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思政背景下历史专业师范生德育培养策略——以历史教育实践课程为例

实施课程思政、落实德育教育是新时代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德育育人能力已成为教师职前教育的时代诉求与教师的必备素质,师范教育应以学生现实需求为本,关注德育教育。课题组针对历史教育实践课程育人属性不突出、学生向中等教育德育工作者角色转变不明显、历史课程德育资源开发不足等问题,构建历史教育实践课程德育教育能力培养的“同心圆四层协同推进”模式,以立德树人为导向,运用高校和中学教育基地的资源平台,深化历史教育实践课程改革,凸显新时代历史师范教育的特色优势,探索理念指导和实践兼具的实践课程新范式。

大一统历史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早期凝聚

“大一统”历史观是两汉王朝的官方历史哲学,其核心要义是王权至上基础上的国家统一、天下一家。汉代的主流思想家和历史家出于维护王朝大一统的政治立场,在其历史叙事体系中,建构了纵向圣王一脉相袭,横向华夷共祖同源的“大一统”历史发展演进模式,作为汉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共同体确认其文化身份的历史依据,同时建构了华夷同源、“天下一家”、“四海归一”的大一统历史记忆,将华夷各族整合成为一个世代相继、绵延不断的“文化血缘”共同体,籍以与汉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大一统政治时局相呼应。通过这样的人为建构,赋予汉帝国绍继周、殷而为新王的正统性与权威性,从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早期孕育,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精神动力源泉。

文苑近侍:清入关前大学士的职能角色与权力演变

清代内阁可追溯至入关前即已设立的文馆。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在汗周围就活跃着一支文化素养较高的满洲“巴克什”群体,皇太极继位后将其组织化,分掌翻译典籍、记注国史。然而天聪中后期,伴随汗权的集中与君主权威的奠定,作为亲信侍从的文馆诸臣亦转向传谕宣旨、顾问机宜、外出差遣等方面,日常职司呈现出明显的政务化趋向。至崇德年间,清廷始置内三院,大学士凭借“天子近臣”的身份无论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还是用人行政中的实际话语权均明显提高,但从法定职掌来看,其仍为一介儒臣。总之,儒臣兼具近侍的双重政治角色构成了清入关前大学士的基本特征。

基于大概念提升初中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大概念通过整体性、结构化、先行总结等方式有效提升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历史课堂引入大概念教学,教师需要紧扣课程标准,与大单元教学相结合,并适时创新教学形式与方法,注重各概念间的逻辑联系。

高校校际合作线上教学实践探究——以辽宁地方史为例

辽宁地方历史内涵丰富、特色鲜明,但是,高校的辽宁地方史课程资源未得到充分开发。随着时代对人才需求的变化,教学改革势在必行,打破地域性与差异性、开发线上教学资源、加强校际合作是实现高校教育改革的有效路径。因此,本文以辽宁地方史教学为例,阐述辽宁史校际合作线上教学的动因,分析了辽宁师范大学与渤海大学合作开设的《辽宁史》跨校修读学分课程,并结合教育改革需求对辽宁地方史线上校际合作教学给出具体的实践建议,是推行高校教育改革、促进公共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提升高等教育人才素质的积极尝试,为校际线上教学提供了借鉴。

抗战时期华北伪政权的奴化教育--以《修正高小历史教科书》为考察中心

1938年,由日本扶持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为在华北沦陷区推行奴化教育,于教育总署下设编审会,开展教科书编修工作,《修正高小历史教科书》即是在此背景下炮制出炉的。该书在南京国民政府教科书的基础上删改炮制而成,内容上既有其他历史教材或多或少都可能存在的共性缺陷,也为了迎合奴化教育的目标要求,歪曲或增添了一些反映奴化教育指导方针、美化日本及鼓吹中日亲善的时代特色。同时,该书反映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主义思潮与“征服自然”论调大行其道的深刻时代烙印。总体而言,该书虽然是一部编排较为合理、体例尚属完备的入门历史教材,但受当时政治意志所限,终究沦为一个“戴着奴化教育镣铐跳舞的畸形产物”。

