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历史素材融入《中国现代史》教学价值及实践路径——以贵州省为例

乡土历史素材融入地方高校历史本科教学是充实教学内容的有效方式。本文以贵州近现代历史资源为中心,探析将乡土历史素材融入《中国现代史》教学价值及实践路径。期望通过这种尝试充实该门课程的教学内容,使教学更具有生动性和地方性。同时,通过多种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分析、研究历史问题的能力,从而使中国现代史教学更具实效。

感动中国人物对大学生榜样示范现状研究——以贵州师范大学为例

感动中国人物身上所具有的开拓精神、进取精神、服务精神、奉献精神以及捍卫正义的伦理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的精神先导,然而,这些人物在大学生群体中的榜样示范效应在当今社会环境下却表现出认知度较浅、认同感较低、模仿度较低等弱化现象。

历史上贵州刺梨的名实考辨及其开发利用

刺梨作为野生水果,虽然多地有分布,但原产贵州,也主产贵州。历史文献中以清代民国时期贵州方志记载最多,将刺梨等同金樱子,存在同名异物的混淆,造成以讹传讹,文献引用中应特别注意辨析。而清代竹枝词常歌咏刺梨,为我们考证刺梨及刺梨酒提供详实资料。学界一般认为刺梨酒最早记载于道光时期。嘉庆时期张澍《黔苗竹枝词》歌咏锅圈仡佬刺梨酒,是笔者所见刺梨酒的最早记载。总体上,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历史文献围绕刺梨名实、产地、开发利用类型、功能、采摘时节、品种以及刺梨开发利用的主体等问题,存在不同认识,体现人们对刺梨开发利用的水平。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空间嵌入--以云南和贵州为中心的探索

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与推动下,从确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远景目标,到坚持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再到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中华民族理论不断深化、实践不断拓展。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条件。空间嵌入是其他嵌入的基础,包括地理、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心理六个理论维度,具体体现为共居、共学、共治、共享、共事、共乐六个实践向度。党的政策引领、国家的制度保障、不同民族深度交融铸就的地理空间、文化空间、政治空间、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心理空间嵌入文化,强化了各民族的空间嵌入,加强了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嵌入,促使各民族形成了显著的共居、共学、共治、共享、共事、共乐行为习惯,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务本堂与贵州文教的兴起

回望历史,返本开新,展望未来,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使命中,作为历史后人的我们该当何为,务本堂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契机和诸多启示。如果有人要问:在贵州省现有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中,哪一个最能标志贵州文教事业的开始呢?答案或许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安尹道真务本堂。

文献、文化与文明——《遵义丛书》及地方历史文献丛书之价值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长江大河,其源滥觞。重视地方历史文献之收集整理,当是地方主事者不可忽视之重要工作。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于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图书分类之外,别列“丛书”一类,认为“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张之洞《书目答问》)丛书之重要,由此可见一斑。

旅游驱动下传统民族村寨文化景观演化特征与机理研究——基于贵州西江苗寨的案例

文化景观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表征形式,旅游发展不可避免地影响地域文化景观的演化。以大规模旅游活动为主导动因,运用实地调查和参与式制图法,对贵州西江苗寨文化景观演化特征与机理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西江苗寨物质文化景观整体演化强度较高,呈现出聚落协调扩张、土地利用破碎化,民居景观服务化,服饰景观展演化特征。②非物质文化景观整体演化程度较低,呈现出饮食文化景观再地方化,制度文化景观外显化,语言文化景观稳固化,歌舞节庆文化景观他娱化特征。③西江苗寨文化景观演化是多元利益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旅游者通过旅游凝视与主客互动引导村寨文化景观的演化,政府和旅游经营者通过权力调配和资本的介入对村寨文化景观的演化进行规训与筛选,村寨居民通过社区参与对村寨文化景观进行叙事与重构。

