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东南亚南亚国家民族理论政策聚焦问题分析

东南亚南亚国家大都是在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解放及实现国家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中,逐渐建立了民族国家。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这些民族国家建立伊始就面临着复杂的民族问题。面对着多民族多文化的客观事实,有的采用了符合国情的民族理论,也实施了符合现实情况的民族政策,而有的无视客观现实情况,对民族国家经典理论进行歧解和误读,进而实施了错误的民族政策,因此效果不尽相同。

越南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战略选择

越南于2021年提出“国家数字化转型计划”,旨在推动高等教育全面突破,进而提升国家现有综合实力。通过分析越南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面临的外部环境、文化、技术、自身优劣势等多重影响因素,总结出当前越南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面临的主要风险:技术障碍与数字鸿沟引发的行业领域变革风险、人才竞争风险、高等教育机构转型发展不均衡、教学管理经验不足带来的风险等,并提出四重策略: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布局,推进高等教育领域对信息技术的全面应用;重视培养数字公民,提升高校教师及管理人员的信息素养;营造开放包容的数字化国际交流环境,拓展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空间;发挥自身制造业优势吸引全球投资,促使高等教育走向协同创新局面,这也为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参考。

缅北民族冲突及其难民问题——从中国边疆治理的视角考察

缅甸北部的民族冲突及其造成的难民问题,深刻地影响中国西南边疆的安全、稳定和发展,使中国边疆治理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因此,从中国边疆治理的视角来探讨缅北民族冲突的频发原因、对中国边疆的多维影响,以及中国应对缅北民族冲突的路径选择,把边疆治理与外交实践相结合,不仅有利于中国的边疆治理,也有利于中国妥善处理新形势下的中缅关系。

边界变移、认知差异与中印边界战争

在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边界考量及认知差异对于两国的误解、争端乃至走向战争具有重要的影响。印度继承了英国统治时期的边界政策,坚持边界不容谈判的固有观念;同时,对新中国在边界问题上的政策立场发生错误解读,持续进行推进边界的努力。而中国政府受困于国际因素及国内问题,未能对印度的前进政策做出有力回应。

英属时期新加坡的社会政策

受英国国内福利思潮和实践的影响,英国殖民当局从19世纪末开始加强了对新加坡社会的行政干预,从自由放任向有序管理发展。针对新加坡的实际情况,殖民政府陆续出台了系列社会政策,涵盖教育、住房、卫生、社会福利、劳工、移民和人口诸方面,建立了相对完整、且具有较强稳定性和延续性的社会政策体系与社会管理机制,给人民行动党的社会治理留下了有价值的政策遗产。

联盟体系与伙伴关系——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安全支点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强调在经济、安全领域维持美国的主导地位。要实现这一目标,联盟体系及伙伴关系是美国意欲借助的重要支撑,在安全领域这种表现尤为明显。在此种战略意图支配下,美国强化了与传统盟友的关系,并极力拓展新的伙伴关系,借助联盟体系、伙伴关系这两个安全支点的作用,美国力图构建其领导下的亚太安全结构。

柬埔寨问题与新加坡地区外交的转机

柬埔寨问题是东盟做为外交共同体出现于国际社会的关键,展示了东盟及其成员国为地区事务所做的共同努力,新加坡表现尤其活跃,在协调东盟内部分歧、促进柬埔寨抗越力量的联合、促使问题国际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柬埔寨问题的出现为新加坡提供了参与地区事务的契机,改变了其地区形象,增强了其对地区合作的信心。柬埔寨问题是新加坡地区外交的重要转机。

从联盟到战略伙伴关系:联系与差异

联盟是国际关系研究中持久关注的领域。因对抗性特征的减弱,冷战结束后,联盟的活跃程度有所降低,而战略伙伴关系的热度及关注度则逐渐上升。联盟与战略伙伴关系的实践,具有着一定的联系,而在内涵界定、产生背景、功能作用等方面又存在明显差异。因联盟及战略伙伴关系与当今国际关系的密切相关性,对此问题的探讨有助于对国际关系发展趋向的把握。

“9·11”后新加坡的海上恐怖主义关切及其战略因应

"9·11"事件的爆发深刻改变了新加坡海上安全观的结构内涵,海上恐怖主义威胁的现实可能性及因应之道遂成为新加坡国家安全规划的一个重要关切。基于对本国海上安全脆弱性、海上恐怖主义威胁现实性和巨大破坏性的认知,以及国际海事体制与海上环境存在种种安全漏洞的现实,新加坡立足全体防御原则,通过国内制度重构和整合、在双边或多边范畴进行地区性与全球性海上安全合作机制的建设、参与,打造了一个目标直指海上恐怖主义的安全防御体系。新加坡的海上安全建设努力在改善其海上安全境遇方面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在深入推进上也面临着相应的挑战,考验着新加坡与利益相关方海上安全治理的智慧。

136部队与马来亚抗日运动

136部队是二战时期中英双方合作成立的一支开展敌后活动的情报小分队。136部队只是一支在盟军东南亚战区司令部领导下的情报部队,但接受英军的直接领导,由于有这样的背景,所以在战后,136部队的作用被有意地夸大了。从这支部队的组建背景、组建后的主要活动以及这些活动产生的实际作用看,在整个马来亚的抵抗运动中,136部队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与之相比,马来亚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才是真正的领导者和核心力量。

銮披汶·颂堪政府时期的泛泰主义研究(1938-1944)

