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民族法制六十年的探索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民族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已经基本形成以宪法有关民族问题的规定为根本,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核心的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和监督机制。

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及其家属证据知悉权研究

证据知悉权是被追诉人及其家属知情权的核心内容。我国刑事诉讼中阅卷制度的权利主体是辩护律师,学界对辩护律师阅卷权问题给予了较多研究,而对被追诉人及其家属证据知悉权问题则关注不够。核心问题有三个:一是无律师帮助的被追诉人证据知悉权的实现问题。二是有律师帮助的被追诉人的证据知悉权问题,即辩护律师能否将阅卷取得的证据材料披露给被追诉人。三是被追诉人家属的证据知悉权问题,即律师能否将阅卷、会见和调查取证所获得的证据材料向被追诉人家属披露。这三个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具有争议性,实有从法理上予以探讨的必要。应当在证据知悉权与相关权益进行权衡的基础上,制定解决问题的若干规则。

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疑难问题研究

关于受贿罪的既遂与未遂标准问题,存在承诺行为标准说、收受行为标准说或称贿赂取得标准说、谋利行为标准说、收受贿赂与实际重大损失择一说和取财、谋利双重标准说等五种观点。应以是否收到贿赂作为区分受贿罪的既遂与未遂的统一标准。如果受贿人收到的"贿赂"是伪劣物品,应以受贿人对贿赂的认识错误来处理。具体来说,分为以下两种情况:一是作为贿赂的伪劣物品,经过物价部门实际评估的价格为零时,应按对象认识错误,以未遂处理。二是作为贿赂的伪劣物品,经过物价部门实际评估的价格低于相对应的正牌商品的价值时,是对象部分认识错误,不能以未遂处理,应当以受贿既遂论。

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纯正自然人身份犯的定罪问题研究

学界关于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纯正自然人身份犯如何定罪尚未形成共识,有分别定罪说及实行犯决定说、主犯决定说、利用特定身份说、为主职权行为决定说、身份犯修正构成说等统一定罪学说。从整体上考察,对有刑法身份者与无刑法身份者共同犯罪应采用共同犯罪构成符合说,只要各共同犯罪人具有共同的犯意且他们之间有意思联络,其共同犯罪行为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纯正身份犯的犯罪构成,就应对各共同犯罪人均以纯正身份犯论处,否则以非身份犯论处。

不同种刑法身份者共同犯罪的定罪问题研究

刑法身份是指法律规定的,对定罪量刑具有影响的一定的个人要素或一定的单位附属条件。它可以分为自然人刑法身份和单位刑法身份。自然人刑法身份指法律规定的,对定罪量刑具有影响的一定的个人要素;单位刑法身份是指法律规定的,对定罪量刑具有影响的一定的单位附属条件。自然人身份犯则是指法律规定的以实施犯罪的自然人在行为时所具有的自然人刑法身份为定罪要件或法定量刑情节的犯罪。在解决不同种刑法身份者共同犯纯正自然人身份犯的定罪问题时,应当综合评价各种学说,结合"犯罪构成符合说"按照法条竞合的原则处理。

身份犯与其相关概念比较研究

身份犯是一类犯罪,并非指一类犯罪人。在对传统身份犯的概念进行评析后提出,作为一类犯罪的身份犯,是指法律规定的以实施犯罪的行为者在行为时所具有的刑法身份为定罪要件或法定量刑情节的犯罪。身份犯具有类罪特征、主体特征和法律特征三个基本特征。根据身份犯的概念和特征,将身份犯与职务犯罪、经济犯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和军职罪进行了比较研究。

从宽严相济刑事立法政策谈未成年人刑罚制度的完善

本文首先提出宽严相济刑事立法政策的概念,之后阐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和地位,以及宽严相济刑事立法政策的具体要求。在论述宽严相济刑事立法政策对未成年人刑罚制度影响的基础上提出如下四个方面的立法建议:完善对犯罪的未成年人从宽处理的具体规定,增设必要的非刑罚处罚方法,率先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

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正当性内涵及标准分析

对于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正当性的分析能够为该制度的完善提供方向性参考。既有研究更多的从制度的一般正当性考虑的多,从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正当性的内涵及标准进行分析,可以有利于该制度的完善。

我国辩护方调查取证权的配置

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进一步当事人化,改变侦控机关对刑事案件调查取证权的垄断,适当扩大辩护方调查取证权乃改革之发展趋势。我国传统的"单轨制"调查取证模式因其固有的缺陷应当予以改革,引进"双轨制"的调查取证模式因各项配套制度的缺失而难以推行,目前我国应当建立一种既不同于"单轨制"也不同于"双轨制"的"混合型"调查取证模式,这种"混合型"的权利配置模式体现为"权力主导"和"权利保障"的特征。在调查取证权的内部配置上,基于辩护方自行调查取证的局限性和潜在的法律风险,完善和保障其申请取证权可能更具有实际效果和现实意义。

