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贵州搬迁移民的社会融入帮扶机制研究

城镇化是通往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核心内容。本研究运用问卷调查法,从多维度对贵州搬迁移民社会融入帮扶情况及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贵州搬迁移民社会融入帮扶在就业岗位、职业教育、公共服务设施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困境。对此,本文提出以下帮扶机制:整合多方力量,动态、综合、“参与式”地重构搬迁移民社会融入的动力,创造就业创业机会,促进生计融入帮扶;深化产业发展,促进生活融入帮扶;强化社区文化发展,促进文化融入帮扶;重构人际网络,促进社区融入帮扶,以期形成常态化帮扶机制。

空间视域下的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共同体重塑--基于贵州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BYL街道的个案调查

随着大规模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完成,我国已进入“后移民搬迁时代”。如何让移民全方位融入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打造从物质到精神的共有家园,构筑坚实的社区共同体,是移民社区建设的重中之重。基于对贵州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BYL街道的个案调查,分析了大规模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建设特点,发掘移民社区建设的多种张力因素,包括:交往上的结构性制约、生计上的被动式转型、关系上的团结性弱化和意识上的公共性流失。针对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结构性特征,可以以空间为切入点重塑社区共同体:通过公共场域强化物理空间共同体;通过生计保障强化生产空间共同体;通过公共性重塑强化制度空间共同体;通过集体记忆强化文化空间共同体;通过互惠机制强化心灵空间共同体。

社会治理视角下西部地区农村电商产业发展路径研究——基于对贵州省四区县的实地调研

与东部地区“市场驱动,政府引导,社会自觉”形成的“电商村落”不同,西部地区的农村电商发展带有更强的政府引导与政策驱动特征,返乡创业人员销售本地特色农副产品成为农村电商发展的基本方式。但是,这些农村电商面临着组织分散的农户进行生产、市场与社会规则不一致、产销之间的社会信任问题、电商经营者弱小等社会治理方面的难题。基于对贵州省四区县的调研,重点探讨三个农村电商案例,分别探索出“社区电商联户”“第一书记直播”“兵支书抖音”等农村电商产业发展的新形态,通过社会治理整合电商产业发展的主体、提高产销之间的社会信任、弥合脆弱的乡村社会基础以实现产业升级,构建农村电商发展所需的社会条件。这种兼具公益性、市场性、组织性的社会企业型电商,为推进西部地区的农村电商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新载体和新路径。

民族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地方实践与优化策略——基于社会学“知-行-演-评”一体化教学模式的探索

融合程度不高是高等院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融合存在的普遍问题。“知-行-演-评”四位一体的教学模式是社会学专业彰显学科特色,将专业教育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度嵌合的创新性尝试。以社会调查实践为引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无痕嵌合专业教学,引导学生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感性认知到理性认同,从情感依附到内化于心,从行动自觉到知行合一,可为高等院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学实践供给实践范型与理论参考。

乡村振兴背景下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社会学思考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文献资料、参与观察等方法,以乡村振兴为研究背景,结合组织文化理论相关知识,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保护与传承提出社会学思考。文章认为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问题无非就是非遗传承人、非遗文化物、非遗文化精神三个方面,且造成这样问题的因素也主要包括环境因素、人为因素、文化冲击、功能缺失、体系不完善五大类。因此,为更好地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文提出了四点可行性建议:1) 丰富文化申报类型,创新文化发展形式;2) 引导良性参与,促进多元融合;3) 提高保护意识,倡导社会共享;4) 健全功能体系,建立长效机制。

新乡贤助力贵州民族地区乡村治理

“新乡贤”作为基层政府和群众之间的联系纽带,在推进基层现代化治理和加强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文章以“新乡贤”参与贵州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为出发点,分析其参与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及现实基础。在此基础上,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进行分析,从而为新乡贤有序参与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提供现实路径。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民族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获得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在我国民族地区,鉴于现实条件和社会历史的发展,乡贤作为历史上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在当前的现实条件下仍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是促进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参与者。

