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组织互构:基层治理者的数字负担及其应对——基于上海市X街道数字治理平台的案例研究

数字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新范式,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机遇。数字技术的应用显著提升了基层治理效率,但在面对“减负增能”的政策导向时,实际上基层治理者正普遍地面临工作时间延长、工作压力增大等数字增负效应。基于上海市X街道数字治理平台的经验研究,文章搭建了“数字技术—基层治理者—社区居民—科层组织”的分析框架,以类型化方法区分了基层治理者的组织性负担、技术性负担、主体性负担与互动性负担,并具体剖析了数字负担的形成原因及其应对策略。研究发现,基层治理者的数字负担主要包括组织性负担、技术性负担、主体性负担以及互动性负担。在基层数字治理实践中,四种数字负担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再生产的生态系统,这一循环过程构成了数字治理的复杂压力。

多重身份政策企业家如何推动政策创新?——以G市环境社会治理创新为例

多重身份作为政策企业家的新兴特征,对成功的政策创新发挥着积极效应。政策企业家的多重身份源于体制内政治身份与体制外社会身份的叠加,不同身份携带的角色资源为政策企业家构建可为的制度空间,进而采取因应性行动策略对政策创新施加影响。论文围绕“政策企业家多重身份何以影响和推动政策创新”的核心命题,构建“多重身份—制度空间—行动策略”分析框架,系统揭示三者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1)政策企业家政治身份和社会身份叠加产生“政治、技术、组织和关系”的角色资源积累。(2)多重身份携带的角色资源对制度空间发挥塑造功能,具体表现为“扩展行动空间、拓宽组织边界、打破创新依赖和突破知识壁垒”。(3)适宜的制度空间促进政策企业家的行动策略选择,“跨体制流动、构建政策共同体、知识输入和制度化输出”是实现政策创新的关键策略。在G市“双河长制”和“五位一体”环境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过程中,多重身份、制度空间与行动策略间的相互关系得以印证,多重身份对政策创新发挥积极效应得以证实。

结构洞理论视角下城市片区治理的行动逻辑及其反思——基于上海市F街道的实践考察

基层治理体系作为国家制度执行能力和社会基本运作秩序的集中体现,已然随着不确定性时代的来临而涌现出多重风险。现阶段,中国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的困境主要是围绕以街道为代表的国家行政力量与以居委会为代表的社会自治力量在基层场域的潜在矛盾甚至冲突展开的。凝聚力不足、资源整合受阻、注意力调配失调,共同阻碍着当前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的深入开展。街道与居委会之间设立的“片区”则通过占据街居之间的结构洞位置成为优化街居关系、纾解基层行政与自治张力的重要接点。尽管片区治理的模式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借助于结构洞的理论视角分析,我们在经验调查中发现,以“片区”为核心的治理实践不仅形成了一套规范有序的行动逻辑,而且为城市基层治理的合作共治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乡村文化治理的主体特征与模式选择——以农村移风易俗为例

移风易俗作为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抓手,是保障乡村振兴行稳致远的一场持久攻坚战。乡村风俗礼仪异化、习俗变低俗的现象,是乡村文化空间治理失灵、资本转换方式扭曲、公序良俗式微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彻底整治农村陈规陋习,需要国家、社会和市场多种主体力量的协同合作与联合行动。从村民参与性和主体力量多元性的视角,可以将乡村文化治理划分为动员型模式、自治型模式、协同型模式和整合型模式四种类型,每种模式具有不同的适用条件、适用范围和比较优势。

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及其治理

城乡融合发展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力举措。近年来,城乡融合发展的“确定性—不确定性”张力不断激化,主体参与、空间融合、要素流动、治理体系等层面的不确定性不断增长,甚至可能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步入一种“不确定性”的情境中,使得各种发展机遇与不确定性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性”提供了理解城乡融合过程中风险生成和演化的重要视角。对此,亟须以“不确定性”为导向,强化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多元主体的共同体意识,重构城乡空间秩序,引导要素有序流动,夯实协同治理体系,以化解不确定性风险,有序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促进乡村振兴实践。

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逻辑向度

党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革命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创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自我革命的主要目的是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其目标是引领伟大的社会革命,推进社会革命符合历史规律地向前发展,又不断在社会革命中推进自我革命,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具有深厚的理论逻辑、政治逻辑和实践逻辑。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始终坚守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为人类进步事业做贡献的革命情怀,凸显了党以自我革命精神破解“历史周期率”的坚定决心和制胜秘诀,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勇于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政治品质。

