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光棍的形成机制与婚姻抉择——基于时空社会学的理论视角

农村光棍现象成为时下社会热点。调查发现,时间“可能性”和空间“关系性”成为农村光棍成因及其婚姻抉择的内在变量。在传统农村“通婚圈”逐渐融入全国性“婚姻市场”的时空背景下,性别失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引致的婚姻挤压效应,成为农村光棍形成的宏观原因;差异化的家庭条件和个体择偶能力、观念,成为农村光棍形成的微观原因。从追求年龄更小的婚配对象到被迫接纳离异女性甚至入赘,从传统“通婚圈”到地域边缘“婚姻市场”寻求婚配机会,农村光棍也在能动地调适自身的婚配策略,充分利用了时间的“可能性”和空间的“关系性”,以增加婚配的机会。但是经时空规训的婚配机制在结构层面已经决定农村光棍能够得到的婚配机会极其有限,且随着时间流逝,结构层面婚姻挤压程度的上升,个体层面择偶能力的下降,农村光棍也将从积极寻求姻缘转变为消极面对婚姻,直至沦为终身光棍。

观念与时机的错配:农村“无缘型”光棍的生成机制——基于黔中L村的实地调查

对黔中L村的实地调查发现,个人及其家庭条件皆不差的“无缘型”光棍已成为当地光棍的一个重要类型。“无缘型”光棍是社会结构和个体能动性相互作用的结果。农村社会的“个体化”转向与“离村进城”的生命事件形塑了“无缘型”光棍早期“个人本位”倾向的婚姻观念,因为处于适宜婚配的社会性时间,所以他们大多拥有过婚配机会,却因为“不想结”而没有选择走入婚姻;随着年龄增长,他们在外部的婚配压力和自我的内在反思推动下,普遍发生了婚姻观念的“家本位”转向,对婚配态度转变为“想结婚”,但因为已经偏离了适宜婚配的社会性时间,不得不面对“结不了”的婚配后果。

重大疫情风险治理:价值理念与制度体系选择

以风险社会理论为视角,审视“新冠病毒”这一重大疫情事件,可以了解到疫情风险的实质就是人类步入现代性社会以后其内在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深度断裂的产物。现代性社会赋予了重大疫情风险的全球性特征,但在现有的全球管理体系内其难以得到有效治理。而围绕疫情风险治理的非理性“价值博弈”以及因其引发的“一系列次生风险”进一步加剧了疫情的治理难度,并且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建构在“工具理性”上的“制度体系”也不具备治理疫情风险的有效机制。因此治理重大疫情风险需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上重构“全球多元治理体系”,从整体上为重大疫情风险创造有效的治理格局,同时需要以“价值理性”的理念来引导重大疫情风险治理,并据此优化政府的“制度体系”,提升国家层面上治理重大疫情风险的能力,从而在局部上有效防控重大疫情风险。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节日在政府保护下的变迁——以苗族姊妹节为例

台江苗族姊妹节是被政府保护并主导连续举办了20余年的传统民间节日,政府的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宣传和保护了当地的民族文化,传承了民族工艺,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但是在政府文化导向和经济导向下,传统的苗族姊妹节自身的真实性、整体性以及传承性难以得到保持,其功能、内容、形式和参与者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此引申出政府管理民间传统节日利弊的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