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节日氛围营造与文化空间存续——以台湾民俗节日与商业性文化游乐园区为例

民俗文化因具有开放性而随时有变异的可能,而民俗的保护是一种提供选择的工作。保护民俗文化应当以民俗文化环境氛围的营造作为核心,以融入现代生活形态作为最终目的;同时,无须对于传统的改变存在过多的疑虑。

现阶段环泸沽湖区域摩梭村寨的口传文学及其民俗文化现象

本文以2000～2001年连续两年调查、汇集环沪沽湖区域摩梭、汉、普米等民族民间故事、歌谣的结果,以及在当地的实地考查经验,比较系统地对该地区各族口传文化做较完整的梳理,分出故事类型,比较其流传、变异的情形及社会文化背景,剖析口述故事后面的文化及心理的结构。其中有部分是新发现或与原出版过的民间故事有所不同的口述文本。 究竟口传文学能否与当地的民俗文化现象相呼应?是一项相当值得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在社会结构与文化变迁迅速的今天。过去单纯以“女儿国”、“走婚”、“母系社会”等印象去认只环沪沽湖区域的文化现象,可能有过于简单化的问题,也可能忽略了当地民族的彼此影响与共融现象。而且当沪沽湖成为国际知名的文化地区之后,对当地传统习俗的保存,显然有正负两面的影响。另一方面,当地汉人的生活状况,也能反映出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弱势文化体制如何重新建构?包括婚俗现象、宗教信仰现象等,当地汉人的民俗文化现象以往都被外界所忽略,本文亦将就此加以陈述。

论民间文学的学科认知与研究方向

本文由现代“民间文学”研究的兴起着手,分析其学科内涵,以及“民间文学”与“俗文学”、“通俗文学”在定义上的相关问题,同时扩及研究态度与研究方法的讨论。最后,叙述台湾地区民间文学研究的发展概癋,并对于未来可行的研究方向,提出若干建议。

论《诗经》的文学原始性与民间性

本文主要是针对《诗经》在文学史的地位与意义,进行若干面向的反省,尤其集中在"原始性"与"民间性"这两个部分。本文认为:先秦的文学观念仍属广义而混沌,则对于先秦文学的讨论,或者必须脱离后世狭隘的文学定义与框架,才能建构较为完整的文学史。《诗经》被视为中国文学的起源或诗歌的起源,主要是受限于文献保存的条件与知识分子的认知;《诗经》所反映的,固然是儒家(周文化)的教化观念,而《诗经》的民间文学意义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儒家经典诠释史建构的路径及其意义

经学的发展和儒家“经说”息息相关。在现代学术视域中,一部经学史就是儒家经典的诠释学史。儒家经典诠释史的建构必须以经学史为基础,用现代诠释学叙事方式取代流行的哲学史叙事方式加以转换重构。是故,以时间脉络为轴线,儒家经典诠释典范的历时性转移可以概分为五期:先秦经典诠释启蒙期、两汉经典诠释昌明兴盛期、隋唐经典诠释延续继承期、宋明经典诠释变古改经期、清代经典诠释集成期。对儒家经典诠释史的重构表明,儒家经典诠释依从“宗经”立场,以“通经明理”“体用一如”为普遍性追求,体现为语言考据及义理阐发两种形态,大体对应于现代诠释学中的技艺诠释学和诠释哲学。历史地看,儒家经典诠释以经典注疏和思想创造为义旨,对经典诠释的“元”追问(理解的条件)则甚少关注。当下对儒家经典诠释的研究,实应通过现代性的转换,转型为追问“理解如何可能”的儒家经典诠释学,返本以开新。

阳明良知学的两种型态及其对恶的处理

阳明两大弟子钱德洪、王畿对四句教颇持歧解,后人因此持续对"无善无恶"进行若干辩论。黄宗羲较支持钱德洪,牟宗三则倾向于王畿。然考察《传习录》,另有一组渐顿、本体工夫的对比,即阳明"心即理"与朱熹"格物穷理"之说,而这其实才是阳明阐发良知学的基源问题。对照之下,钱德洪的理解显然近于此说,而较不契于阳明晚期以无善无恶说良知的说法。同时,阳明的良知除了心性本体之外,另有存有本体的意义。从对"恶"的处理来看,两者之间显见差异。从心性本体而言,恶的来源是外在的、后天的。但从存有本体而言,就不能说另有外来的障蔽;于是,恶便成为自身的异化。对此一问题,阳明本身并未有解,牟先生则藉由《大乘起信论》"依于一心有二门"的理论模型说解之。不过,我们认为《大乘起信论》之说与"无善无恶是谓至善"并不相同。同时,再比对钱、王之说,二人虽也有"心无一善"的说法,但前者乃是指"不心外求理",后者则是指"空洞无一物",显然对良知本体的理解颇不相侔。准此可知,阳明的良知教当有前后期之差异,而后期在道德之外,明显另具佛、道二家超越善恶、超越道德之意义。