养老型返迁:易地搬迁老人的社会融入困境及养老选择--基于某脱贫县集中安置社区的跟踪调查

做好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扶持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而城镇集中安置是易地扶贫搬迁的重要方式,农村老人被安置进城后的养老状况直接影响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效。调研发现,进入城镇安置社区的农村老人返回农村养老的现象非常普遍,构成一种“养老型返迁”,这与地方政府的政策预期相差较大。其根源是易地搬迁老人在城镇安置社区中的社会融入程度低,具体表现为经济整合程度低、社会适应能力差、文化习得接受慢等,从而导致易地搬迁老人成为城镇社会中的“边缘人”。要理性看待易地搬迁老人的“养老型返迁”行为,在后续扶持过程中应考虑易地搬迁老人独特的居住和生活需求,给予其制度性的返迁空间,并通过在城镇安置社区中发展老年产业、再造社区共同体等方式,为易地搬迁老人更好地融入城镇社会提供支持。

论村级党组织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

村级党组织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是有效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助推乡村振兴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之要。应着重从引领的内在本质、现实意义、实践路径等方面来理解如何引领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明确村级党组织与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关系,彰显其领导核心地位和初心使命,承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经验,不断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助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这不仅需要增强村级党组织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政治引领力、团结协同力和具体执行力,还需要形成常态化引领构建的保障机制,破解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疑难杂症。

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问题检视与路向

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本真目的是立足于凝聚和团结起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为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凝心聚力。集中体现了“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的建设理念,彰显了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的本质属性和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立场。在新的时代境遇下检视和透析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问题,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中心地位的治理立场,秉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导向强化互惠型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推动“公德”和“智能”并举的智慧赋能型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是进一步深化乡村治理共同体研究的必要之举。

数字赋能生态文明内在逻辑、实践模式与推进路径——以浙江、福建与贵州为例

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数字技术是新时代对经济与社会影响力最大、影响面最广、影响时间最长的现代科技,探索数字技术赋能生态文明建设之路是必然趋势。文章以大数据及生态文明相关理论为支撑,结合浙江、福建、贵州等地实践经验,归纳出数字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模式,分析大数据如何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系列技术服务,及说明其中的理论逻辑和具体推进路径。研究发现:大数据技术在环境保护、明晰生态资产、生态价值核算以及引导人格文明方面都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可以从治理平台、价值实现、绿色核算、生态信用四个路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最后指出未来数字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努力方向,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有益建议。

国家介入与地方行动:乡村内生发展的张力及其化解

基层社会发展离不开国家的适时介入与有效引领。在乡村内生发展的现实背景下,国家适时介入并有效引领乡村社会的良性变革,是乡村建设的主要路径和基本内容,然而其中存在的一定的现实张力也给乡村内生发展实践带来了挑战。本文从新内生发展的视角,梳理乡村发展实践中国家介入和乡村自主行动的具体方式,并分析在此过程中国家介入与地方行动之间的张力,其具体表现为:第一,在政策定位层面,国家宏观政策与基层行动策略难以统合,构成国家本位和地方本位的张力;第二,在治理形态层面,他治与自治的合作缺乏弹性空间,构成行政化他治和地方性自治的张力;第三,在资源配置层面,基层政绩要求和能力欠缺,构成重点帮扶和均等投放的张力;第四,在行动主体层面,国家介入农民行动的边界不清,构成国家主导和农民自主行动的张力。在多重张力并存的情况下,国家与农民互构式的新内生发展机制可以缓解张力之冲突,通过合作式吸纳、培育农民自组织、完善资源分配方式、建立超地方的行动者网络等方式,或能促进国家介入与地方行动的协调互动,共同推动乡村迈向内生发展的新阶段。

科学把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着力点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是不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全面推进国际传播工作。通过大力推动国际传播守正创新,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我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更加鲜亮。

从“不稳定性”到“不确定性”: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不确定性工作的兴起及其启示

伴随数字化时代社会转型的深入推进,工作的不确定性激增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不稳定工作”从传统工业社会相对确定的样态转变为数字化时代深度不确定性的形态,由此引发其在概念界定、理论建构和现实应对层面的多重困境。在此背景下,以“不确定性工作”来代替“不稳定工作”并展开新的理解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因此,通过对比传统工业化时代“不稳定工作”与数字化时代“不确定性工作”在劳动空间、劳动时间、劳动主体、劳动关系、劳动过程和劳动结果六个维度的发展转型,我们可以勾勒出数字化时代“不确定性工作”的发展特征与基本内涵,并通过对其时代意义的揭示,为个体、企业、国家和社会的应对策略提供参考,也希望以此为未来的持续研究提供借鉴。

乡村治理中的农民组织化:何以可能,何以可为?

