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路径

文章主要论述了“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路径,包括教学理念:秉持OBE理念;教学设计:融入课程思政;教学模式:采用“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教学评价:使过程性与总结性评价相结合四个方面。

西部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选题的优化策略——兼论增值性评价与课程思政在本科毕业论文写作教学中的融合

选题对高校本科论文写作过程和论文质量影响显著,然而,当前却显现出陈旧重复的“内卷化”症候。西部地区普通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论文选题应有意识朝向、强化“本地作家作品”“家乡方言土语”“民族民间文学”“新兴的语言、文学现象”“影视剧的文学性”等维度。与学生个体较高匹配度的选题所构建的能力增值空间,以及切身性较强的选题所内蕴的思政育人契机,为论文写作提供了更可靠的过程支持和质量保障,使学生得以实现知识能力增值,也利于教师落实增值性评价,亦能深化践行“润物无声”立德树人的课程思政育人理念。

论赋用歌诗的功能模式与文学旨趣

赋用歌诗体现于篇末乱辞和篇中歌诗,以“歌体”之用提供给散化赋文若干构篇探索的机会和可能,成为赋体创作学的重要命题。纵观历代赋用歌诗现象,不出承于《诗》骚用“乱”、迄汉代演进所开出的三种功能模式:展演诵读角度的以“歌”促“诵”,作为本源虽消解了音乐性,仍呼应于构篇形态和内容表达的“变章乱节”;文章格调角度的“曲终奏雅”,和篇末用“乱”相融合而形成题旨的经义推尊,咏物卒章比德从之;诗体借用角度的强化抒情,本于骚体之功能和诗篇之自足,注重于文体改造而易致诗化失体。三种模式先后发展,或见重合互用,然仍可区分基于题材体式的本末主次,致有功能意趣之别;复以异体嫁接而能化散为整,转实向虚,在总撮其要的层进表达中产生神思高远的艺术韵致。

作为新文学史问题的“新月派”(1950-1957)

1951年5月公布的《中国新文学史》课程教学大纲初稿引发讨论,“新月派”的入史被批评,它如何进入共和国的新文学史建构并成为重要诗歌流派,是当时颇为敏感的学术问题。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对它的处置方式,受到组织批评,这为(教育)部颁大纲的合法性奠定基础。1952-1953年间,王瑶针对“新月派”前后期,修订了徐志摩、陈梦家的叙述文字。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臧克家的《“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吸取王瑶的教训,贬低徐志摩、陈梦家,抬高闻一多。1956年下半年,徐志摩诗文集获得出版机遇,这为“新月派”获得正面评价提供契机,徐诗入选《中国新诗选(1919-1949)》修订版,但最终还是在反右的政治风浪中被压抑。显然,“新月派”在1950年代是重要的学术话题,核心之处在于其叙述主线(徐志摩为主还是闻一多为主),并牵涉对它的命运及评价。这暗合了政治话语对文学流派的潜在影响,以及文人情感的内在纠葛等问题。

乡村振兴视野下贵州威宁普通话改进策略

威宁方言与普通话之间存在差异性,改进普通话是当地乡村振兴的时代需求。要厘清方言与普通话在声母、韵母、声调方面的对应关系,关注方言或普通话独有的韵母。在重视语音对应规律的同时,要善于总结处理无规律情况,例如利用汉字声旁类推与单独记忆。要注意方言同音字的普通话发音,分析自己的普通话发音缺陷并加以克服,强化发音练习。

百年贵阳方言俗成语研究

晚清长期在黔传教的法国传教士语言学家童保禄,编写了《西语译汉入门》等贵阳方言学习文献。论文根据《西语译汉入门》记录的语料,研究颇具特色、传承百年的贵阳方言俗成语。内容包括俗成语的概念及性质,百年贵阳方言俗成语的结构形式、修辞手法和意义构成等。

班宇小说的空间书写及其意义

空间是理解班宇小说的重要维度。班宇小说的空间书写,既是对历史记忆的还原与重构,又是对生命体验的捕捉和呈现,还潜藏着自我反思及面向未来的可能性。作家从未试图逃离或虚饰沉重的历史记忆与生命体验,而是坦诚地将其显露出来,这种显露并没有转化为令人痛苦的绝望,而是演变成一种可能——身处其中虽令人不安但也使人清醒。班宇对空间及其意义复杂性的展示,是既敏锐又独特、既理性又诗意,同时又真诚感人的,为主体获得更为清晰的自我认知提供了另一种思考维度。