社会工作视域下农村社区老年人参与环境卫生治理的困境及对策——以贵州省T社区为例

为了探索农村社区老年人参与环境卫生治理的有效路径,从社会工作角度分析农村社区老年人参与环境卫生治理的积极意义出发,以贵州省T社区为例,研究农村社区老年人参与环境卫生治理的现状与所面临的困境。发现农村社区老年人在社区环境卫生治理中面临来自老年群体个体认知不足、社区对老年人缺乏重视和政府的支持有限等多重困境。针对以上问题,社区可通过引入社工站,由社工整合个案工作、社区工作和小组工作等多种专业方法,在社区内开展针对性服务,从而推动农村社区老年人参与环境卫生治理,丰富老年人参与环境卫生治理的渠道,完善社区治理体系。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笔谈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重大战略选择。近十年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提升,人民幸福感、获得感显著提升。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民族地区基层治理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既为国家治理提供了丰富的元素,也可能为国家治理带来一定的挑战。基于此,我们组织了主题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笔谈,以期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同行们抛砖引玉。李俊清教授以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目标与着力点为本笔谈进行了很好的开篇;阳义南教授重点围绕城镇社区居家医养结合,讨论了基层社会治理推进路径,重点关照了我国人口老龄化对基层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周芳苓研究员重点论述了数智赋能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路径创新;张领教授和卫松教授重点围绕乡村治理现代化进行了论述。张领教授主要阐释了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条件及其启示,卫松教授主要论述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几个关键转向。期望通过“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笔谈与从事此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共勉,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县域整合与价值再造:后发地区农村电商发展的社会逻辑——对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电商驿站+”模式的个案研究

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后发地区农村电商发展具有历史地理导致的区域性特征,在市场、技术、观念、基础设施等方面滞后,其发展路径与东部地区不同。本研究通过对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这一西部内陆地区“电商驿站+”模式的个案研究,剖析农村电商发展的社会逻辑。研究发现,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电商发展的脉络可以分为起步、快速成长和持续发展三个阶段。这一发展模式的关键在于“县域整合”:以县域为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电商驿站布局、公共品牌打造和城乡双向互动。农村电商的发展,实现了乡村的“价值再造”: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提高山地农产品的经济价值;提高小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延伸农业产业链价值;尊重电商发展的主体性,提升电商人力资本价值;融合一二三产业,重新发现乡村的多重价值。质言之,后发地区农村电商发展的基本逻辑在于:政府要更积极主动地进行“县域整合”,从而实现“政府-市场-社会”有机合作;农村电商要更注重嵌入其中的社会结构,如中西部农村过疏化、发展能力较弱的现实;“后生产主义乡村”不只包括大城市的郊区,通过数字赋能、三产融合实现“价值再造”是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新的可能路径。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困境与发展路径创新研究——以贵州省X乡苗族为例

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发展对于保持人类文化多样性具有十分重要意义。贵州省X乡苗族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由于日常生活方式的转变、苗族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协调度低、苗族传统文化的创新性不足、传统文化保护制度有待完善、网络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等原因,出现了流失速度加快、传统民族节日庆典氛围逐渐淡化、民族文化进校园的效果不佳等困境。以贵州省X乡为例,重点关注苗族传统文化在保护与发展中出现的困境,并提出三条创新路径: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扶持,促进苗族传统文化的发展;社区提供平台,增强苗族传统文化传承中的创新元素;个人转变传承理念,增强苗族群众的文化自信,促进民族文化传承自觉。

居住格局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分析--基于贵州省的调查数据

居民社会信任根植于社区居民的日常社会交往,而居住格局正是通过打造居民交往互动的空间基础进而对居民社会信任产生影响。基于2021年对贵州省48个社区的实证调研发现:居民社会信任仍呈现出“差序格局”的分布状况;民族自治地区与非民族自治地区社会信任的生成机制存在明显区别。发挥社会信任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需要在社区层面充分利用居住空间对社会信任的形塑作用;大力强化社会组织对社会信任的引导作用;高度重视不同地区社会信任的差异化生成路径。

社会工作介入直过民族地区留守儿童安全问题研究——以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Z易地搬迁社区为例

以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Z易地搬迁社区留守儿童为例,通过实地访谈和观察,发现直过民族地区的易地搬迁社区留守儿童面临自然灾害、溺水、交通安全、居家安全、生理卫生安全和性侵等问题。从留守儿童所在的社会生态系统来看,其存在安全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家庭监管不力、学校安全教育效果不佳、政府监管不到位、不良文化诱导、留守儿童自制力差等。针对留守儿童多样化的安全教育需求,以社会学习理论和社会性别理论为基础,制定适合直过民族地区易地搬迁社区留守儿童的服务计划,运用小组工作方法开展安全教育活动。经过过程评估和结果评估,发现小组工作方法对解决直过民族地区易地搬迁社区留守儿童存在的安全问题有着显著的效果。但这种方法不能完全满足留守儿童的安全需求,需整合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三种方法进行介入,以达到最佳效果。

贵州有形有感有效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有形有感有效。贵州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繁荣发展示范区,在有形上,扎实做好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开展有抓手、落实有载体,民族间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在有感上,扎实做好润物细无声的工作,充分发挥中华民族文化孕育共同体意识的作用,深化爱国主义精神、凝聚共识,使各族群众增进感知力、提升感染力、增进感恩心,不断沁人心灵,引发共鸣;在有效上,坚持目标导向、效能导向,建立完善全过程、高效率、高质量的落实机制,不断推动完善、规范、精准、可操作的考核评价体系,切实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

