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平等观探析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对平等的追求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而不断觉醒,经过“原始共同体内的实质平等一普遍的形式平等一普遍的实质平等”的历史沿革,最终发展为社会主义平等观,即无产阶级追求的、以消灭阶级为目的的、普遍的实质平等。社会主义平等观,既指导着无产阶级吸收资本主义法权平等的合理因素,在物质生产逐步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劳动人民的普遍实质平等,又批判资本主义平等的片面性、折中性、抽象性,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学理分析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接力奋进的重大历史节点,习近平总书记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智慧,开创性地强调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崭新的时代命题,既是对我党百年成功实践的科学经验总结,也是我党在新的征程中继续铸就辉煌的重要遵循。在此重大历史关头,从学理上分析二者为何能结合、为何要结合、怎样结合对我们奋进新征程具有重大意义。

“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的价值意蕴与实践指向

“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是对思政课课程性质的最新确证。需要从内在逻辑把握思政课政治性和教育性的双重性质,从政治性出发讲党治国理政的道理,从教育性出发讲学生成长发展的道理。“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这一重要论述的提出,深化了我们对思政课性质、根本任务和思政课教师素质等要素的认识。从实践指向来看,思政课讲道理要坚持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的原则;要发挥教师和学生的“双主体”作用,注重师生互信构建;要注重讲道理的方式方法,增强讲道理的吸引力、感染力、亲和力。

论社会自我批判的三条进路

社会自我批判是一种普遍的现代性社会现象。现代性社会具有社会个人化、社会国家化这两种相反相成的倾向,其基本主题是现实个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问题。正是围绕着这一关系问题,社会自我批判得以深入展开,其大致有以下三条具体进路:其一,建基于原子个人及其个人理性的个人主义进路;其二,建基于民族国家及其国家理性的国家主义进路;其三,建基于社会关系中的现实个人及其公共理性的社会主义进路。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社会自我批判遵循着最后一条进路,批判社会个人化和社会国家化,主张把个人拉回社会、把国家还给社会,从而达成了对前两条进路的批判和超越。这条进路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自我批判即中国式现代化无疑具有重要启示。

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的影响

实证分析发现,由于社会网络“趋同性选择”的制约以及返乡后自致性社会网络的“断裂”与“失灵”,返乡农民工在创业生存性阶段主要依赖于先赋性社会网络,但随着其返乡创业由生存性阶段向成长性阶段的转变,先赋性社会网络的作用随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减弱逐渐,而自致性社会网络的作用逐渐显现并呈增强的趋势。同时发现,返乡创业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能力对先赋性社会网络的生存性创业绩效与自致性社会网络的成长性创业绩效的提升效应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因此,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创业农民工在创业实践中应充分调动其社会网络的经营与开发能力,在维护业已建立的先赋性社会网络的同时不断构建与拓展自致性社会网络,从而提升返乡创业绩效,促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社会治理效能感对农民工制度优势认同的影响

通过对农民工的抽样问卷调查所获数据资料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认同程度高,制度自信显著增强,且与其社会治理效能感高低密切相关。其中公平性治理效能感对农民工制度认同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有效性治理效能感的获得感与安全感两个维度对制度优势认同的影响则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影响轨迹,即获得感与制度优势认同呈“U”型关系,而安全感与制度优势认同则呈倒“U”型关系。因此,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建立“结果—过程”并重的治理效能评价机制、坚持“利益—价值”并举的优势认同引导机制以及构建“政治宣传—情境体验”并用的治理效能宣传机制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增进农民工制度优势认同,坚定制度自信的关键之举。

讴歌脱贫攻坚的荧屏史诗:论电视剧《山海情》的六重导向

电视剧兼容艺术的众多元素,是当下较受欢迎的影视形式。主旋律电视剧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更是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和鲜明的教育性。《山海情》作为一部脱贫攻坚题材的电视剧,聚焦闽宁协作的脱贫典型,用镜头记录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海固地区人民和干部们通过辛勤劳动和不懈探索,将飞沙走石的“干沙滩”建设成寸土寸金的“金沙滩”的故事。该片体现了鲜明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本体导向,东西部协作发展的空间导向以及中国共产党人信仰与担当的价值导向;为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迁,提升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素质等方面提供了鲜明的时代价值和文艺创作导向。

人民文化权益保障:一种制度化的视角

权益需要制度来保障,制度需要权益来彰显,权益与制度相互影响、交融交荣。以制度为手段,以保障人民文化权益为目标,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在文化领域中的具体展现,充分体现了权益与制度、文化与政治、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一致。从制度化的视角去厘清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与保障人民文化权益间内含着的关系性、规范性、强制性及价值性属性,无疑是对人民文化权益保障的最好诠释。并且,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实践中形成的“四位一体”制度运行逻辑,环环相扣、自成一体,完整地构筑起了人民文化权益保障体系,筑牢了党为人民的初心和使命。因此,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文化制度层面的具体表征,也是保障人民文化权益在实践层面的理论牵引,更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文化生活需要的重要保障。