乾隆朝满大学士入值军机群体探析

乾隆朝满大学士在入值军机人数和时间等方面处于绝对优势,这和军机处的规范以及乾隆帝“首崇满洲”的用人倾向等因素相关,当然该群体的个人素质和身世背景也很重要。乾隆朝入值军机的满大学士共9位,都是家世显赫的旗籍官员,有军功和地方治理的经历,在乾隆朝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方鼎铭文及相关历史问题探析

■族是商周时期的大族,传世青铜器众多.■族青铜器分布范围广泛,记载了众多历史事实.以辽西地区出土的■方鼎为例,通过对其铭文进行释读,与同期■族青铜器进行比较,并结合商代甲骨卜辞文献,可以对方鼎铭文隐含的相关问题进行探析与解读.

公元三世纪罗马帝国历史书写的嬗变

希腊史家的作品不仅在罗马帝国文明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更成为对时代的回应与政治现实的再现。这些历史著作超越了单纯的记叙,在塑造公共记忆和文化传统,乃至构建国家认同的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自公元三世纪以降,随着罗马帝国经历一系列剧变,历史书写也发生了显著转变。这种嬗变不仅揭示了国家、社会结构与文化之间认同感的形成与演变,还影响了后世对历史的书写方式和视角。文章通过深入分析贵族在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希腊史家对罗马文明的多元态度,能够更加全面地解构罗马帝国内部的复杂动态,也为理解历史的多维性和连续性提供了新视野。

文化传承与文明互鉴的历史阐释(笔谈)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才能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只有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才能更好地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方向和指南。本刊特邀韩志斌、邹芙都、郑威、徐昭峰、谢乃和、梁晨、郭辉、董杰等八位历史学科(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科技史)国家高层次人才工程入选者就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深入认识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与意义等议题展开笔谈,以期为推动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发挥积极作用。

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演进预测研究

以辽西地区新石器时期的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遗址为研究对象,使用ArcGIS软件对各文化时期遗址数据进行提取,借助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构建辽西地区新石器时期遗址的分布预测模型,得出遗址分布与海拔高程等自然地理要素之间的关系,生成辽西地区新石器时期遗址分布概率图。研究结果表明,辽西地区新石器时期聚落选址与自然地理要素关系密切,河流对遗址分布影响较大,海拔高程、坡度影响其次,坡向影响最弱。遗址预测模型显示较高概率分布区集中分布于距离河流较近的河谷、丘陵地带和地势较高的台地。预测模型可为探讨辽西地区史前人地关系演变提供重要参考,为考古发掘工作提供科学判断与决策支持,提高考古工作效率。

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语境下的“中国”认同

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环境和“天下一家”语境下,四裔归属意识的不断增强,是秦汉时期的“中国”认同获得空前发展的根本机制。郡县制管理体制机制下东西南北各地、各族居民先后被“编户化”而统称为“秦人”和“汉人”,意味着在秦汉王朝疆域版图之内各族居民在共同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下,相互认同而实现的空前民族统一,体现出当时东西南北各族对以秦汉王朝为代表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维度下的全方位认同。这是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民族内涵及其关系格局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转机,这种直接以统一帝国疆域划定的规模空前的统一民族共同体的出现,对于后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

配户当差与里甲制:明初杂泛差役派征机制探析

明初杂役包括官厅差役和驿递夫役在内,普遍采用“配户当差”的佥派办法。人户一旦佥点应当某种杂役便成为杂役户,固定地在一个地点长期服役,直至消乏佥替。但“配户当差”制在永乐以后出现弊端,主要是皂隶等官厅杂役凭借特权寻租,而驿递夫役负担较重,均长期不得佥替。永宣以后,一部分徭役改为每年轮充,开启了均徭法改革的历程。据新发现的“试行黄册”史料可知,明代里甲中存在较多的虚拟户和“带管畸零户”,且国家规定的点差标准很高,杂役基本要人户朋充服役。因此官府在确定所需杂役的数量以后,必须通过里甲组织的协调才能完成杂役户的佥点。但考虑到里甲内部的实际应役户数不多且徭役的附带财政责任不重的情况,里甲制与“配户当差”制之间并不发生冲突。