从“物理之后”到“伦理之后”——“元亨利贞”诠释意涵解析(上)

《乾卦·卦辞》"元亨利贞",在《周易》"经"的本义,就是"筮遇此卦,可举行大享之祭,乃有利之占问"。然而经由"传"及"学"的诠释创新与转化,朝两个方向解释:一是"物理之后",其解读为"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二是"伦理之后",其解读为"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贞,正而固也"。潘德荣就明白指陈:"理解的本质是什么?如果是指向‘原意’的,那么这个‘原意’终将会因时间的流逝而磨损,最终化为无;如果理解是‘生产’意义的,那么一切语言、文字流传物将会在这个‘生产’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丰富、充足。""物理之后"是向上探索追寻,"伦理之后"是向下觉悟实践,虽分为二,实则为一。"物理之后"与"伦理之后"两者的完成者,就是"大人(或圣人)";彰显的道德概念,就是"仁"。职此之故,"元亨利贞"的诠释方式,突显了下列意义:创造诠释,本义的活水源泉;本体内涵,探索生命的本根;道德实践,显现乾元的本质;仁为核心,贯穿物理与伦理;元亨利贞,目的在道济天下;文本独立,诠释意义的无限等。

杜甫咏诸葛武侯诗探微

一、前言杜甫诗集中有不少涉及诸葛武侯的诗作，这些作品包括十分脍炙人口的《蜀相》和《八阵图》，此外又如：《古柏行》、《武侯庙》、《咏怀古迹》其五、《诸葛庙》、《夔州歌十绝》其九等也都属于歌咏诸葛武侯之诗。为何在杜甫诗集中会出现这么多歌咏诸葛武侯的诗作？...

从清代几种重要词选论东坡词的影响力

东坡词因其人的士大夫典范性与其词的特殊艺术性,在历代词评中一直是众家评论的焦点。就整体词史发展脉络而言,东坡词往往被视为词坛别格,却仍有一定的影响力。事实上,东坡词的影响性除了开启南宋豪放一派词风的成就之外,在号称词学复兴与总结的清代,另有其他面向亦值得深入探讨。就清代重要的几种词选而言,大多自有其理论主张而选词,但因为东坡其人具有士大夫典范性,其词又富有新变性,使其词作入选的原因和状况显得较为复杂,反应出东坡词对清代词学所具有的不同层面影响力。因为清代词学一派理论之生发往往是为对治前一词派在理论与创作上的弊端而来,虽然各选本所选规模与选政等皆有所不同,但纵观其论词蕲向,其中隐约存在一前后对应而互有补充的变化脉络。因为东坡其人其词的士大夫代表性和多元词风,使得选家面对东坡势必有所取舍,才能将之纳入其理论体系中。本文拟以清代具有代表性意义及相关的几种词选,对东坡词之选录状况进行比较讨论,期以微观此中所透露的词学批评意义。

从“物理之后”到“伦理之后”(下)——“元亨利贞”诠释意涵解析

伦理之后展现四德:元,大;亨,通;利,宜;贞,正而固次就"伦理之后"言:邬昆如说:"‘超伦理’的哲学,则关怀人类行为的道德规范;它无疑的是‘向下之道’,是天命降凡到人类心中。""物理之后",是"

类书渊源诸说析论——以《尔雅》与《吕氏春秋》为范围

类书渊源为何?历来众说纷纭。本文拟为之正本清源,在方法上,先就类书义界进行厘清,以掌握类书的性质与特色,再针对类书渊源诸说进行辨析。但因论文字数限制,所以仅就《尔雅》、《吕氏春秋》进行讨论。此二书虽对类书编辑体例有所启发,但其性质分别为解释训诂的字书与传述思想的子书,并非类书,当然也并非类书的源起。

论以音韵学为中心的国学教育

本文以音韵学的基础知识,在国学教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与效用,因此分别就音韵学在小学教育、义理思想教育以及辞章文学教育上之意义与效用,举例说明之。

