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难选择: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农业贷款问题研究——以银行考察为中心

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强调经济建设必须以农业生产为主,而农业贷款作为解决农业生产资本的重要手段,它强调生产贷款必须以农业为首位。但是,边区银行的双重性使它在农业贷款中却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并由此偏离了中共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要求。这说明运用银行解决农业生产资本的选择是很难行得通的。

当代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研究

"红色文化"在大学生中的认同面临严峻挑战,究其原因可概括为:内涵理念过于高远、传播途径过于官方、传播方式过于显形、传播主体过于懈怠、传播载体过于功利。厘清大学生文化认同的心理机制——"认知—认可—认同",有助于提高对大学生进行红色文化认同教育的教学效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高校的构建起借鉴作用。通过以下路径有助于形成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的认同:凝练教育内容,打造精品红色文化;创新教育形式,提高文化教育实效;付诸社会实践,提升红色文化认同。

“苏区精神:文化传承与民族复兴”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赣南师范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办的"苏区精神:文化传承与民族复兴"全国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12月20-21日在赣南师范学院举行。2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着"苏区精神:文化传承与民族复兴"的主题,分别探讨了苏区精神与民族复兴、苏区时代价值、苏区精神的传承、苏区精神与党的群众路线、中央苏区反"围剿"等问题,拉开了教育部基地学术年会的序幕。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权益保障制度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让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文明成果,我国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权益保障问题,积极采取各项政策措施以切实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权益。文章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等方面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全面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权益保障缺失的制度原因,提出要不断完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权益保障的相关制度、体制与机制。

文化强国视域下红色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路径探究

提高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需要具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和社会主义先进性的文化形态来凸显,红色文化内在地契合了文化强国的基本要求。提升红色文化软实力与实施文化强国战略互为因果,共同促进。我们应以提升红色文化软实力为抓手,助推文化强国战略的实现:凝练红色文化内容,力争内容与形式有机结合,避免过分奢华的形式主义;发展红色文化,优先社会效益和长远利益,兼顾经济效益与当前利益;整合优势资源,联合发展和传承红色文化,杜绝小范围的单打独斗;打开国际视野,加强与国际的对话和交流,走出孤芳自赏的小圈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解决乡村民生问题的路径选择

随着近代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近代乡村面临着严重的发展危机,并由此产生了近代乡村民生问题,中共最初提出用土地改革的方式来解决。土地改革虽然解决了农民尤其是大多数贫雇农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问题,但却破坏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此,中共提出发展生产是解决民生问题的主要手段,并要求把发展农业生产放在首位。在解决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后,广大贫苦农民还遇到了生产资本不足的困难,农业贷款成为中共解决生产资本和民生问题的重要选择。

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百年演进轨迹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早期工业化经历了艰难与辛酸的起步、探索与发展过程:从晚清时期工业化的起步,到民国时期的局部工业化。回眸中国早期工业化启动与发展的百年历程,希望其能对我国探索新型工业化建设道路有所裨益。

网络环境下用苏区精神提高大学生党员教育实效方法探析

苏区精神演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能战胜各种网络邪说,在网络场域的激烈斗争中体现巨大威力。青年人是国家的未来,大学生党员是青年中的骨干和先进分子。大学生党员教育的实效关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然而,在当前各种思想鱼龙混杂的网络场域下,大学生党员教育的实效性面临严峻挑战。在网络环境下,通过把握好"获取信息与铸魂圆梦相结合,主导自主与互动协控相结合,内化外化与化虚为实相结合"这三个方法,用苏区精神可以切实提高大学生党员教育的实效。

权能错位与纠正:中共苏区革命用苏维埃代替农民协会历史必然性考察

中共在苏区革命中,最初是主张建立农会政权。然而,随着苏维埃政权相继建立,中共中央最终主张用苏维埃政权代替农会政权。在这种替代过程中,反映中共中央当时对农民协会功能的认识和利用的变化,并由此决定农民协会与国家政权的社会关系。

任弼时与中央苏区基层党建工作研究

在中央苏区的创建过程中,基层党组织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建立后,苏区党中央开始着手对基层党组织进行改造,以适应新的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作为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的任弼时,不仅亲自领导参与这一改造工作,而且还提出了许多极具创见性的主张,为苏区基层党建工作的顺利开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中央苏区时期中共抗日主张及其实践研究

自红军转战赣南后,苏区长期面临着国民党多次"围剿"的军事压力。随着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局势更加复杂。在民族生死存亡面前,中共以民族大义为重,呼吁国民党停止进攻苏区,同时宣布了一系列抗日主张,并付诸实践。这些主张不仅得到工农大众支持,而且许多国民党下层军官也自动加入中共抗日大军中,甚至日本国内反战力量也积极响应号召。

