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线性防御到网罗全省:清代贵州军事地理格局的调整与完善

清代通过改土归流、改卫归县、开辟“苗疆”等方式打破“一线之外,四顾皆夷”局面,系列政区改划又使贵州省域范围大幅拓展。人文地理环境变化也影响了军事格局,清廷改变了明代的线性防御,以提督坐镇安顺控制黔中腹地,巡抚坐镇贵阳直管新辟“苗疆”屯军,二者皆可节制全省兵马。又设总兵于镇远,负责驿道东部安全并分兵重点驻防松桃、台拱、清江三处新辟“苗疆”。黔西北、黔东南、黔西南三处新纳入流官系统的地区,分别设立威宁、古州、安义三镇总兵,以营汛渗透乡村,与一线路的防御相呼应,从而达到控制全省的目的。

明清时期贵州桥梁的命名及其文化内涵

明清时期,随着贵州驿道交通和城镇建设的需求,桥梁的修建数量超越了以往各个时代。这些桥梁的命名多种多样,不同程度地受到桥梁建筑的位置、用材、功用和历史、文化、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前者包括水文、木石、铁索等,后者包括姓氏、嘉名、人物、传说、形状、纪事等,许多桥名蕴藏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是研究贵州桥梁建筑史和文化史的重要资料。

晚清贵州厘金的征收及影响

贵州抽厘源于外省“协济银”的中断及咸同农民起义造成的省内财政困顿,军饷开支困难。为解决燃眉之急,咸丰十年(1860)贵州正式设立厘金局抽厘。厘金以其征收范围广、项目繁杂的特点逐渐变成了晚清贵州重要的财税收入之一。厘金征收之初,给贵州官府带来了大量收入,一定程度缓解了军费支出的困窘,但其在征收过程中弊端丛生,造成了诸多问题。

从荒徼之地到渐沐华风:明代贵州的地理意象

明代贵州完成了由羁縻而治或数省分治向独立设省的过渡,是其历史发展进程的关键节点,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建省后大量外省人士以做官、驻屯、移民、经商等方式进入贵州。这片陌生地域的地理面貌逐渐被人们熟识,涌现出大量关于贵州的地理文献、诗词题咏。通过这些文本可知地处天末、毒溪瘴岭、鸟道羊肠、群苗环伺、土瘠民贫、民俗殊异等是明朝人对贵州的主要印象,但贵州重要的战略地位已经为时人所重,自然风光开始受到喜爱,民族风俗也开始得到理解。

明清贵州地区诸葛亮传说建构与信仰形成研究

贵州自汉武帝时期就与中原王朝建立联系,但迟至明代才成为省级行政区,漫长的时间里与中原交流不多,不过诸葛亮南征及蜀汉政权在贵州短时间的统治却影响较大。明代贵州建省后,地方官为加强该地区的统治,土司为强化其对当地统治合法性,以及地方为彰显当地文化的源远流长,均着力塑造诸葛遗迹景观并层层垒砌,打造“旧疆”形象。虽然这些传说的真实性有待考量,却拉近了贵州与中原文化的距离。鉴于诸葛亮的圣贤形象及其对贵州的深刻影响,地方官又不断主导修筑武侯祠以宣传武侯崇拜,宣扬儒家忠心为国的思想,对这个新设省份融入大一统国家起到了重要作用。

汉晋以来中国寨堡发展轨迹及其阶段特征研究

寨堡是古代军队或百姓为抵御敌人侵袭，以木、土、石、砖等材料环绕修筑而成的封闭性军事防御设施，包括军队为了应对屯驻需要而修筑的军寨、百姓为了在战乱中自保而修筑的民寨。汉晋以降，每当社会动荡之际，百姓本着守望相助之精神筑寨自卫逐渐成为普遍现象，并在明清两代达到高峰。民寨发轫之初，多为百姓守望相助以应对动荡之局势。唐宋以后，其对维持基层稳定的重要性逐渐得到朝廷认可。嘉庆白莲教之役，清廷自上而下采取一系列坚壁清野的举措，促使民寨由民间自发向国家控制的模式转变。