儒家孝道伦理的现代诠释——从攘羊案、瞽腔案说起

孝道伦理不仅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更是华人文化圈中可贵的文化资产。随着资本社会发达、家庭结构转型，台湾社会老龄化问题严重，对孝道思想的重省与现代诠释，当有纠偏社会谬见、启引敬老爱人之思、敦促社会总体正视儒家文化的作用。本文透过《论语》《孟子》中“父亲攘羊”“瞽肢杀人”二则案例，说明并分析传统礼法之纠结，试图透过生活化、现代化的经典诠释，指出这两个案例与现代法律规范之可兼容处。使经典焕发时代之光。面对当前敬老安养等世代问题，此孝道伦理、宽惠善良之思想基石，将是社会步向更文明进步的契机所系；而此文化教养，亦将成为启益当代社会的一个可能。

六朝文体论——笔之文体

六朝有文笔之分,今依大会散文之主题,故仅论笔的部分。谈文体论,首先须辨明文体意义。现代对文体一词界定,时见歧异。古人对此虽未有明确定义,但有相沿袭的共同认知;文学分体虽详略有别,用词未必一致,但指涉未曾混乱。亟须特别厘清的是,六朝文体不是仅指散骈文章之分体,诗、赋、公文等各体文学皆属之,包含一切之文。其次对各家文体分类作异同比较,从归纳中可见其由简至繁,由繁至细碎,以致遭后人批评。今即析论其中得失,由此见其分体见解,及其文学理论,并理解其分体缘故,冀求一窥六朝文体论之现象。

论唐宋谪迁辞赋的书写谱系与因革

历来关于贬谪文学的研究,一般多侧重于诗歌、散文的考察,本文试图从辞赋切入。首先,从作品的细读(close reading)中发现文人的贬谪之作不尽源自亲身的官职贬黜。基于此,重新反思贬谪文学的定义,认为应以'谪迁'一词替代'贬谪'更为周延。其次,论证辞赋文体与谪迁文化的渊源、辞赋文体在谪迁文学研究上的意义和价值。再次,进一步梳理谪迁文学'鼎盛期'——唐、宋两代谪迁辞赋的书写概况。借由书写谱系的整理和比对,可知唐、宋谪迁辞赋的因革主要体现在量化与质化两个层面。其中质化层面的因革,呈现在写作体制与题材偏好的择取有别。最后,本文依据谱系演变的线索,论证造成这些现象的可能原因为何。

《三国演义》与《红楼梦》的性别文化——从行动场域的角度谈起

《三国演义》与《红楼梦》的性别文化——从行动场域的角度谈起［台湾］李艳梅一、前言——性别文化与场域概念近几年来，学界常援引一些新的理论观点，来研究文学作品，例如：符号学、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以提供我们对文学文体有更多角度的观照，特...

义理与宋学:《四库全书总目》的经世取向

清乾隆帝雅好儒学,稽古右文,下诏纂修《四库全书》,意在彰显传统文化之光采丰盛,亦借以劝导士人钻研学术,修身养性,以为教化百姓、经世济民之用。清初学术以程朱理学为主,康熙朝纂修的典籍展现理学著述在社会伦理的纲纪意义,此教化伦常的学术思潮促使清初社会趋于和谐稳定,奠定康乾盛世的基础。乾隆帝纂修《四库全书》,一方面强调评议汉宋,一方面则推崇汉学,其汉学以考据训诂为主,强调考据为义理之基础。历来论述纂修《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者,大抵同意《四库》馆臣虽倡言评议汉宋,实为扬汉抑宋之观点。本文所欲陈述者,在于:《四库》馆臣所论述的宋学,乃义理学之转称,以经世致用为主要内容,实即西汉讲授《五经》大义,用以辅政教化之经学,而非宋儒以道器、理气及心性为主要探讨对象之理学。虽《四库》馆臣赞扬理学加之气节及立身行事之道,但仍全面否定宋明理学之价值。据此,可进一步理解乾隆帝纂修《四库全书》之宗旨,训诂考据虽为治学基础,但经世致用方为其主要目的。

谪迁与省咎:论辞赋祖骚传统的一种书写

屈原及其放逐书写为贬谪文化的重要源头,后代谪迁文人往往步武屈骚的放逐书写,发抒其逐臣不遇的感慨与情志。在因见逐而感焉的书写作品中,有一系列以“省咎”为题来叙写文人谪迁感怀的辞赋,由唐代至明代皆见作品呈现。这种以“省咎”来叙写谪迁的辞赋作为一种书写类型,在书写上究竟有何特征?选择“省咎”作切入点书写的原因为何?这种类型书写的意义何在?皆为本文欲探究的焦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