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水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几个法律问题--评《中国跨界水资源利用和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跨界水资源作为人类共同享有的自然资源,涵盖全球各个国家与地区,在世界水资源总量中占有较高比例。长期以来,鉴于国界差别、利益交织,跨界水资源开发利用无法形成统一的法律规定,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冲突,影响国际秩序的和平稳定。因此,从法律视角科学审视跨界水资源开发利用问题,明晰其中的法律权属.

关于推进贵州省“阳光工程”法治化的思考

"阳光工程"是贵州省在自身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探索出的社区戒毒新模式。"阳光工程"自实施以来,通过各种途径安置戒毒康复人员,有效地提高了戒毒康复人员管控率,降低了戒毒康复人员复吸率。然而,在"阳光工程"的实施中,还存在规划目标不明确、制度不健全等问题。"阳光工程"的法治化将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有效的思路,进而推进省内社区戒毒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执源治理的关岭探索

关岭自治县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推动形成内外联动、协同发力的执行综合治理工作格局,实现执行工作从单一治理向多元治理、从末端治理到源头治理转变,有效实现执行案件减存量、遏增量、控变量,为有效构建执行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新格局提供了经验启示。

促进黔中经济区发展的法制建设研究

促进黔中经济区发展的法制建设原则主要有反对地方保护、强调合作协调和做到因地制宜三大原则。促进黔中经济区发展的法制建设措施主要包括:在立法方面,要制定支持黔中经济区发展的专项地方性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建立经济区内各地间立法协调机制;在行政方面,要设立黔中经济区建设管理委员会,建立经济区内各地间行政协调机制;在司法方面,要维护司法公正,建立经济区内各地间司法协作和交流机制。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权的几点思考——基于宪法等法律规定解读立法意图

从宪法等法律规定看,其明确了民族自治地方内汉族和散居少数民族不具有法定区域自治权利,导致在确定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利(权力)的最终归属(本源)主体上难以自治,由此反映出立宪(法)者意欲协调促进民族平等与加强地方治理之间的平衡,在实现和保障少数民族自治权利的同时,也为推进民族共治和优化地方治理保留了空间。

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当代法治意蕴研究

少数民族习惯法具有丰富法治理念、提供实用制度资源、节省社会运作成本等法治建设意义。在国家法律引导民族习惯法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保留民族习惯法应有的发展空间,从而不断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数智时代的韧性城市治理及其优化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目标。韧性城市即在风险环境中能够承受、适应和恢复的城市。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推进,城市正处于工业革命后的又一重要时期——数智时代,其在改善风险应对环境的同时,也为城市安全带来新挑战。数智时代的城市是由多元主体与数智技术交互形成的复杂开放系统,其与演化韧性理论相互契合。而受制于系统的复杂性,数智时代韧性城市治理面临诸多困境,主体层面表现为内部分化加剧与组织变革不足,空间层面表现为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相互制约。由此,数智时代韧性城市治理需要摒弃传统韧性治理的线性模式,通过增强系统内部的协同性以调整系统结构的内在关系,并保持对环境的观察以保障系统运行的相对稳定。

治理何以可能:荀子“性伪”论价值阐微

荀子“性伪”论不仅实现了对先儒人性论的整体超越,更具备从人性视角启发治理理论发展的当代价值。“性伪之分”作为“治理何以可能”的前提预设,消弭了“性善”论隐含的两重困境,呈现出契合于治理的理论逻辑;“性伪之合”阐释了治理的可能机制,“辨合”与“符验”的特质呈现了其现实主义品格,更为重要的是“性伪之合”机制以儒家对“治”的诉求,统合了微观的“人性之治”与宏观的“天下大治”;“化性起伪”作为治理的可能路径,从礼教维度以“隆礼至法”表明“化性起伪”的治理主旨,从养成维度以“积善成德”揭示“化性起伪”的治理关键,从实践维度以“知不若行”强调“化性起伪”的治理核心。

少数民族人员犯罪特征演变及应对研究——基于实证调查与文献记载的历时比较

通过历时对比,少数民族人员犯罪特征演变情况为,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中青年农民和无业人员的犯罪数量增多,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和侵犯财产罪这两类传统自然犯罪仍然是主要的犯罪,但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这类现代法定犯罪增长态势趋于明显,应当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犯罪防控措施。