1938-1944年间,銮披汶逐渐掌控了泰国的军政大权,构建了以大泰族主义和领土扩张为内核的泛泰主义的意识形态,把泰国20世纪以来的民族主义引向极端。他对内推行法西斯模式的泰化政策,对外采取了机会主义的领土扩张的外交政策。具体实践体现在三个方面:国号的变更、泰化政策的推行和泛泰帝国的追求。銮披汶政府的泛泰主义给战后泰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留下了诸多负面遗产,诸如诱发了战后至今的泰南马来穆斯林分离运动、泰柬柏威夏寺之争以及导致国内经济秩序的混乱与战后和平外交开展的艰难。泛泰主义的历史兴衰给当下世界政治中的民族国家建构留下了有价值的启迪。

马来亚联合邦的建立及影响

马来亚联合邦计划是英国殖民当局于1946年12月提出的对马来亚联邦计划的替代方案。该计划重新确立了马来人的特权地位,英国当局以牺牲非马来族群的平等公民权利为代价,在对马来人政治妥协的基础上暂时最大程度地保全了英国在马来亚地区的殖民利益。马来亚联合邦计划是历史的倒退,一经推出即遭到了马来亚地区华人为主的非马来族群的反对。该计划的实施对独立后的马来亚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缅甸新政府族际关系治理探析

2011年缅甸新政府上台执政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前政府时期的政治框架,但也采取了一些新的治理理念和方法。在族际关系的治理中,新政府坚持民主化取向和民族国家建设取向,从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和社会治理等维度展开族际关系治理,族际和解取得了一些成绩,各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纷纷回到国家法律框架之内,族际关系正朝着正常化方向发展。

英国撤离新加坡基地及其对东盟合作的影响

新加坡基地是英国重点经营的远东军事基地,战后英国在百般无奈中宣布撤离。英国撤离新加坡基地对东盟区域合作的早期阶段产生了积极影响:凸显新马防务合作的紧迫性,缓和了新马紧张关系;促使马来西亚提出地区中立化主张,提高了东盟政治合作层次;改善了新加坡的地区环境,推动新加坡面向地区的政策调整与实施进程;促进了马六甲海峡安全的内部合作。

文明忧思:阿诺德J·汤因比的战争观探究

英国史学家汤因比不仅在历史领域有着卓越的研究,在国际政治方面也不乏独到之处。他的国际政治研究具有突出的历史比较视野和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哲学融合的特点。他通过对历史上众多文明兴衰的考察,把战争起源归结为两个层面,即国内层面的社会不公和国际层面的无政府状态。随着世界的整体发展和军事技术的革新,战争已成为人类文明不能承受之重,消灭战争已成为人类文明存续的唯一选择。在消灭战争的可选道路中,他认为应通过自愿合作的世界共同体方式来消除无政府状态,进而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

达旺的历史归属及其在中印边界问题中的影响

达旺位于西藏门隅地区,传统上处于中国的有效管辖范围之内。英国在印度东北地区扩展边界时,虽急欲将达旺囊括其中,但并未实现对达旺的占有。印度独立后,利用较为有利的国际形势,占领了达旺及麦克马洪线以南区域。在近年来的中印边界问题谈判中,达旺的归属成为争执的焦点,实际制约着双方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

新加坡社会政策理念探析

新加坡主张实行个人、家庭、社会共同承担责任的社会政策,其社会政策理念的基本内涵包括:机会平等优先于财富平等,个人责任为先,政府作为个人和家庭的规范者与支持者。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社会政策理念,是受到新加坡移民社会文化、实用主义治国方针和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解等因素的影响。对机会平等的追求和个人责任的规定使新加坡取得社会进步的同时避免了福利国家的政府负担。

缅甸吴努政府时期的族际关系治理析论

缅甸的独立标志着缅甸民族国家建设进程的开始,也意味着民族国家制度框架下族际关系治理的开启。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因素,缅甸独立伊始便不断涌现出各种民族问题,族际关系的紧张态势便不断凸显。吴努政府上台后,从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等多个维度展开了族际关系治理。由于族际关系治理蕴含着"大缅族主义"和中央集权取向,因而治理的方式、方法及路径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合时情之处,从而导致了缅甸少数民族分离运动此起彼伏、国家认同危机日益凸显以及多重交织矛盾愈发错综复杂的混乱局面。

当代缅甸族际关系治理的路径、特点与挑战

当代缅甸族际关系治理贯穿了整个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缅甸各历史阶段族际关系治理的价值取向都有所调整,因而治理的路径选择与运用也不尽相同,治理效果也有很大差异。通过对当代缅甸族际关系治理进行历史考察,可以发现缅甸族际关系治理具有治理主体一元化、治理环境封闭化、治理取向同质化和治理进路单向化等基本特征。政权更迭频繁化、族际差异分殊化和族际关系国际化等问题对当代缅甸族际关系治理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抗战时期民国学人战后和平规划中的国家主权观

抗战后期在盟国开始规划战后和平的背景下,民国学人对当时国际社会流行的国家主权观做出了反思。他们认为,随着时代变迁,其存续已构成国际合作的障碍,也是二战未能避免的重要原因。因此,学人们普遍认为应把对主权观念的改造和相应制度安排视为战后世界重建的关键。学人们所倡议的新主权观就其外在属性而言,是相对主权和平等主权的结合,是以对等、自愿与合作为基本价值的主权观。民国学人新主权观的树立源于其特殊时代境遇下所秉承的务实主义的工具理性这一治学理念,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几千年来所积淀的思想遗产。这种基于历史经验和环境变迁而生成的主权观对于我们当下树立国家利益与时代环境相协调的主权观具有重要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