当代小说村落叙事的贵州形态--肖江虹《蛊镇》《悬棺》《傩面》合论

在中国新文学历史上,自鲁迅标举乡土文学的旗帜以来,乡土题材一直成为广大从乡村出发,走向大中城市并不断回望乡村的作家们的首选。在作家们笔下,乡土题材的呈现或是聚焦于乡土的田园牧歌格调,或是在乡村与城市的双重变奏中进退,或者从地域特色与民俗传奇中反复着色,都代代有传人,后浪接前浪般形成一条既有主潮又有变异的文学书写链条,构成新文学传统的一支重要支流。

情态词“也好”的语义语用功能

情态词“也好”情态语义和语用功能较为丰富。情态语义方面,“也好”具有“让步”义和“认同”义。“让步”义细分为“让择”义和“无论如何”义。“让择”义包含退而求其次和退而择优,退而求其次是典型用法,均可理解为知域用法;“无论如何”义可理解为知域用法。“认同”义包含主动认同、被动认同和假意认同,主动认同是典型用法,三者可理解为知域或知域-言域用法。语用方面,“也好”具有互动功能和话语标记功能。

论电影MuLan与《木兰诗》的文化鸿沟

《木兰诗》今见于宋郭茂倩《乐府古题》卷二十五,录有两首,主题叙事基本一致,以第一首最为知名,被后世誉为“乐府双璧”之一,流传甚广。诗前有序云:“《古今乐录》曰:‘木兰不知名,浙江西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韦元甫续附入’”。[1]《古今乐录》为陈释智匠所撰,从郭茂倩将其归入《横吹曲辞·梁鼓角横吹曲》,且诗中“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等地名、称谓来看,学者认为大致出自南北朝北魏后期。[2]对于这位女扮男装的女英雄替父从军,载誉归来的中国故事,迪士尼表现出一直的偏好,1998年改编为动画片将之搬上银幕,成为家喻户晓的“美国木兰”,2004年又拍摄了续集。

百年前贵阳方言俗语及其地方文化内涵

童保禄编写的汉语学习系列文献,详尽记录了百年前的贵阳方言,其中的俗语大多数是劳动群众口头创造并代代口耳相传下来的,大致可以分为俗成语、惯用语、歇后语、谚语和狭义俗语。这些俗语有的是当地人民群众创造的,有的来源于古代史书典籍,有的来源于古代民间俗文学,具有丰富的地方文化内涵。

互文·隐喻·反讽:论东西《回响》的叙事策略

作为东西继《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之后推出的第四部长篇小说,《回响》依然是一部聚焦现代人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的作品,延续了作家长期以来对复杂人性的持续关注和反复书写。小说肇始于一桩残忍的凶杀案,沿着破案缉凶、追查真相的叙事主线,借“推理侦破”之名,行“心理挖掘”之实,传达了东西对于情感、伦理、道德、人性等形而上层面的深入思考。

乡土复活与乡村振兴的根须——论欧阳黔森长篇小说《莫道君行早》

脱贫攻坚的旧浪还不曾远去,乡村振兴的新潮已风起云涌。从脱贫攻坚跨越到乡村振兴,像电视频道遥控器一样咔嚓一声切换着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又簇生出众多文学艺术的母题。反映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新乡村小说,系由这一母题孕育并不断延伸拓展,并占据了当前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核心地带。其中,中国作协于2022年7月底和8月初先后正式启动的“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重新汇聚全国一大批立足新乡村、书写新乡土的优秀作家及其作品,这无疑是新时代现实主义小说的高地,也是全国作家最为集中的竞技场。

清初成芸生平、著述及其《四六余话补》考论

明清山东邹平成氏家族乃著名的文化世家,成芸是清初成氏家族代表人物,著述丰硕,颇有成就,然未受到应有重视。兹详考成氏家族成员,揭示其家族诗书传家、代有著述的家族特点,并首次考证成芸生平仕履,考索其著述存佚情况,全面揭示其人其文。成芸《四六余话补》仅见山东省图书馆藏抄本,是清代首部精心编撰的汇编型骈文话,开创了清代汇编型骈文话的先河。该书辑录范围广,重视明代骈文资料是其显著特色。选录大量对偶句,兼备对偶句选本的功能,是典型的为骈文写作准备的文用之书。此书是南宋应世骈文话的异代回响,反映了应世骈文在清代的需求,与其后《宋四六话》《四六谈荟》形成清代汇编型骈文话系列,《四六余话补》在骈文批评史上具有承启意义。

