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科的价值与时代性的“发明”

所谓的“现代学术”观念,对于人文学科的论述而言,事实上并不公平。现代学术以自然科学或理工科学为主导,讲究“科学的研究方法”。从某些层面,尤其是从实象、物象的层面来看,这样的看法并无太大问题。

三位一体——从认知角度论汉字形声字的教学

形声字是现行汉字的主要构造方式,其以形、音、义三位一体展现了汉字"意音文字"的特质。形声字教学需能把握其三位一体特质,本文提出建构式教学法,引道形声字学习历程。第一阶段以字源教学法进行形声字形符及声母的教学,第三阶段建构方法结合声母与声子,并配合字群图示法,结合文字学与认知心理的方式,强化学习动机,以达识字快速、印象深刻的特点。本文立根于汉字形声字意音构造的特质,结合认知心理中类化规律化等学理,进行汉字辨识、汉字识字教学的论述。由內而外,层次耙梳结合字源识字与图示字群法的形声字教学。

西方小说叙事与描述元素与实践——增损中的余、裕、缺

"再现"与"模仿"是西方叙事文本的基础观念,对此,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斯多德的《诗学》有不同的阐释。柏拉图认为,叙事文本的重心为再现而非模仿;亚里斯多德认为,叙事文本的重心为模仿而非再现。两人分别建构了属于自己的叙事文本理论。尽管多有分歧,但两种理论奠定了西方古典叙事文本的基础,成为西方叙事文本的两大支柱。但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两人都忽略了戏剧(包括史诗)同时兼顾叙事和描述的特征。虽然后来热奈特在其文论中,最终将"叙事引导归结为就是模仿",我们依旧可以以传统观念为出发点,将叙事与描述视为叙事文本中的两个基本元素。"叙事"与"描述"在西方叙事文本的传统观念中被置于对立的状态。柏拉图以"纯叙事"为由,刪改荷马史诗,认为描述是"多余"的"赘言"。然而,这种多余的"赘言",在罗兰·巴特眼中转变为在小说中制造"真实"效果,即具有"裕"的价值。在叙事主导下,歌德"风景心境",给自然描述赋予了意义。雨果力图建立叙事和描述之间的平衡。巴尔扎克发掘描述的意义,"隐然"消解了叙事与描述之间的区别。热奈特谈论福楼拜的文论时声称,描述包含叙事。罗伯·格里耶则提出"描述即叙事"的看法,无疑造成叙事学意义上的"叙事缺席"。后世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对叙事文本提出了不同的认知标准,并运用"减法"、"加法"等方式进行文学实践,使叙事文本呈现出的余、裕、缺等现象。此外,笔者从观念、语义、语境等方面探索叙事与描述的其他可能性,兼顾故事与论述的关系,透过叙事文本的构成及其他要素,达到叙事文本的完整性。

部件分析理论在汉字教学中的运用

学习华语已成为如今方兴未艾的潮流与趋势,在听、说、读、写的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常常因汉字学习的困难而满足于听与说二层次,久而久之,教学者也就从"善"如流的仅对汉语进行听、说两部份的强化,而渐渐忽略读与写。然而,汉字不只是文字语言的载体,实际上,学习汉字、认识汉字不但可以了解华语特质、釐清字义系统,更重要的是得以借由学习汉字的过程认识汉文化;也由于学习语言最为精髓的目的在于透过了解文化的不同,从而弭平差异,因此华语教学中,有关汉字的读、写教学,实乃不可偏废的课题。一般而言,汉字教学的目的大抵有三:一为识字,其次为写字,最末则为用字,在教学的过程中,能使学习者掌握字形结构,写出正确的字,进而灵活而的当的使用学过的字,并透过使用学过的字加以延伸,而认识更多尚未学习的文字,是所有进行汉字教学者的目标与期许。然而长久以来,一直未能有套便捷有效的汉字学习系统,不止使得教学者无法事半功倍的达致教学目的,更使学习者望而生畏。本文于此基础下,尝试由"汉字部件分析"的角度探究汉字教学的基础与局限,从而思考当前正体汉字传播的困境,以及发展方向,就教于方家。

格律倒装的省思

黄庆萱先生尝指出:语文中有为求平仄或押韵而非出于语文上自然倒装的情形。蔡宗阳先生进一步提出:为诗文格律而倒装,是修辞学上的倒装,出于作者为调和音律,突显重点,加强语势的修辞技巧,而与声韵有关。李丽文女士《诗经修辞研究》详列《诗经》为诗文格律而倒装347例,并举例详作说明。窃以为其所认定,稍嫌宽松。因此,以李书所列及蔡宗阳先生所举《大雅.桑柔》为基础,试为检讨格律倒装的认定标准。透过全面检讨《诗经》中所有"中○"结构词汇的意旨及其押韵地位,并考察先秦典籍的"中○"词汇结构与应用,得知学者所揭橥的格律倒装,确实存在。然而进行格律倒装辨识时,如果未能深究其语言习惯、词汇结构及意旨,纯依语句型态径行判定,容有可以商榷的余地。