王阳明“知行合一”说之特质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基于自我生命体验提出的命题。在这个命题中,“知行合一”被定义为“知行关系”的“本体”,试图确立解决“知行关系”的基本范式,并表现出形上性;“行”之为“知行合一”基础的确认,提出了把握“知行轻重”的参考答案,并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知行合一”中的价值诉求,反映了阳明对“知行合一”应用意义的期待,体现了超越性和理想性;“知行合一”的多重性表明“知”“行”不是静止的合一、抽象的合一,而是动态的合一、具体的合一,凸显“知行合一”的最佳模式是“知行相适”。不过,“知行合一”之所以为“知行本体”,之所以“以行为本”,之所以蕴含“价值诉求”,之所以表现为“多重合一”,乃是“心体”使然。因此,王阳明“知行合一”是由“心体”主宰、孕育的“知”“行”运行系统,是“心体”这一道德智慧的深切投射。质言之,王阳明“知行合一”是以“心体如此”为核心,以“知行本体”“以行为本”“价值诉求”“多重合一”为基本元素构成的有机理论体系,因而成为中国哲学史上处理“知”“行”关系的典范,并在理论和实践上表现出丰富且积极的启示。

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

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蕴含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蕴含传统民本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蕴含“天人合一”观念,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蕴含天下大同理念。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现代化模式,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方针为遵循,赓续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血脉;以“两个结合”为路径,激活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因;以“文明交流互鉴”为基本范式,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空间。进而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形塑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资源和精神支撑。

论马克思的自由思想

青年马克思的自由思想深受康德的自我意识、普遍理性思维和黑格尔抽象思辨哲学的影响。在完成了“两个思想转向”后,马克思开始从新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维度出发探索“自由何以可能”。马克思的自由思想主要有三个维度:劳动(物质生活资料生产)自由、自主活动主体性、自由的高级形态即自由个性。马克思不是抽象地、观念地谈论自由,而是从哲学和经济学的角度,从市民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视域探索自由的真谛。

论认同的价值负载

在科学研究中,价值中立和价值负载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价值负载不仅存在于科学研究中,而且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中。认同表现为对他者的承认、认可和尊重,认同负载着价值,认同的价值负载具有客观性、普遍性。不同情形的认同所负载的价值是有差别的,认同的不同范围负载着价值的不同广度,认同的不同程度负载着价值的不同深度,虚假认同、负向认同和负向逆认同负载着消极的、错误的价值。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构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伟大实践中,我们要治理、抵制和反对消极和负面的价值,不断扩展和加深人类共同价值的负载。

传统节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叙事探赜——以镇远龙舟节为例

镇远龙舟节作为端午龙舟节在我国西南民族地区的在地化实践,镌刻和存续着镇远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记忆、情感与意志,是当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标志性引领式文化事象。镇远龙舟节通过保存文化记忆、展演记忆文化与重塑文化价值的叙事方式,很好地书写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当地生成与刻写、凝聚与续写、升华与彰显的发展历程,构筑起了节日文化中的记忆共同体、仪式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因此,镇远龙舟节不仅表征着当地各族人民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叙事,也是铸牢当地各族人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纽带,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秀典范。

防范网络舆论受网暴冲击的治理路径探析

当前,网络暴力已经成为网络舆论生态的顽瘴痼疾。网络暴力是网络负面舆论肆虐的帮佣,网络负面舆论的高涨又助推了网络暴力。网络暴力与网络负面舆论之所以耦合,是因为网络公共属性与所有权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网络暴力是敌对势力用来弱化网络正面舆论的工具、网络暴力行为主体精神特质与阶层特质的驱动。网络暴力的极端化、网络暴力行为主体的道德极化与心理扭曲,既破坏了网络舆论生态的良好氛围、梗塞了网络正面舆论的传播通道,也扰乱了网络舆论的引导秩序。面对网络暴力对网络舆论的冲击,需要尽可能消除网络暴力的危害,强化网络正面舆论的传播力度,提升网络舆论引导能力。

《资本论》的“幻相逻辑”探究

《资本论》中有一条隐秘的逻辑线索,即认识论维度的资本幻相批判,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补充。“幻相逻辑”揭示了资本幻相的“先验的结构”:资本僭越性扩张-意识形态拟真-对资本划界。具体而言,一方面,“幻相逻辑”探明了资本的认识论特性,包含资本僭越性扩张幻相、意识形态的拟真性幻相;另一方面,“幻相逻辑”从认识论维度探究资本的限度,指出了对资本“划界”的必要性,进而丰富了当代资本观的哲学内涵,为给资本设置“红绿灯”提供了哲学依据。“幻相逻辑”立足马克思的“实践认识论”,扬弃康德的“先验认识论”,更为全面地展现了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认识论和马克思的关系。

明清时期川黔交界地区政区冲突及其调整

明代建立贵州省后,采取借助成熟省区的叠加管理以强化对新辟疆土控制的政区管控模式,故而出现贵州与湖广、四川等不同省份的卫所、州县同城而治政区犬牙交错的局面,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却由于事权不一,经常出现两省互争、互相掣肘的现象,在川黔交界地区的播州及彝族土司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引发区域动荡。为此,明朝通过设立总督以统一事权,清代通过平西王统辖西南的方式,才得以全力削弱反抗势力。战后,通过政区的清理拨正,使省级疆界明晰化,改变了两省互争的混乱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