002年投入产出表计算比较,北京是制造业的生产过程中能够较多地利用外部服务业的地区;利用北京等四地2000～2005年的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计量检验表明在四地外部服务业的发展都将有利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中,北京市的服务业增加值提高1个百分点,将使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0.648个百分点。

环境保护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本文将环境保护支出区分为环保部门财政支出和环保项目财政支出两种类型,以绩效目标为核心主线,以绩效评价模型所确立的基本框架为依据,构建了一套全面的、系统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环境保护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环保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围绕经济性、合规性、资金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率四个方面层层展开,环保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围绕合规性、环保效果和资金使用效率三个方面层层展开,既包括较为概括的通用指标,又涵盖了较为细化的具体指标,将指标体系框架的统一性和具体指标形式的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我国消费金融服务业发展现状及政策选择

消费金融日益成为影响我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国家金融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发展消费金融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从投资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进而有利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文综合各类研究观点,分析了我国消费金融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发展消费金融服务业的政策建议。

正确理解瓦格纳法则的科学内涵

瓦格纳法则是财政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目前一般将其理解为财政支出增长率快于GNP增长率。实际上,瓦格纳法则存在三个层次的含义,其中瓦格纳法则Ⅰ揭示了财政支出的资源配置实质,其对应的变量必然人均支出,而不是GNP或GDP;瓦格纳法则Ⅱ是一个过渡指标,体现了财政收入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瓦格纳法则Ⅲ是财政收支平衡以后体现的瓦格纳法则,是现实中体现出来的瓦格纳法则。我国的财政收入/GDP和中央财政收入/财政总收入两个指标建议改用支出类指标。

中国财政赤字的规模与作用

在改革开放的20年里,我国的财政赤字成为低通货膨胀的发展手段。目前的财政赤字规模并不可怕,需要关注的可能是财政状况的恶化趋势。而当前是否要竭尽全力改善财政状况,最终取决于决策者是更关心财政状况,还是更关心国民经济运行状况。

基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外资研发中心研究框架

外资研发中心NIS研究框架在研究视角和范式以及理念上实现创新,突出外资研发中心从事开放性技术创新活动的本质特征,视其为NIS中的特殊内生变量,突破了囿于“外资与“R&D两条线路分离研究的局限,是一个视角统一、目标明确、同时具有强大张力的动态研究范式。研究框架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定位的政策化视角与广适性以及研究视野的全球化等方面均显示出其适用性。

上市银行企业财务绩效与社会责任关系研究

文章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从社会责任衡量指标与财务绩效指标入手,通过实证研究考察我国银行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从而为银行业处理社会责任与自我发展的关系提供依据,促进银行业经济的发展。

数字化生活方式影响全民健身意愿的微观证据与作用机制

数字化生活方式是全民健身发展面临的新时代背景。利用2010、2011、2014、2016、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考察数字化生活方式对全民健身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时代形成的数字化生活方式是影响全民健身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生活方式显著提升了大众体育锻炼的频率;经过异质性分析、更换被解释变量、排除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影响、缩短考察时间区间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数字化生活方式影响全民健身意愿的作用机制体现为:数字化生活方式丰富了个体学习的渠道和内容,通过学习效应提升全民健身意愿;数字化生活方式通过提升个人社会资本进而提高全民健身意愿。

中外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比较研究

通过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横向和纵向比较,本文认为2001年以来我国消费需求不足、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力趋于弱化的局面不断加剧。在借鉴国外增强消费拉动力的成功经验,并结合中国经济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四点政策建议。

论解决我国闲置土地问题的财税对策

依据我国闲置土地的现状和成因，提出运用财税政策解决我国土地资源配置与耕地保护的基本思路、途径和方法，为消化和利用闲置土地、规范土地市场运作提供了较大思索空间。

在结构性改革中优化公共服务

本文提出了一个公共服务的基本分析框架 ,其包括四个层次 :公共服务的范围、公共服务的提供、公共服务的运行机制与公共服务制度激励。我国当前重点强调在我国结构改革过程中保证公共服务的效率和公平。在结构调整中保证低收入人群最基本的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 ,保证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水平 ,是维护社会基本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