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清职贡图》版本概况及文献价值述评——以卷八“贵州诸夷”为视野

《皇清职贡图》是乾隆时期以"御制"名义编绘的巨型图册,是研究清前期我国藩属国、海外交往诸国以及国内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民族图志。该书卷八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了19世纪以前贵州汉族属、苗瑶族属、氐羌族属、百越族属诸民族生活、劳作场景等,是探究贵州民族史、民族关系史,以及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故加强其文献价值研究,对今天黔省的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等有着积极意义。

贵州历史植物地名与山地经济发展研究

植物地名是历史时期人地关系重要标识,揭示其间的命名规律,对于探讨今天地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指导价值。贵州生态环境复杂多样,民族群体众多,在农业经济时代,民间都会以给其带来最大经济利益的植物进行区域命名,留下了诸多与之有关的历史植物地名,这样的地名反映了植物与环境、植物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诸多关系,故系统梳理这样的地名,结合方志文献、田野调查诸类资料,展开其内涵分析,可以直接服务于今天贵州省民族山区高效经济发展,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申报。

论贵州瑶族林木种植、管护的本土知识与环境维护

瑶族系贵州世居民族之一。历史上,该民族生息区森林茂密,环境优良,为珠江流域、沅江流域重要生态屏障。他们在长期经营山林经济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林木种植和管护的本土知识,对自然环境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清代贵州历史民族图志对比研究——以(康熙)《贵州通志》“蛮僚”与“百苗图”为例

(康熙)《贵州通志》"蛮僚"与"百苗图"为贵州重要历史民族图志,两书分别对清代前后黔省各民族发展、分布、民俗、劳作诸情形进行了细致描述与刻画,为西南民族史研究重要文献资料。由于成书背景、纂修人各异,图志内容也互有区别,揭示其间异同,挖掘各民族生计模式与环境的适应,可以为今天贵州省山地高效农业发展提供历史经验和智慧。

学生工作视阈下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学习现状调查研究

本文根据对A大学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英语学习现状开展问卷调查,分析非英语大学生在英语学习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从高校学生工作视角提出对策,认为应通过合理设置课程,增设英语选修课;强化夯实基础,转变教学模式;打造第二课堂,激发学习兴趣;搭建学习平台,拓宽学习渠道等方式,来提升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学习。

明清土司被“和平改流”的途径、原因及善后研究

"改土归流"是明清时期朝廷依法对土司进行有效管理的重要举措。从实现途径看,大致分为"武力改流"与"和平改流"两类。"和平改流"主要指朝廷通过非暴力手段,将自愿呈请改流以及违规、无嗣等土司废除,并在其领地内置流官府州县,派驻流官加以管理,最终实现从土司治理到流官治理的行政转型。此类转型由于是不流血的"和平改革",故有利于地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等。因此梳理、分析这一改流途径、原因及善后举措,对于丰富和完善土司学研究有着积极意义。

明清沅江流域楠木使用、管护技术及其影响

楠木树干通直,质地坚韧,耐腐蚀,纹理致密,为宫廷、皇陵、造船以及高档生活用具的重要优质木料。明清以降,随着北方林木大规模蓄禁,沅江流域的楠木林引起了朝廷和民间重视,一时采伐大盛,最终引发了合适楠木告缺,诸多楠木产地今天仅留下楠木沟、楠木冲等地名。值得一提的是,在土司治理时期,沅江流域各族居民早就开始人工管护楠木林了,形成了一整套林木采伐、管护的本土知识,在维护楠木林生态稳定中曾发挥过积极作用,因此发掘其本土知识,可以直接服务于中国人工林营林管护以及林业文化遗产保护和申报。

回归与反思:黔北民族地区山地农业结构发凡——以清代柞蚕多业态养殖繁荣为例

清乾隆年间,贵州黔北民族地区居民利用"郡地多槲",从山东诸地人工引入柞蚕,产出的"遵绸"质量与"杭绸"不相上下,远销国内外各地。为扩大柞蚕产业快速发展,黔北各族居民掌握了一整套栎属柞林培育技术,其结果不仅围绕着柞树林的培植,形成了农林牧复合的多业态产业,而且还大大促进了当地区域经济的发展,在贵州山地高效农业史上写下了辉煌一页。同时各民族由此定型下来的文化生态共同体,还对黔北山区生态维护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抗战时期贵州教育制度变革探析

全面抗战爆发后,作为陪都重庆的南部屏障和抗战大后方的贵州,战略地位日渐凸显。如何发动民众、凝聚最广泛的力量服务国家抗战所需成了当时国民政府之急务。针对教育设施落后、人才尤为匮乏和边地教育缺失、国家认同混乱等突出问题,国民政府和贵州省府采取了一系列教育变革举措,增进了民众的国家认同意识,为抗战胜利和贵州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抗战时期石门坎边民的国家认同教育研究

边民的国家认同关乎国家的安全和稳定。20世纪初,受西方外来势力侵袭和地方势力裹挟,地处滇黔川边的石门坎苗民国家认同混乱;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到了生死存亡关头,如何提升边民国家意识、一致对敌成了当务之急。国民政府汲取教育缺场、人为我谋之教训,以国家认同教育入手,通过国家和当地少数民族精英的双向互动,促使石门坎边民的国家意识、家国情怀以及做为国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得到有效激发,积极投身到保国卫家的爱国实践中。本研究通过史例说明,边教作为边民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方式,任何时候都不可缺场,边民国家认同的建构既需国家的主导,又需发挥少数民族的主动性和主体性。回顾这段历史,应汲取边地国家教育缺场所致国家认同危机的教训,强调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力量,依靠国家和当地少数民族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维护边疆之繁荣稳定。

明清时期土司官族科举入仕研究

科举制度、土司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两类不同性质的政治制度,一类是中央王朝依据汉族地区固有文教系统推行的官吏选拔制度,一类是元明清时期按照边疆民族地区特殊礼俗实行的民族制度,规定土司为朝廷命官,按照法律承袭,代理国家对当地实施统治。然明清时期,随着朝廷在土司地区经营的深入,规定土司子弟悉数入学,使得土司官族积极向学,参加科举,中试后或进入流官体系或承袭土司,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土司制度与科举制度的软性整合,强化了土司地区的国家认同,对于地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

金筑土司发展概况及“乞改土归流”原因探微

金筑土司为元明时期贵州重要土司,领地位处黔中要地。元明时期,该土司积极上贡、招抚周边民族,在稳定西南边疆诸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备受朝廷重视。万历年间,朝政腐败,西南变乱,金筑土司却主动'乞改土归流',为朝廷所赏识,后辈得以重用,一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才彻底被罢废。故研究金筑土司史,对探讨元明清时期西南边疆形势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