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配置问题

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配置以该权利的确立为前提,它关乎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大小、限度及其与侦查权的冲突和平衡问题。因此,简单地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以调查取证权并不能解决实务中律师调查取证难的问题。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配置既要立足于有效辩护的需要,又要关照我国相关资源供给不足的现实。在综合考量相关因素之后,本文提出了以申请取证为主、自行取证为辅的权利配置模式,在强化律师取证申请法律效力的同时,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一定的阅卷权,以此弥补侦查阶段自行调查取证能力之不足。

身份犯与亲手犯、不作为犯之比较

英美法系中没有亲手犯的概念,也没有间接正犯的概念。大陆法系中的亲手犯,是指以间接正犯的形式不可能犯的犯罪。身份证意味着行为者是具有特定身份的,否则不构成身份犯。身份犯与亲手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纯正身份犯只影响量刑,而不影响定罪,所以关于身份犯与亲手犯的关系问题应该在纯正身份犯中探讨。关于纯正身份犯是否都是亲手犯的问题有三种观点:否定说主张纯正身份犯都不是亲手犯;肯定说认为没有刑法身份就不能成立身份犯;折中说认为应区别对待,有时无身份者可以成立身份犯的间接正犯,则该身份犯不是亲手犯。不作为犯与身份犯是不同层次的两个概念,当不作为犯的行为者具备身份犯之身份之时,此时的不作为犯即是身份犯。

构建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应解决的三个疑难问题

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科学构建面临诸多问题需要解决,但控辩双方证人证言的开示问题、没有律师参与的案件是否进行开示以及如何开示的问题、辩护律师能否将控方开示的证据材料披露给被追诉人及其家属的问题,这三个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实有从法理上予以探讨的必要。这些问题关乎国家追诉犯罪的利益、被追诉人及其家属的证据知悉权以及辩护律师保密义务三者之间的冲突和平衡问题。结合我国实际,依据利益权衡原则,提出了解决问题的若干规则。

刑法身份与身份犯之身份新论

刑法身份是指法律规定的,对定罪量刑具有影响的一定的个人要素或一定的单位附属条件。这里的"定罪"是指在确定对行为者适用刑法并追究其刑事责任或适用刑罚的前提下才予以考虑的确定具体罪名的司法活动或立法活动,有别于确定刑法适用范围、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活动。"量刑"指的是在定罪的前提下对行为者选择适用刑种和刑期,甚或包括免除刑罚的一种司法或立法活动。刑法身份具有法律事实特征、本质特征和刑法性特征,可以分为:自然人刑法身份与单位刑法身份,定罪刑法身份与量刑刑法身份,主体刑法身份与对象刑法身份,明文规定式刑法身份与暗含式刑法身份,积极刑法身份与消极刑法身份,自然刑法身份与法定刑法身份等。身份犯之身份,是指法律规定的行为者在行为时所具有的影响定罪量刑的个人要素或单位附属条件。其除具有刑法身份一般特征外,还具有犯罪主体依附性特征和时间性特征。

刑事见证及其法律效力研究——诉讼证明中一个被忽视的问题

刑事见证一直被当作一个技术性问题而为我国诉讼法学界所忽视,其所蕴涵的监督制约价值和诉讼证明功能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我国现有的刑事见证规范不但内容粗疏,而且见证与否对相关的侦查行为及由此所取得的证据材料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从而导致权力滥用和制度变形,这不但与程序正义相背离,而且妨害实体真实的发现。对公权力过分信任的政治哲学、"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文化以及偏重于惩罚犯罪的诉讼目的等,都影响了制度的精细化设计及其应然功能的发挥。无论是顺应证明模式转型的发展趋势还是基于程序法定原则的内在要求,抑或是保障证据证明力及侦查程序正当性的要求,均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刑事见证问题。只有把见证人见证作为一项独立的诉讼行为予以制度完善并赋予其一定的法律效力,刑事见证才能实现从技术到制度的转变。

试析民间法的存在合理与国家法的立法完善--以法律多元的文化背景为视角

结合历史传统和当前状况看,乡土社会间的民间法与国家法在调整内容上的互动关系会因时代改变而有所不同,然而二者在外在形式上总是并存的,这说明民间法与国家法并存的法律多元态势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现象。如果立足法律实用主义的立场,采用法律经济分析的方法,可以发现民间法与国家法"竞争"有现实合理性。因此,构建乡土基层社会的和谐不是国家法强势介入,而是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各司其职",国家法应当依据实际情况给民间法留出相应的自主运作空间。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申请取证制度的完善

我国立法虽然确立了申请取证制度,但该项制度在整体上表现为立法上简单粗疏、内容上不尽合理、技术上操作性不强、权利上缺乏保障等特征,这直接导致实践中检察机关和法院随意拒绝辩护方取证申请的现象比较普遍,使得辩护方"取证难"的问题依然未得到改变。基于辩护权保障和平衡控辩双方取证能力的需要,有必要立足我国实际,从申请取证的主体和方式、决定和实施取证的主体、拒绝取证申请的情形、取证申请的审查和实施、权利救济等方面完善我国的申请取证制度,从而为辩护方取证权的实现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