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赋论的讽颂转向及其范式意义

在班固之前,西汉赋家每每陷入“劝百讽一”的体用困境中无法自拔,赋体的“夸饰”本性与经学的“讽谏”要求形成二元对立之势。班固选择绕过讽、劝,独标“颂”义,通过纽合诗赋、还原“颂”义的学理建构,使“颂”义回归赋学领域,最终完成赋论的讽颂潜转。“言语侍从”身份与献赋制度是确立颂美赋论的内在动因,都邑赋、帝王颂、符命文确立的“颂美”文本范式对后世辞赋、子书、类书等均产生深远影响。

士大夫身份与王充征引文书的文化意味

王充的真实身份并不仅是以往研究中指出的“文人”,而是融“儒生”与“文吏”为一体的“士大夫”。其身份的复合性体现为《论衡》文本主题的多样性。《验符》篇是王充援引文书进行文章写作的明证,汉代文书有严格的管理制度,王充的士大夫身份使其拥有阅读文书的权利,也是其征引文书的前提。随着时间的延伸,王充对基层文官的身份已经由排斥转为认同,而他对祥瑞态度的先抑后扬,既是其文本主题由“疾虚妄”到“颂汉德”转变的体现,也是其身份由“儒”到“吏”转型的反映。王充的复合性身份是汉代文士的常态,这是秦汉文学研究中值得注意的重要前提。

地理、场域与家族:王充博通学风的生成

王充的博通学风是地域文化、知识场域、家族文学共同造就的结果。越文化的海洋情结、越地文人的博通学风,是其博通学风得以确立的原动力。太学及周边的书肆构成了学术氛围浓厚的知识场域,王充置身其间并深受影响。与官府藏书不同的是,书肆收书芜杂但对公众开放,王充等底层学者的阅读范围取决于书肆所卖书的范围。同样在洛阳游学期间,王充有缘结识班彪,班氏家族不仅藏书宏富,且以治学尚通、不守章句作为家学与家风。王充博通学风的确立,与文化基因、知识获取渠道以及学术师承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