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少数民族村寨的服饰文化及其传承

贵州少数民族村寨的服饰丰富多彩,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特征。村民的服饰体现着审美,蕴含着历史,规范着村民行为。服饰是族群的标志,可以解读出文化,反映着时代变迁和生活方式。文章认为,在服饰变化的过程中,材料变化比款式快,苗族和一些待识别民族的变化相对缓慢,单一民族聚居区比多民族杂居区稳定,女性的服饰变化要慢一些,而且女性服饰一般从内而外,从下而上,头饰保存得最好。要保护和传承服饰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

自然领袖在村寨文化传承中的角色担当——以贵州少数民族村寨为例

贵州少数民族村寨至今还保存着丰富的地方性文化,村寨自然领袖功不可没。在历史上,他们是村规寨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日常事务的领导者、管理者,同时肩负着文化的倡导和执行之责。他们的文化传承活动贯穿于生产活动中、宗教事务中和日常事务中。建国以来,少数民族村寨的自然领袖陷入了尴尬状态,他们的身份虽然来自传统,也是村民建构的,很多传统的活动已经不存在了,或者简化了环节,他们今天活动的范围比过去狭窄,依附于他们的活动传承的文化因此少了展示的载体和空间。他们的文化身份时而被忽略,时而备受推崇,在当下陷入身份的尴尬。

文化传播视野下的贵州少数民族村落婚姻习俗变迁

贵州少数民族村落的婚姻习俗包含丰富的文化内容,同时也是具有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今天的贵州少数民族村落社会正在发生变化,婚姻习俗中既增添了新的文化内涵,也保留着部分传统文化。村落变化导致传统文化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婚姻习俗变化导致村落中具有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失去传承载体。对于传统村落保护,不仅要保护物质形态的村落,还应以系统的思维对村落生活方式整体性保护。

侗族曲艺艺术研究述评

1985年"侗族曲艺交流会"的召开,是侗族曲艺艺术研究的开端,也是侗族曲艺研究中的里程碑,同时也是"曲艺"这个概念首次进入到侗族文化系统内部。侗族曲艺的研究对侗族歌谣系统中的说唱艺术进行了梳理、归纳、分析及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为侗族民间艺术的整体研究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汉民族古典作品的影响与南方少数民族歌谣的生成

在南方少数民族口头文学中,有大量根据汉族古典作品编成的歌谣。这类歌谣的生成,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表层次是外来文化之价值与接受主体的文化需求相契合,深层次则体现了少数民族口头艺术自我更新的必然。

论贵安新区民族文化传承

贵安新区位于贵阳市和安顺市之间,在国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被确定为西部地区重点城市新区建设之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势必使得这一区域的民族文化产生急剧变迁。贵安新区的民族文化传承能与美丽乡村建设以及乡村旅游相结合,引进校园及社区,发挥政府主导及村民参与的作用,遵循"内涵性"、"科学性"及"差异性"三大原则,以提升贵安新区的城市文化底蕴。

“栽岩”及《栽岩规例》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广西的融水苗族自治县安太乡的侗寨中发现了一本清朝同治末年汉字记侗音的古本《栽岩规例》,这本"栽岩"理词详细记录了贵州从江和广西融水一带侗族、苗族、瑶族、壮族明清时期进行"栽岩"活动的基本情况,是一本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引起民族学界的极大关注。这是到目前为止收集到的唯一的侗族"栽岩"款词。由于古本是用汉字记录侗语的地方话,至今还未能得到全面的解读,因此对文本的全面深入研究至今还是空白。文章是作者在对古本《栽岩规例》进行了全面翻译解读的基础上所作的关于古本的一个学术性解读。

图案的生命史与秩序图景--西方人类学关于图案研究的述评

人类学从开端就将图案研究置于社会生活的脉络之中。从古典人类学到现代人类学,图案天然地与社会组织、政治经济、宗教仪式、日常生活等紧密关联。20世纪80年代复兴的关于物的社会生命史研究,促使学者进一步探究图案的生产制作、传播创新、意义建构与社会、经济、历史的关系。图案不仅是人类认知秩序与宇宙秩序的反映,也是权利财富、思维结构的显现,同时也是生活时尚、文化建构的过程。图案研究要打破图案学、文化人类学、艺术史的学科边界,并纵深扩展到历史、地理、美学与符号学等学科,才能立体全面地对图案及意义进行综合研究。

梦入繁花——奥迪隆·雷东象征主义绘画作品中的花卉入画

奥迪隆·雷东是法国19世纪后期象征主义绘画的领军人物。梦入繁花是雷东作品营造的重要意境。雷东基于自身独特的生命体验和绘画语言赋予花卉多重寓意,在主客之间建立起"秘密的亲缘关系",对于象征主义美学原则的确立有着特殊而普遍的意义。从花卉入画的绘画史看,雷东对写实主义与印象主义进行了反动与推进,从而在写实花卉、写意花卉之外创造了抽象花卉,丰富了花卉入画的审美风格类型。

明代黔东北土家族地区儒学教育及影响

贵州土家族经济社会发展快于其他少数民族,原因可追溯至明代这一区域的土家族土司以及儒学教育。明王朝在西南土司阶层推行的文治教化,以及黔东北土家族土司掌控地方政治、经济带来的民族交融,构成了儒学教育的语境。通过学校教育、祀仪影响及贤达引导三种主要途径,儒学教育培养出大量各级人才,促进民族文化融合,催生出乡绅阶层,为土家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文化软实力。

