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然台的“时空位移”——析苏轼超然思想的影响

宋神宗熙宁七年秋,苏轼由杭州移知密州(治所即诸城)。次年八月修葺城之旧台,采其弟苏辙之意,取《老子》篇"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中"超然"二字命名为超然台,意为"超脱尘世,乐天知命"。此后超然台逐渐成为一个登高远眺、吟诗作赋的场所,由此超然台亦被称为"词赋胜地""千年名台"。然而几年之后在熙州(治所即临洮)地区又出现了一座超然台,这种超然台的"时空位移"现象,除反映熙州当地盛行道家文化外,这主要是受到了苏轼超然思想的影响。

苏轼与密州超然台的命运交融

对苏轼与密州超然台的密切关系,鲜有人知晓也没相关专论。其实,超然台是苏轼主政密州时修建一座城墙旧台并命名为"超然台"而来,是他赋予了这座城墙旧台以新生。超然台则成为他在密州时的主要文化活动场所。他爱之游之,在此收获了身心安顿和对人生的一些感悟。他最后一次登临超然台是在元丰八年,对密州、对超然台的深情仍溢于言表。因为与苏轼的这层密切关系,超然台才成为地方文化圣地,影响至今。

论诸城市超然文化的发掘利用

超然文化是诸城市的特色文化资源,有较高的知名度、深厚的文化内涵、久远的历史脉络。加快发掘利用诸城市的超然文化,对地方发展有重要意义,所以,地方政府应加强超然台建设管理,提高研究水平,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诸城市实施总分馆制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诸城市总面积2183平方公里,辖13处镇街、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有235个社区,常住人口110.8万;先后荣获山东省首届“文化创新奖”、山东省文化强省先进市、全国文化先进县、中国“书香城市”等荣誉.近年来,诸城市以实现公共文化资源均等化、标准化为目标,按照“一三五七”的思路,因地制宜建立起了具有诸城特色的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模式,使广大基层群众享受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内容更丰富、途径更便捷,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趋完善.

论苏轼的“密州四曲”

苏轼知密州时期创作成绩斐然。为怀念前妻王弗所作的《江城子·十年生死》虽然在悼亡词形式上有所继承,但于内容上则为开拓,当为第一首格高千古、影响后世的悼亡词;《江城子·密州出猎》集苏轼多年词风探索成果于一身,厚积薄发,终于成为开启词史上豪放一派的壮词;苏轼修葺而为千年名胜的超然台在当时已是名满天下,苏轼登台而作的《望江南·超然台作》用诗语描绘了北方小城的美丽春景,又富有哲理,堪称景妙论高、千年未解的的超然词;中秋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不仅为中秋绝唱,又以诗词形式集中国中秋文化之大成,对中国传统中秋节的赏月、美食与团圆的文化内容以诗词的形式进行了固定化,成为中秋文化的典型代表诗词、中秋诗词当之无愧千古佳作。此四首作于密州的佳作,应当誉之为"密州四曲"。

苏轼在密州对生活困境的超越

如何在新环境中实现生活安适和人生价值,是苏轼在不同宦游地普遍遇到的问题。他在密州受严重灾情、物质生活条件、熙宁变法时局、怀乡念亲情感、文化环境、身体困病影响,入仕以来首次经历艰难的生活。他积极调适自我,涉及调整心态、亲近密州文化、加强与各界人士交流、积极抗灾、勤奋写作等,对他在密州的发展、以后的宦游生活和后代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对中秋文化的贡献

探讨中秋文化的发展及中秋节形式的固定过程,可以看出《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包含着丰富的赏月、思乡、团圆与美食等文化内容。苏轼为中秋节的形成以及中秋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苏轼知密州时期的咏花诗词

苏轼知密州时期,创作了《谢郡人田贺二生献花》《惜花》《雨中花慢》《玉盘盂二首并引》等咏花诗。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出当时密州的花事之盛,寺院数量之多、力量之大,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等等。虽然苏轼来时,密州是"旱蝗相继"的灾情,但他从黄老思想出发所实行的"贵清静而民自定"的理政思想很快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所以诗人才有灵感写出如此丰富多彩的咏花诗。这些作品,体现了苏轼知密州时期的际遇以及他的思想状况,对苏轼一生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苏轼密州诗词中的“狂”

宋神宗熙宁七年秋,苏轼由杭州移知密州,开始了为期两年多的密州从政岁月,知密期间目前可见诗文共235篇。这些密州作品中多次出现"狂"字,用"狂"字之多、之密,为苏轼宦居各地之最。苏轼密州诗词之狂含义广泛,寓意深刻。或展现了对自身学识的自信,或留露出宦居京外的一种复杂心态,还有部分狂字或暗含对新法之不满。而苏文中的狂,并非狂妄,这种狂实际是对先秦至宋一种儒家积极思想的承袭,是一种摒弃当时世俗的观念,疏离当时社会的主流和庸俗,而归根结底就是一种追求真理的人生态度。