长征精神促进青年政治认同的实践进路——基于贵州省的调研分析

本研究以贵州青年为研究对象,分别从他们对中国共产党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三个维度探索长征精神的传承对贵州青年政治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贵州青年对中国共产党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均受到长征精神积极且较为深远的影响,对贵州青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的影响尤为明显。因此,青年工作者可以贵州为实践样板,因势利导,充分运用和调动好红色文化资源,在广大青年群体中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遵义会议精神、长征精神,赓续和传承好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采取切实措施,激发广大青年的情感共鸣,强化青年政治意识,增强青年制度自信、道路自信,这也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增强青年政治认同的关键之举。

新主流电影作品中的史料呈现与历史叙事研究

在新的审美语境下,新主流电影借鉴商业电影的叙事技巧,实现从主流价值“说教”到观众自觉“认同”的升级。新主流电影不仅记录了中国历史和当前社会中有叙事意义、创作的故事、人物,也以真实、客观的视角传递了积极、正向的主流情感。新主流电影践行“尊重史实”的历史观,以史料作为叙事证据,通过历史故事情节与人物塑造,使得主流价值观更好地融入电影主题。以史料史观为基础,从直接呈现、艺术重构和服务叙事等维度探索新主流电影的历史叙事策略,实现了史料呈现与历史叙事的有机统一。

历史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显而易见的历史现象学话语语境,它以人的存在来解读“存在”的社会:人的生存形式所具有的对象性关系,是基于“实践直观”搭建起的主客观同一规律,也是社会存在之所以“存在”的核心密码。实践直观形式的理论搭建,促使“社会关系”这一抽象的理论标识成为了显现整个“社会存在”的同一性结构,发挥着辩证方法的基始性构境作用。从这一逻辑起点出发,“资本关系”的物化表象得以被解蔽,同时,也开创了历史现象还原机制的先河。

明清以来贵州甘蔗的种植与利用

通过对贵州地方志、私人撰述、调查报告以及当代方志资料的分析可知,甘蔗于明代传入贵州,随时间变化种植区域也不断扩展,至民国时期省内多地均有种植;空间上,甘蔗种植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多分布在省内各流域河谷地带。甘蔗在贵州的种植和利用对手工业生产、饮食结构调整、以及商品经济发展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至民国初期贵州石阡地区的商业发展--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从不同时期的石阡地方志对于商业活动的记载中能够梳理出石阡商业化发展的线索。前辈学者基于地方志对石阡商业化发展的讨论多集中于茶业与纸业贸易,对地方志中所见场市完善和民间经济组织出现等方面的记载研究较少。以地方志为中心考察石阡的商业变化,对于完善黔东基层市场研究与民间经济组织研究具有积极作用。

明清贵州乡里社会的凝聚——“村BA”热潮下的历史思考

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睦邻友善是中国人的传统思想观念。通过对近来在贵州地区爆火的“村BA”热现象进行历史性梳理,结合文献研究与图表分析,发现自明清以来,在自身内因与时代外力的协调作用下,贵州地区乡里联系的紧密性在不断提高,最终乡邻间形成了较强的社会凝聚力,这对后世乡村发展产成了深刻影响。“村BA”的出圈即是对贵州乡里社会拥有强大向心力的良好印证。

明代贵州“府卫同城”寄学现象研究

明初,朝廷在经略贵州的基础上大量设置卫所。贵州建省后出于拱卫政权的需要,府、州、县城多置于卫所邻域,并在改隶、迁徙等过程中逐渐与卫所形成“府卫同城”。由于教育条件、生员数量、政区管理等方面的限制,导致一些卫学寄于府学。“寄”意指卫的军籍生员可以到府学就读并享受同等待遇。“府卫同城”寄学现象形成的原因多样、类型广泛,对明代贵州科举制度改革、人才培养、行政管理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从中可以窥探明代贵州推进地方教育发展的独特模式。