黔中平坝“棺材洞”考

洞葬曾经是苗族主要的丧葬形式之一。贵州中部平坝区齐伯镇“棺材洞”肇始于唐代唐肃宗至德年间(公元8世纪),入葬者1300余年来绵延不绝。随葬的宋代鹭鸟纹彩色蜡染褶裙精美绝伦。“棺材洞”体现了黔中苗族同胞对故土的一种集体守望。

民间组织保护和传承村落文化的动力分析

村落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工业文化、商业文化的冲击下亟需保护与传承,而民间组织可以大有作为。在对村落的公益性帮扶活动、地方文化建设、互利共赢的发展中,民间组织从不同层面发挥保护村落文化的作用,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破坏力。在村落文化保护与传承中,对民间组织的力量要有针对性的借助,同时要对其破坏力保持警惕并极力规避。

侗族说唱文学的叙事特征

侗族说唱文学的曲调以本民族多样的民歌曲调为基础,在侗族艺术不断地发展和变迁中,汲取汉族说唱文学的演唱形式和内容,经精英歌师和戏师改编创作而成。侗族说唱文学不仅讲述本民族自己的故事,也承担着记录历史和传承文化的功能。侗族说唱文学有本民族特有的编创歌谣的韵律系统,在创作手法上以独有的自然生态和民族风俗作为比兴和创作的源泉。

侗语苗语语音的共时比较研究——兼论侗族苗族的历史接触关系

侗语和苗语属于汉藏语系的不同语族,他们的分离至少在万年以上。但历史上民族间的交往很早并且密切,在今天的居住分布上,两个民族不仅形成相互杂居的局面,有的地方同一个村寨就居住着两个民族。明清以来,黔东南地区清水江流域苗族变侗族,侗族变苗族的情况时有发生。文化上的长期接触和语言上相互学习,相互之间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共时的角度对侗语和苗语中部方言的语音进行比较,探讨侗语与苗语的多重关系。

贵州苗族铜鼓舞形态分析及文化解读

从贵州苗族铜鼓舞形态分析切入,准确解读铜鼓舞肢体形态所传递和蕴含的文化信息以及文化生态所决定的身体姿态,方可管窥文化机理,探索苗族文化传统,寻找文化对身体的规约,在规约中印证文化形态的呈现。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深刻和全面揭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铜鼓舞所具有的遗产价值,为苗族民间舞蹈文化发掘提供思路,更好地促进非遗舞蹈项目的保护与发展。

地方性知识的生产与阐释——以侗族歌谣分类研究为例

格尔茨所提出的“地方性知识”通过反思西方社会科学中的“普遍性理论”,强调人类认知和文化的多元,使长期以来被宏大理论所遮蔽的“地方性知识”得以展现。文章以侗族歌谣分类为个案,展现“地方性知识”生产的三个过程和地方传统提取中被重新阐释的过程;强调“地方性知识”应通过文化主体来构建,阐释者要纠正观察者的优越感,以中介身份去理解不同文化系统中的知识。

助推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2014年度贵州省广播影视论文奖(非技术类)评奖综述

2015年9月,贵州省广播电影电视协会如期完成了上年度全省广播影视论文奖（非技术类）的评奖工作。对此项评奖活动和参评论文的情况做一番总结很有必要,这既是对全省广播影视工作者和关心影视工作的人们一个交代,也希望借此推动今后的评奖活动和业务水平提高。一每一种评奖活动都会有具体的评价指标和评判标准,贵州省广播影视（非技术类）论文奖也不例外。

论侗语电影《我们的嗓嘎》中的价值冲突与路径选择

在侗族的乡土社会里,歌是用来养心的。那么在现代社会中歌是否还"养心"呢?导演陆万峰执导的首部侗语电影《我们的嗓嘎》通过黔湘桂边区的两家侗人代际之间对传统歌谣的不同态度,指示出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冲突与路径选择。侗歌中的精神自足传统对治疗现代社会中的文化焦虑起到借鉴作用。敢于坚守与担当方能使得传统文化走向未来。

新闻语言的热度、力度和尺度

刘熙载在《艺概》中说“辞之患不外过与不及”，讲的就是语言的分寸。文字是具有色彩和质感的语言符号，它不仅可以表现温度和力度，而且人们可以从文字表达中感觉语言自身的热度和力度。新闻写作中，同样存在语言的分寸问题，也需要恰如其分地掌握语言的热度和力度。

新闻报道的角度、深度和可信度

“新闻报道是对事实的表述”，这个定义实际上已经说明新闻报道表现为文本（text），是用语言、声音或画面讲述事实，是基于事实的符号建构。尽管新闻报道的建构基于事实，但是文本建构起来的事实不等于客观事实，它是记者用符号向受众呈现自己观察到的或了解到的事实。既然是呈现，就包含着记者对事实的认识、写作技巧的运用和报道思想的诉求，就涉及呈现者的身份和观察的角度，就存在对事实表现的深度、揭示的层次、反映的真实度和受众相信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