城市基层治理中的社会分层与利益表达

城市社区的利益表达是最具实质性的社区参与形式,对基层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CGSS2010数据,从阶层理论分析范式探讨城市社区分层对其利益表达的中介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城市社区不同阶层的利益表达具有显著差异,社会组织信任在其中发挥一定的中介效用。与低阶层社会群体相比,高阶层社会群体、新中间阶层社会群体的制度性利益表达积极性更高,并通过社会组织信任对制度性利益表达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新中间阶层社会群体出于对社会组织的不信任,则更可能倾向于非制度性的利益表达。因而,引导社会组织的健康发育非常重要,同时注重完善制度性利益表达渠道的通畅;通过社会组织信任促进社会参与,增加社会资本,进而提升社会基层治理绩效。

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青年内卷行为的社会学分析

本文将青年内卷视为一种社会行动,借鉴社会行动理论,构建了一个“行动者—目标—手段”的分析框架。研究表明,青年内卷源于不确定性社会中行动主体的焦虑感、功绩主义导向下行动目标的单一化、数字时代影响下行动手段的透明化。在实践中,青年内卷行为可以分为“规范—有效型内卷”“创新—有效型内卷”和“无效型内卷”三种实践类型,以及“逃避”和“反抗”两种自我反卷策略,它们具有正负两方面的社会意义。可从减轻青年主体的风险感知、倡导分散多元的行动目标、优化青年内卷的实践空间、构建良好的社会心态秩序等方面消解和调节内卷的负面后果。

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的传承与创新——以贵州安顺布依族蜡染为例

蜡染是布依族拥有悠久历史的一项传统工艺。贵州安顺布依族蜡染拥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和实用价值,被誉为“东方第一染”。近年来,布依族蜡染的传承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其生产工艺与现代大机器生产工艺相比略显势弱,传承和发展布依族这项传统手工艺成为保护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

贵州少数民族村寨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少数民族村寨文化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对推动贵州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社会、环境保护发展有重要意义,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途径。文章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案例,在对西江千户苗寨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其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实践经验、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困境及原因进行了分析,为推动民族地区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效路径,以期实现推进乡村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关系探析

多民族国家建设的一个恒久主题是对“一”与“多”关系的调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天然就包含着正确把握共同性与差异性关系的内在需求。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既要在哲学层面上深刻把握共同性与差异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以及两者不断发展变化的状态,也要在理论层面上正确认识共同性与差异性关系的基本内涵及其定位,还要在实践层面上秉持着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基本原则来指导民族工作,扎实稳妥地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生态人类学视野下贵州民族蜡染的现状研究

贵州的民族蜡染是一门融合了自然与文化元素的传统工艺。生态人类学是研究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它关注的是人类文化如何适应和利用自然环境,以及自然环境如何影响和塑造人类文化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贵州蜡染作为一种具有独特魅力和悠久历史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它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人类适应和利用自然环境的一种方式。通过生态人类学的视角,可以更好地理解贵州蜡染的内涵和价值,同时也可以更好地关注和解决其面临的挑战。这对于保护和传承贵州蜡染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多元路径”青年谈

主持人语: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场正在深刻改变并将持续改变中国社会治理格局的伟大实践,不仅是关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问题,更是一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治理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多元路径得到充分实践,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不断成熟,为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研究积累了丰富且生动的经验资料。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征程上,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多元路径研究应当适应时代变化,回应时代诉求,不断丰富社会治理的理论体系与经验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鲜明的社会学理论视野和学科注脚。我们组织了主题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多元路径”青年谈,以期为社会治理研究的同行们抛砖引玉。袁迎春在梳理基层社会矛盾治理机制的内涵及其演进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聚合治理机制的内涵和特征,并结合实地调研归纳这一治理机制所面临的困难,进而作出反思。杜伟泉基于实地调研资料,分析当前公众参与数字化社会治理的主要困境,进而提出优化路径。林诚彦通过呈现一个真实的未成年人心理危机协同治理的行动研究案例,说明协同治理理念是如何被应用在未成年人心理危机治理工作中,获得怎样的成效,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中国式公共服务框架下协同治理具备怎样的模式特征和实践特色。杜沙沙重点论述了情感治理的历史渊源、独特优势、内在逻辑和实践路径,将情感治理作为预防和处理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治理机制。朱慧劼从农村养老服务供需错配的深层逻辑出发,重点论述了整体性治理的深刻内涵,进而提出农村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五篇文章结合理论视角、经验分析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多元路径做了较为深入的讨论,我们期望这些讨论既能呈现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也能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来自青年学人的学术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