论苏轼在密州的思想

苏轼知密州时期是其思想成熟的重要阶段。修建超然台、创作《超然台记》等标志着其超然思想初步形成;第一次为政一方,灭蝗、抗旱、上书申请减免赋税等明显地体现民本思想;具体施政中则施行了"贵清静而民自安"的黄老思想;其文学创作中的"超然诗"、出猎词等则体现了明显的爱国思想、归隐思想、野性思想等。

明清诸城县志对苏轼有关密州作品的辑录和引用

苏轼守密州期间,赴任、离任密州途中,赴登州任途经密州期间,及官居他地时留下了不少涉及密州人事、风物的作品。从现在可见的明清六部《诸城县志》相关史料看,后世诸城官民异常推崇这批作品,明万历《诸城县志》、清康熙《诸城县志》就辑录了大量这类作品,有诗、文两种文体,并附有苏轼年谱。这六部县志在考证、论述诸城山川、地理、古迹、金石、人物时亦注意引用这批作品,深刻反映出这批作品在后世诸城的崇高地位和融入地方文化、为地方所用的长期地方化态势。这与苏轼的极高声望、作品的较高思想境界、历史稀缺性和广阔生活背景等有关。

苏轼“密州出猎”本事考——兼论“密州出猎”的文化意义

熙宁八年春夏,知密州的苏轼常山祈雨有应,十月前去祭谢,遂会猎于常山脚下黄茅冈。这次狩猎活动,体现出了苏轼好古之心、好古之情,既震慑了盗匪,还训练了乡兵,提高了其战斗力,作为重大的文人雅事,又为密州人民留下了丰富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论苏轼、文同《洋州园池三十首》的异同

苏轼《和文与可洋州园池三十首》与文同原作在形式、音韵、用典、禅道与哲理、想象与联想、布局谋篇等方面都有不同。

论苏辙与密州

以接近胞弟苏辙之名,苏轼来知密州。在密州,苏轼与苏辙诗词唱和、书信来往等,既体现出了苏轼对苏辙政治前途的关心、对密州百姓与民生的关心与爱护,也体现出了苏辙对哥哥苏轼的关心与尊敬,对密州超然台与快哉亭等文化事业的关注、对归隐家乡的向往以及兄弟间的思念之情等。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出苏辙与密州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浅析苏轼密州时期的矛盾人生态度

主政密州时期是苏轼体悟人生的重要时期。在对人生的理解方面,他更深刻地感受到人生的短暂困顿,对生老病死等常见问题做出了一些理性通达的解释;在为人处世方面,遁世自乐的想法更强烈,报国济民的价值观念也在强化,两者显示出融通的迹象,还提出了一些处困、解困的见解。这些情况,对其在密州时期的生活安顿、创作及后人生思想均有影响,也成为其在密州身心屡屡受累、精神状态屡有起落的重要原因。

东坡文化在齐鲁

苏轼（1036～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北宋著名的文学艺术家，在文学艺术各方面堪称全才。与其父苏洵、弟苏辙并称“三苏”，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一个小城的名人文化——以苏轼在诸城为例

一提到名人，往往应该从一个省，至少也应该是一座地级市说起，但是如诸城这般一个小小的县级市就有如此之多的名人，着实令人惊讶。

浅谈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苏轼与其父洵、弟辙，舍称“三苏”。他幼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自己又刻苦学习。青年时期就具有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显露出多方面的艺术才能。

论《吴越春秋》中的道德史观

《吴越春秋》中的道德史观,主要表现在作者大力赞扬符合儒家道德要求的人物和事件,而对有悖于儒家道德规范的人物和行为则进行斥责。它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君王的有道还是无道先说君王的有道。关于吴王,先看阖闾。《阖闾内传第四》有:"阖闾元年,始任贤使能,施恩行惠,以仁义闻于诸侯。仁未施,恩未行,恐国人不就,诸侯不信,乃举伍子胥为行人。"[这说明他在作者眼中还是一个道德品行过得去的人。再看夫差,

“海内瑰宝”延光残碑的前世今生

刻字于石，传于后世，是中国历代以来的传统。与甲骨、青铜器、简犊、帛书等一样，石头自古即成为记录文字的重要载体。实际上，中国刻石的兴盛是汉代以后的事情，汉代的刻石堪称中国石刻的原点，甚至称之为古典也不为过。因此汉代碑刻是研究汉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中国石刻的原点和古典。汉代碑刻包含了两汉时代的碣、碑、墓志、画像石题记、摩崖、石人石兽题字、黄肠石题字、居住建筑类石刻题字等所有的石刻文字，是严谨和规范的学术概念，不包含没有文字的汉代艺术石刻。汉代碑刻是研究汉代社会风俗、意识形态、历史史实以及文化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