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发出“贵州好声音”

实现司法公正，关键是要建立符合司法规律的办案责任制，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

数字低碳与低碳数字:“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发展的反思与重构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并再次定调“双碳”目标。数字经济发展对“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明显的赋能功能。但低碳并非数字经济的天然属性,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双碳”目标的实现也带来新挑战,包括碳排放问题、数字技术适配问题、环境监管问题等现实困境。“双碳”目标中数字经济发展受到主体有限理性、边际排放成本与认知偏差等要素影响,单边的支持政策将引发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形成“绿色悖论”,需要运用多种政策措施的组合优化。通过借鉴发达国家与国内部分地区的有益经验,今后应当在支持技术创新、完善制度框架、促进多元协作的基础上强化数字低碳与低碳数字的融合发展,构建“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发展的利益共同体,真正做到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协同增效。

“供全村吃一餐”的处罚规定所反映的苗族习惯法文化——对三个苗族村村规民约的考察分析

当前,由于国家法律资源的稀缺,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农民规范行为、惩处违犯行为、解决纠纷等等,大多都依据村规民约,较少正面与法律打交道,因而与习惯法有紧密联系的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笔者就三个苗族村的村规民约考察入手,分析了"供全村吃一餐"的处罚规定所反映的苗族习惯法文化在当地乡村治理中的利弊,就反映习惯法文化的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问题作了一次微观的探讨。笔者认为,我们应看到"供全村吃一餐"这一传统苗族习惯法文化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要避免产生消极负面作用。

论党的纯洁性的制度保障

当前,保持党的纯洁性作为党的建设的一个命题正为人们所热议。一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表明,这一命题是一个关系中国共产党能否保持无产阶级性质和无产阶级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有鉴于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从思想政治、组织队伍、作风廉政和纪律监督等方面加强和完善党的纯洁性的制度建设。

论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认定——邓玉娇事件引起的思考

如何正确适用正当防卫,充分发挥正当防卫制度的作用,是我国刑法的正当防卫制度得以全面落实的关键。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厘清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两个既有本质区别又有密切联系的概念。而如何把握好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认定问题,法律没有规定具体标准。因此笔者希望通过案例分析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了重大损害为标准来评定。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化的探索与前瞻

回顾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化发展历程,相关构建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法治框架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为了不断满足我国民族工作实践的需求和主动适应时代发展的趋势,新形势下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化建设需要进一步丰富相关法律法规的体系构成,完善规范内容,提高立法质量。

智能机器人致人损害民事责任的困境及其破解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机器人作为典型的人工智能实体已逐步被运用于医疗、交通、家居、军事等行业,然而智能机器人为人类提供便利的同时,其致人损害事故也时有发生。智能机器人致人损害不同于传统的侵权行为,其特殊性表现在侵权关系主体的复杂性、侵害客体的多样性、损害结果的潜伏性三个方面。这决定了传统民事责任制度适用于智能机器人致人损害时面临三大困境,分别是民事责任主体不明、因果关系认定及证明困难、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局限。针对上述困境,可从明确智能机器人民事责任主体地位、科学认定智能机器人致人损害因果关系及增设特殊民事责任承担方式三个方面着手,逐一进行破解。

论形上主体:渊源、盛衰及未来命运

人、主体在哲学中赋有特别的意义,哲学史也可说是一部主体观念史。主体范畴的演变,依其自然的次序为渊源、奠基、凯旋和衰亡四个阶段。古希腊文明里,智者派普罗泰戈拉首次将人提升至度量万物的衡准。近代之初,笛卡尔则于经典命题"我思故我在"中为主体哲学作了奠基。及至康德、胡塞尔,最终将现代主体性哲学推向了顶峰。然而,20世纪前期和中期,人们却见证了"主体终结论"的狂欢。当今的主体论域内,多样化的理论正在展开:个体、主体间性、后现代主体等。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及建议

一、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概况我省有17个世居少数民族，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贵州常住少数民族人口为12547983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36．11％；少数民族人口总量在全国排第4位，比重排第5位。全省有民族自治州3个，占全省地级行政区划单位的33．3％；民族自治县11个，加上自治州下辖其他县（市），占全省县级行政区划单位的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