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共产党人“心学”推进新时代党性教育创新

新时代党性教育要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激活文化生命力,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鲜明的党性内涵及特征,以精神滋养精神,推进新时代党性教育话语创新,为党性教育创新提供新的思维方法和实践路径。

王阳明的理气一体论

朱熹就“物”而言理气关系,“理”为形而上的“生物之本”,“气”为形而下的“生物之具”。这种形上与形下的二分带来诸多理论上的困难:其一,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逻辑上,理气先后问题均难以得到圆满的阐明;其二,基于气禀而言善恶的分化,将导致气可以违理或气不能违理的两难;其三,气禀既为先天者,则变化气质的工夫难有入手处。王阳明则谓理、气为“心”之不同面向,“气”为本心之流行,“理”为流行之条理,两者实为一元之关系。此说能有效应对朱子学说的困难:理、气只是本心流行的不同向度,并不存在先后的问题;善恶不是源于先天“气禀”,而是出于后天“意气”,违于理者乃是意气中的私欲执着;“变化气质”并非是要改变先天的气禀,而是要破除后天的习气障蔽,是为“客气消而天理行”。王阳明基于心而统合理气,超越了理气的二元对待,并赋予其工夫论义蕴,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视域下人的技术化生存——基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分析

“人的技术化生存”是指人通过并依赖“现代技术”来实现包括物质、精神生产生活在内的全部现实活动,现代技术因而成为人生存的条件、人需要的前提乃至人发展的界限。马克思《资本论》在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中,揭示了人的技术化生存的两个关键问题,即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应用塑造了人的技术化身体,建构了技术化生存的具身前提;工厂制度进一步使人成为技术化的主体——一种体现资本主体性的无主体性的主体。和既有技术批判的传统研究进路相比,《资本论》在技术化生存问题的阐述上具有范式地位。人的技术化生存是《资本论》中历史唯物主义现实内涵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维度。

阳明心学视域下的“意”“气”相通论

“意”“气”本来是两个不同的哲学概念,但王阳明却赋予了两者以相通的性质:一方面,意、气两者皆为心之发动流行,故皆关联着心之本体;另一方面,心之发动流行必落入经验世界,故“意”“气”两者也关联着物之显现。进言之,“意”“气”两者皆为“心”(本体)与“物”(现象)之居间者,其发动流行或顺或逆于本体,则有善恶的分化,故王阳明既言“有善有恶是意之动”,亦言“有善有恶者气之动”。善恶之分化既然源于意、气之发动,王阳明由此也就批评了善恶源于气禀清浊的说法。进而,王阳明强调“变化气质”的工夫,并不在于改变先天的“气禀之浊”,而在于破除后天的“意气之私”。实则,不论是“诚意”还是“养气”,皆是为善去恶的道德工夫,其路径皆在于破除自私执着以回归至善本体。由此,王阳明构建起了融本体与工夫为一贯的道德形上学。

从现实生活走向历史深处--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存在论意蕴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具有强烈的现代哲学意义。现代哲学对传统哲学的一项澄清在于,现代哲学试图以存在关系为基础的存在论取代传统以认知关系为基础的本体论,以此克服传统哲学对存在与存在者的混同。从存在论哲学的视野来看,马克思对传统哲学的迷误有着清醒的意识,并且已经预先发动了一场把本体论转向存在论的革命。马克思立足现实的人的生产生活,将自身的思想建立在坚实的存在论基础之上,通过实践活动来解释人与世界及其关联的历史性生成,揭示人的实践活动的存在论内涵,克服了传统哲学对存在关系与认识关系的颠倒。

从“消灭”到“创造”:马克思对德国浪漫派反讽思想的倒转

马克思与德国浪漫派思想的关联越来越为学界关注,这为我们进一步厘清马克思思想的来源以及理解马克思创立新哲学的问题意识和思想契机提供了新视角。就此而言,德国浪漫派的反讽思想可以成为我们理解马克思早期思想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切入点。面对启蒙思想对世界的祛魅,德国浪漫派希图借助反讽思想来重新为人唤回精神和神性,但因反讽思想的内在矛盾而陷入了理论困境。在继承黑格尔改造德国浪漫派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取消了作为人类精神异化的绝对精神,将人的主体性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实现了反讽思想从否定性的"消灭"向肯定性的"创造"的倒转,不但化解了德国浪漫派反讽思想的理论困境,而且为反讽思想的现实化找到了"无产阶级"这一积极的革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