中华民族认同、民族互嵌与民众的政治支持——基于贵州、云南的实证分析

基于国家层面的中华民族认同对民众政治支持具有显著影响。尽管学界关于政治支持的影响因素研究已较为丰富,但鲜有研究将中华民族认同和民族互嵌联系起来共同探讨对政治支持的影响。研究利用课题组在贵州、云南两省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中华民族认同和民族互嵌对民众政治支持的影响。相关结果表明,中华民族认同和民族互嵌对民众政治支持具有十分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民族互嵌在中华民族认同与民众政治支持之间发挥中介效应,且相较于中华民族认同,民族互嵌对民众政治支持的影响力更强。基于此,我国民族工作的开展,应进一步强化民族平等团结,注重社会公平,深入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而更好地提升我国民众的政治支持。

清代贵州旱灾的时空特征与社会应对

旱灾是贵州农业生产的主要自然危害。清代贵州共发生108次旱灾,这一时期旱灾发生频次、灾情范围、灾情深度都超过前朝,又在时间和空间上独具特点。从时间上看,清代贵州旱灾在波动变化中具有明显的增加趋势,连旱灾年与受灾范围也在总体上逐渐增多;春、夏则是旱灾频发的季节。从空间上看,旱灾主要集中分布在省东部、中部和北部地区。针对清代贵州旱灾情况,政府建立起仓储积谷、开渠筑堰防范旱灾,拨发钱粮、设坛祈雨救济灾民,减免额赋、平粜粮价纾缓民困的灾前、灾时、灾后应对体系。

明清时期贵州的竹资源及竹文化

贵州有着悠久的种竹历史,在历史文献中多有记载。明清时期,贵州的种竹规模、竹属种类等较之前代又有扩大和增多。这与当时驿道、水运交通的改善,人口的增加,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以及森林资源的减少等有关,也与贵州的地形、气候、土壤条件和人们对竹资源的需求以及种竹经验的丰富和新品种的引进有关。丰富的竹资源,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贵州的地名文化、民族文化和历史文化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代贵州龙神信仰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龙从一种符号象征逐渐演变为了内涵丰富的龙文化。民众对龙的信仰是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信仰在受到官方认可后越加繁兴。伴随着明代中央朝廷对贵州治理的深入,龙文化在贵州广泛传播开来,在地区开发、禳灾除害和农业发展的三重需要下,明代贵州龙神信仰逐渐形成。贵州龙神信仰不仅体现在事物多以“龙”命名,还体现在向龙祈雨的现象遍布和官民大力修建龙神祠庙上。龙神信仰不仅丰富了贵州的信仰文化,促进了贵州民族间的融合,还为传统的龙文化增添了独有的民族特色,加强了贵州各民族对“龙的传人”的心理认同。

明清时期贵州客家商人的经营活动

明清时期,客家商人在政府通商盐引、移民等政策吸引下涌入贵州,他们主要来自江西、四川、湖广等地。客家商人在贵州经营行业广泛,又结成地域商帮、组织会馆联络乡情与自我管理,采取以物易物、行商坐贾兼具的经营方式,以适应贵州经济发展状况。客家商人的经营活动发挥了繁荣经济、形塑城镇等作用,还激励了土民种植经济作物,加强了小农经济的市场化趋势,其修建的会馆也在贵州营造了多样的建筑、商业、信仰等文化。

民国时期贵州酒业空间分布初探

贵州酿酒的历史十分悠久,明清时期贵州地区酒业的兴盛,为贵州酒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民国时期贵州酒业在产量、规模等方面大大提升,酒厂的分布更加广泛,主要分布贵州中部、西部、北部一带,其中贵阳地区和遵义地区最为集中。以往学术界对于贵州的茅台酒、酒文化研究较多,但对贵州酒业的整体发展研究,特别是酒厂的时空分布情况相对较少。民国贵州酒业快速发展和酒厂广泛分布,在保障财政收入、促进市镇兴盛和农村经济发展、满足国防动力及医用需求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