焦裕禄精神的恒守与时代自觉

习近平指出,现阶段的县委书记是中国共产党在县域治国理政的重要骨干力量,要提倡他们向焦裕禄学习,做焦裕禄式的好书记。要把焦裕禄精神食粮中的群众意识、公仆意识、责任意识升华成我们的自觉和恒守。

“分兵”与“集中”:中央与前委关于红四军早期斗争方式的思考——以中央“二月来信”为中心的考察

中央"二月来信"是红四军下井冈山之后,中央对红四军今后斗争发展方向的一封指示信,信中通过对红四军面临的革命形势和党的主观力量的估量,对红四军作出"分兵"的指示。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四军前委与中央在革命形势的判断和红四军斗争方式的选择上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因而来信的精神并没有得到红四军前委的积极响应和贯彻实行。仔细对来信进行解析就会发现,虽然中央来信绝非毫无根据,但红四军前委的这种回应也同样有其正当的理由。

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就业权益保障问题探析

新时期,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流动就业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大,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合同、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与卫生保护等劳动就业权益保障存在的现实问题日益突出,深入剖析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就业权益保障缺失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管理、就业岗位等制度和政策原因,探析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就业权益保障的就业环境和劳动力市场软硬件设施,期望其能够为加强我国农民工基本权益保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所裨益。

论朱熹仁学视域中的公正思想——兼与《尚书正义》和《礼记正义》比较

朱熹仁学思想是对孔孟仁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展示了朱熹哲学的精髓所在,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价值取向。"公是仁底道理公""公私区分君子小人"与"仁与公正"等三个方面彰显了朱熹仁学视域中的公正思想的特殊含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值得注意的是,与《尚书正义》和《礼记正义》有关"公""私"的阐释进行比较,有助于升华朱熹仁学思想的伦理道德价值意义,并从中发现对于当今社会可资借鉴的精神元素。

新时期我国农民工若干基本特点探析

新时期,我国农民工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基本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现实问题日益突出。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深入与发展,在新形势下我国农民工群体在数量规模、流动就业、人口结构、收入消费、群体分层分化与利益诉求差异、融入城市与市民化等方面日益凸显其基本特点。只有深入、客观分析新时期我国农民工数量规模、流动就业、人口结构、婚育状况、群体分层分化与利益诉求差异,以及农民工融入城镇和市民化等基本特点,才能够多角度、科学全面探析农民工基本权益保障缺失的各种原因及其完善政策与建议。

寻乌调查与毛泽东对富农问题的认识

中共在苏区土地革命中,迫切需要了解和认识农村社会各阶级。地主、中农、贫农和雇农等农村阶级很容易界定,而对富农问题的认识就显得困难多了。为了更清楚地认识和了解富农,毛泽东开展了寻乌调查。在调查中,毛泽东认为"半封建性的地主"和富裕的自耕农或中农都是富农,因为他们具有地租剥削、高利贷剥削和商业剥削的性质。由此,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富农并不是农村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并不适合富农。毛泽东对富农问题的认识,对苏区革命产生了深刻影响。

《青年实话》对苏区党政权力舆论监督的历史考察

轻骑队是苏区舆论监督的重要主体,"轻骑队"专栏则是《青年实话》开设的批评性专栏。《青年实话》对苏区党政权力舆论监督的主要内容包括:批评苏区机关工作人员的职业意识和革命意志等问题,揭露苏区领导干部养尊处优及其贪污公物的行径问题,批驳拥军与扩红运动中弄虚作假、强迫粗暴和消极逃避等行为,谴责苏区公职人员玩忽职守和无所作为的工作态度。《青年实话》对苏区党政权力舆论监督的整体原则是:报刊信息立场公开,批评工作态度坦诚;注重当事人均衡表达其意见,保持双方具有同等话语权;强调选稿内容的典型性,着眼于批评和解决问题。

城镇化视阈下农民工基本权益保障的法律机制

新时期亟需加强城镇农民工基本权益保障的法制建设,依法维护和保障城镇农民工的基本权益。我国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应当不断完善城镇农民工基本权益保障的表达机制、维权机制、表达渠道、社会资本与物质基础。只有不断建立健全城镇农民工基本权益保障的执法监督机制、司法保护机制和法律援助机制,才能切实保障城镇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积极维护城乡社会稳定和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任弼时早期党团关系思想探析

党团历史早期,两者发展处于相互交替上升状态。党团组织关系,一般上层较好,下层则龃龉不断。出于革命形势需要,党团关系也一再调整。在各种避免党团关系危机失控的措施中,任弼时等主张党团分化与党团民主,一度在解决党团纠纷问题方面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