从语境条件看“难道”的情态表达

疑问情态词“难道”可表示反诘和揣测情态意义,而且表示这两种情态意义使用同一疑问形式,这给“难道”的学习和理解带来困难。通过对“难道”表示反诘或揣测情态的使用环境的详细考察和分析,归纳出表达这两类情态的语境条件,旨在为这类疑问情态词的教学和研究提供一些有益参考。认为“难道”表达这两种情态意义的语用环境或语境条件有所不同,习得的难点在于如何依据语境条件判断其何时表示反诘,何时表示揣测。

1946与1949:孙犁的文学处境之微观

1946—1949年作为大时代背景的微观侧面,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特别关注的重要时间点。抗战胜利之后,左翼文艺已然成为最强大的文艺力量,逐渐左右着当时的文艺界。这种所谓的“左右”,就是“决定文学界走向,对文学的状况实施‘规范’”。洪子诚先生对此还有相当精当的概括:“到了40年代后期,更成了左右当时文学局势的文学派别……他们在抗战之后的主要工作,是致力于传播延安文艺整风确立的‘文艺新方向’,并随着政治、军事斗争的展开,促成其在全国范围的推广,以达到理想的文学形态的‘一体化’的实现。”

情态词“只能”的语义和语用功能

情态词“只能”情态语义丰富,语用功能多样。情态语义方面,“只能”含有无奈义与将就义、强制义、断然义和不合意义,其主观性和使用频率不同;情态类型上分别属于动力情态、道义情态、认识情态和评价情态。语用功能方面,“只能”具有无奈性抉择功能,确定性推测和否定性评价功能,强制性要求功能,分别属于行域、知域和言域用法。此外,“只能说”可作为总结性话语标记,具有推论性总结义,也属于知域用法。

新课标视域下初中整本书阅读教学的破与立

整本书阅读是语文课程的重要内容之一。《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颁布给当前整本书阅读教学提供了变革的新思路和新方向。我们既要打破原有的整本书阅读教学模式,又要确定当下整本书阅读教学的路径,从培养学生语文核心素养层面上强化引导学生开展整本书阅读。

论二陆赋学与六朝赋的诗化

六朝赋的诗化是唐前诗赋互动的核心内容,是文学思想和文体学领域的重要命题。受现代文学观的影响,学界多注重建安和齐梁尤其是前一时段;实际上这一命题应基于诗赋的辨体自觉,以此二陆赋学才应是六朝赋诗化的理论起点和重要标志。陆机分异诗赋体格,以赋主“体物”而导向语言修辞的“细切”诗化,同时伏下了“体物”“缘情”交越互用、“体物”而“感物”的抒情逻辑进路;陆云无辨体拘执,承建安时风旗帜鲜明地指出赋的“情”本理论,表彰“体物”而“抒情”的物情化写法。但二陆又都强调本于玄学的“浏亮”“清约”审美风格,规限和导引了赋在体物中注重出之以虚化情理的诗性造语与在篇幅上压缩句式和改变结构而延及诗化的修辞策略。二陆赋学一明一暗所建构起的互补性的诗化理论,完全影响了此后赋体诗化的发展路向;这一命题的清理辨析,可以促进对诗化表征于抒情意涵、篇幅形制、语言探索三个方面的深入理解。

民国文献对斯丹达尔及其《红与黑》的译评

在近现代翻译史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领域,学界一般认为斯丹达尔被介绍入中国大约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但根据近年来对民国文献的辑录整理发现,斯丹达尔在中国的最早译介应该是在“五四运动”之前,始于根据周作人1918年在北大授课讲义整理出版的《欧洲近代文学史》。之后的民国时期报刊和文学史著述,因为对外国作家作品的认识还欠全面,所以内容比较粗浅。这一时期的文学史著述将《红与黑》及其主人公于连形象置于启蒙、现实话语的整体框架中进行解读,其中于连“野心家”形象的表述最为普遍。这一表述亦成为汉语“外国文学史”对于连形象的经典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