略论刘清与嘉庆初期的吏治整饬

乾隆中期以后清廷的吏治日渐腐败,结党营私、损公肥己成为清朝官员的普遍状态,官员的腐败及百姓被压榨的加剧最终导致内乱的爆发,嘉庆初历时九年的白莲教战争甚至动摇了清廷的统治。为了重塑战乱地区的统治,嘉庆亲政后开始推行一系列惩办贪污、奖励清廉的整饬吏治举措。被百姓目为"青天"的刘清,成为嘉庆心中清官的典范。嘉庆帝通过各种场合褒奖刘清,不断破格提拔刘清,力图在浑浊的官场中注入清流。但是,刘清汉人的身份和嘉庆守旧的性格,注定了刘清宦海沉浮,也从侧面反映嘉庆吏治整饬在消弭战乱的过程中能够取得成果,但最终仍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清代中后期寨堡的管理模式探析

清嘉庆年间的“坚壁清野”政策是平定白莲教起义的重要手段,其核心是令乡民筑寨集聚,以切断白莲教之兵员粮秣补给。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清廷强化了对寨堡的管理,包括以皇帝谕令的方式推动寨堡的营造,将筑寨成效作为考核地方官的重要指标并奖励筑寨御敌有功的百姓,制定严密的寨堡章程,官员亲自督促办理,进行合理规划和分区办理,对寨堡的管理形成一定规范等。寨堡内部,寨长的选拔、平时职责和战时职责等也得以明确,成为一套较为严密的乡村军事管理模式。

城市与乡村之间——清中期四川治城堡寨探析

嘉庆白莲教之役,不少州县城池陷落,被迫迁治于寨堡之中,在四川者包括东乡大成寨、巴州平梁城、通江得汉城和南江惠民寨。与一般寨堡相比,这类寨堡有着内部空间较大、建筑设施较齐全、作为军粮供应的重要基地和转运枢纽,以及官员在寨堡修筑中起主导地位等特征,依靠其州县政府驻地的政治向心力吸引人口集聚并具有一定数量的非农业人口,成为交通枢纽和区域经济中心,发展了一定规模的商业,具备了一些城市所应具备的要素,但城市职能并不健全,将其归为城市或乡村皆不妥当,应视作“似城聚落”更为合理。

战争中的乡村防御：清代陕西寨堡的修筑及其特征

清代陕西省寨堡的修筑主要集中于清初、嘉庆、同治三个时期,而以后两个时段最为集中。嘉庆时期,清廷将筑寨作为消弭战乱、重塑乡村秩序的重要手段,官方力量广泛渗透于寨堡修筑与管理中,体现在高度重视它所发挥的作用,将筑寨的成效作为奖惩地方长官的指标,制定了细致的寨堡章程,进行系统规划,地方长官躬亲倡率,并官给经费支持等。同时,士绅阶层普遍在筑寨活动中提供人力物力,充当实际领导角色。同治以后,国家难以再为乡村防御提供支援,寨堡往往因陷入孤立而难以防御。

叶尼塞河碑铭所见唐代黠戛斯的社会生活

唐代黠戛斯通过与唐、吐蕃两大政权结盟以对抗突厥、回鹘的方式活跃于草原大漠,还曾攻灭回鹘汗国,短暂成为草原霸主,是当时一个重要的游牧民族。叶尼塞河流域发现的突厥鲁尼文碑铭,为我们了解唐代黠戛斯的社会经济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从碑铭内容来看,唐代黠戛斯男子约在15至16岁步入成年,随后成婚并担任重要职务;信仰方面,牛、虎与鹿是族群的主要图腾,“乌玛”女神是其祖先崇拜的重要标志,摩尼教信仰在族群内已经开始流行;经济方面,游牧占据主要地位,马、牛、羊是其主要牧产,农耕、狩猎则作为生计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