农民组织化是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一环,但这一议题长期在理论层面的“可能与不可能”和现实层面的“可行与不可行”存在着诸多学术论争。如果以新“钻石结构”组织模型为分析框架,结合中国乡土社会的实际情况和组织运行的基本逻辑来分析,可以发现,现阶段在中国大力推进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农民组织化已经具备理论上的可能:建设乡村共治格局的诉求和留存的组织文化为农民组织化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流动性形塑了农民以组织化来应对各类不确定性的组织目标,村庄多元行动主体要在组织中获取身份资格并寻求他人承认,技术与信任的耦合效应整合并提供了组织化生存所需的公共资源。但要想把农民组织化从理论延伸到现实层面,还需要基层组织适时转换引领者和协同者的角色,再嵌入农民的关系、利益与实现目标,推动多元行动主体情境性地去建构组织文化与结构,同时加强技术引进与本土化改造村庄外部资源的力度。

“家-社会-国家”:一种理解革命精神的文化范式

革命精神既是一种文化形态,也是一种真理力量,它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化范式是一种具有理论反思和批判精神的研究方法,能够揭示革命精神的内在机理,可以反映革命精神的运行规律。以“家—社会—国家”的文化范式研究革命精神,可以较为直观地把握革命精神的文化现象,推动革命精神的创新性发展。“家—社会—国家”文化范式具有三种可能性:“家”呈现革命精神的微观特征、“社会”映射革命精神的文化条件、“国家”汇聚革命精神的整体意志。在实践层面,“家—社会—国家”文化范式具有主体要求、互动要求、制度要求,需要以革命精神之光彻照“家”的自我主体性、以革命精神的价值活动推动“社会”的文化整合、以革命精神的理论形态提升“国家”的构建质量。

城镇集中安置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稳定风险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作为我国精准扶贫的直接产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应时刻保持风险意识。城镇集中安置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易地搬迁贫困户虽然借助国家力量实现了居住空间、户籍和部分公共服务的跨越式城镇化,但是由于短期内无法实现生计能力的快速提高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明素质等方面的“能力城镇化”和“素质城镇化”,而仍处于“半城镇化”状态,由此面临着失业风险、经济风险、安全风险、信任风险、房产变卖风险、社会融合困境等多种社会稳定风险。为维护社会稳定,应提高城镇集中安置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稳定风险治理能力,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完善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风险防控机制,加强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等。

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研究之回顾与展望

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作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机制,既是实现乡村治理主体力量凝聚的联合体,又是纾解其掣肘因素的战略之举和题中之意。近年来,学界对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研究呈如火如荼之势,其主要围绕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理论基石、国家逻辑、路径等方面深入探究,具有研究阶段性特征明显、研究领域及内容集中、研究时代性强的特点。但仍存在着研究学科视角分歧较大、成果形式单一、研究团队化协作化不强、重定性分析轻定量研究等方面的不足。梳理和回顾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研究的概况与经验,探寻破解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研究困境的新思路,以期能更好地促进乡村治理共同体研究。

主粮化背景下贵州马铃薯生产布局优化研究

在主粮化背景下,以马铃薯种植主要省区贵州为研究对象,基于2000—2019年数据,利用比较优势指数法分析贵州省马铃薯在主要粮食作物和全国马铃薯种植省域中的地位;利用集中系数法分析贵州省马铃薯产量对全国马铃薯总产量的贡献度;结合GIS技术分析贵州省市(州)2015—2019年马铃薯生产优势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贵州省马铃薯种植面积、总产量、生产规模、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且贵州省马铃薯生产综合比较优势高于水稻、玉米、小麦三大主粮,贵州马铃薯生产比较优势明显,在全国马铃薯种植省域中占重要地位。针对主产区、非主产区提出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优化种植区域等建议,对优化马铃薯生产布局、提高贵州省马铃薯产量有重要意义。

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研究述评

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研究自党的十九大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时广泛兴起,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和六中全会都着重阐述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大战略,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助推乡村振兴明确了目标方向。学界主要围绕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理论底蕴、历史演进、主体凝聚、阻滞因素及破解策略等进行探究,并从多维视角提出了诸多初具学术价值的思想观点。本文梳理和审思了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研究的困境与不足,着重凸显了未来研究的着力点。

农村人口文化资本对数字鸿沟的影响及政策启示——基于CGSS2017数据的实证研究

消减农村人口数字鸿沟,已成为当前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议题。从文化决定论来看,农村人口数字鸿沟的产生是文化资本因素作用的结果。基于最新的CGSS2017数据,以农村人口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文化资本对农村人口数字鸿沟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人口数字鸿沟现象在不同年龄和性别之间表现尤为凸显,而文化资本对数字鸿沟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差异。其中,认知型数字鸿沟与制度化文化资本息息相关,主要是受教育文化程度差异所致;而应用型和技能型数字鸿沟的出现,更多的是由于具体化文化资本和制度化文化资本薄弱导致的结果。由此,可从农村“新基建”发展、农村特殊人群信息获取渠道建设和农村人口的教育文化素质方面入手,切实增强农村人口文化资本,有效弥合农村人口数字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