陈伯元先生《中原音韵》研究之成就与贡献

一、前言 周德清（公元1277—1365）《中原音韵》,是一本受传统《切韵》系韵书影响,却又能着眼于当时戏曲音韵,打破旧有音类框架的重要曲韵韵书。

论上古韵部元音与入声韵尾的清浊——对郑张尚芳先生“韵部元音”以及“入声韵尾清浊”问题的商榷

郑张尚芳先生《谨答陈新雄先生对"诗经的古音学价值"的述评》一文,引起两岸学者对于上古音韵现象诸多讨论,尤以复辅音声母、韵部元音以及入声韵尾三个问题,最为学者所关注。有关复辅音声母部分,李添富先生以为过度强调复辅音声母,并取以建构古音声纽系统,有其危殆;本文则踵继李先生之研究,就韵部元音之拟定与演化关系、入声韵尾清浊性质问题,做更进一步之探讨。深入研析之余,本文以为郑张先生不论在韵母元音之拟定,或入声韵尾之性质探讨,虽然都经双重考察,但下定结论时,或有其主观考虑,因而容有讨论空间。譬如宽式音标符号是否足以呈现字音原貌,因节缩、省略造成之混同问题,亦可再作斟酌;又如在阴阳入三分、入声韵尾不论清浊都属同一音位情况下,有关入声韵尾之拟定,究竟应当遵循趋简模式定为清音,抑或坚持方言调查结果与声母同步取为浊音,也都值得再作深入探究。

当代汉字字样整理问题刍议——以台湾《异体字字典》为例

台湾《异体字字典》是依据当代字样搜集、整理历代字书字形的一部字典。就其编辑成果观之,历来异体字论述中向来分歧的几个问题,在这部字典中似乎也呈现出不确定的处理态度。其中异体字定义、正字释义范围及"并正"字处理几个面向中存有的讨论空间,影响了正异体字字际关系界定等编辑成果。今本典之字形整理工作已告一段落,正字释义修订工作尚进行中,当有必要逐一厘清上述面向的问题,使正字释义修订方向更为明确,进而回头调整未有正字义作为基准时所订定的正、异体字字际关系,始能更全面地从形音义树立当代字样。

“鸿都门学”发微——兼论鸿都赋说之性质及影响

东汉鸿都门学,当代学者或言其近似艺术学校,或言其乃灵帝培植之政治势力,或言其为一文学集团,乃文学自觉之前奏。上述诸说可再商榷。是以爬梳原典史料,先就鸿都门学设立之原由、时间,以及东汉士人对鸿都门学之态度加以考辨厘析,以为鸿都门学之设置原为灵帝执政前期之文化雅事。其次就"鸿都门学乃文学自觉说之前奏"进行辨误。此说之提出应可追溯至范文澜,其以为东汉辞质,建安文华,鸿都门下诸生或乃风气转易之关键。范氏或因鸿都赋说均已散佚,故由灵帝好声色犬马以推测鸿都诸生所作应尚华靡,当今学者援以立说,径视鸿都门学为魏晋文学自觉之先声,实有不当之处。

《诗经》用韵的格律问题

前辈学者对《诗经》"句中韵"现象多有研究。本文以为某些特殊的押韵形式是否真的属于《诗经》的韵例,应有再进一步思考的空间。本文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论证:(1)韵部宽严与通转合用的认定;(2)叠韵联绵词前一音节是否入韵;(3)叠音词前一音节是否入韵;(4)单独一句中谐音二字是否属于韵字;(5)相同句式却做不同方式处理的疑义;(6)先视韵部相同或相近而后定为句中韵是否合宜。通过对以上现象的讨论,本文认为《诗经》"句中韵"现象可以通过对整首诗的篇章结构、用韵格律以及相同句法形式诗句等的分析而明晰。本文不揣固陋,一来善尽读者职责,提请作者释疑;二来以期借此引发更为广泛的讨论,获得更多有关《诗经》韵律研究的成果。

《松聲琴韻集》佚存文獻考

方濟川,浙江奉化人,1946年爲紀念其父方松卿與其父好友周枕琴,於二人山寺讀書處籌建'松聲琴韻廬',徵集時賢詩文、題詞,而編成《松聲琴韻集》,收録馬一浮、吴稚暉、沈尹默、謝无量、唐雲、余紹宋等百餘名家詩詞書畫作品,又爲刻立碑,可謂一大'文創'盛事。然時值國共紛争,政權易手,讀書廬舍不及修葺,文集草草自印出版,徵得書、畫原稿散佚,僅流數紙在今拍賣商場出現,碑刻又散失湮没,其衰敗景象可謂極矣。方濟川之子曉陽先生嘗任職臺灣大學,與家父同事,曾題贈《松聲琴韻集》一册,又家藏與文集相關碑刻拓紙十張,想必亦其所贈。今考索《松聲琴韻集》相關文獻,已得大概,庶乎能爲因政權交替而幾乎消失的文化軼事,作出可信的説明。

论王船山义理中“格物致知”的治疗学向度

王船山(1619—1692)'格物致知'之义蕴、义理如何体现'格物致知'以其实践之方法阐释,揭示着儒家所蕴含之'治疗意义'。此治疗意义有助于当代人立于生存需求之上,追寻'生命意义价值之需求',并自觉自我之生命意义并实践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