兴隆洼文化头盖骨牌饰研究

头盖骨牌饰在兴隆洼文化中出土数量较少,但其往往出土于墓主人贴身的位置,以及所用材质的特殊性,表明头盖骨牌饰与祖先崇拜有着密切关系,是原始宗教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器物之一。三件头盖骨牌饰分别代表了人面饰、臂饰、祭祀法器三个系统。祭祀法器随着红山文化的消亡,也渐渐失去其原本的作用而消失。人面饰和臂饰则在文化交流中进入中原地区,并发展为青铜人面像和青铜兽面牌饰。青铜人面像在商周时期进一步影响到四川、陕西等地,使当地出现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人面像;在汉代其作为百戏中的面具和仪式面舆继续流传,并衍生出了丧葬面具这一功能,而这一功能在辽代墓葬中亦有发现。臂饰与人面饰的发展脉络基本一致,商周时期其功能也一直被保留,被用于作为彰显身份地位的礼仪性用具且与宗教祭祀活动有着一定关系;秦汉时期,臂饰发展为臂鞲,更注重实用功能,并得到广泛流传;但是其最初的作用并未消失,至辽代仍可见用于彰显身份地位的礼仪性臂饰。

文明传承视角下的金代皇家仪仗研究

金代皇家仪仗,作为仪卫体系的组成部分,依照使用场合的不同,可被细分为驾行仪仗与殿庭仪仗;根据身份地位的差异,可分为帝后仪仗、皇家子女仪仗、宗室仪仗等,其中尤以帝后卤簿、皇太子卤簿以及一些特定大礼场合所使用的仪仗规模最为盛大,具有显著的代表性。具体而言,金代皇家仪仗包括车舆、旗帜、伞扇、卤簿鼓吹和兵器等部分。熙宗至世宗时期,金代皇家仪仗在种类、数量、编排和制度等多个方面逐渐走向成熟。从整体上看,金代皇家仪仗在车舆的种类和形制、旗帜与伞扇的种类、卤簿鼓吹的乐器和编排等方面不同程度地承袭了唐制、宋制与辽制,并有所创新。这一过程充分反映了皇家仪仗的历史传承性,同时也凸显了辽金时期中华礼仪文明的多元交融与持续发展。

金代皇家仪仗初探

金朝通过战争掠夺和机构修造建立起本朝皇家仪仗体系,包含了车舆、伞扇、旗帜、鼓吹和兵器等诸多种类。与此同时,金朝设置了有关仪仗保存、管理和使用的职官机构,既涉及殿前都点检司和宣徽院等机构,也涉及内廷宫官系统。金代皇家仪仗具有昭示统治阶级威仪的作用,同时还蕴含着与金朝政治生态变化相关的辅政以及宣示正统的内涵。可以说,金代皇家仪仗是金朝明制度、建礼制的标志之一,也是宋辽金时期北朝政权典制建设的一个重要表现。

明代乡饮酒礼的“异化”——以宾客“冒滥”为中心

明代中后期,乡饮酒礼出现了异化,“宾客冒滥”便是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显宦、生员、捐纳义官以及父祖封赠官滥入乡饮酒礼,造成了“齿德俱隆者反摈之不礼”和“月旦推重者多耻之不赴”的乡饮滥觞现象。而出现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在于明代士人推举乡宾时价值观的偏离。受到科举文化的影响,官僚群体追求科举功名的价值理念传达到下层社会,“序爵”“以子贵”“捐纳得官而尚财货”的选贤价值观便直接影响了学校和士人对乡饮礼宾的选举,造成了乡饮酒礼的“宾客冒滥”。明代国家通过改革制度,强化行政监督的方式试图扭转乡饮酒礼的没落。地方士人也以“拒赴乡饮”“重申选宾标准”“组建耆老会”等方式期望能厘正偏离的价值观以让乡饮酒礼重新发挥崇德尊老、宾兴贤能的教化作用。

从古代文献中解析文明密码——评《新时代“一带一路”古文明文献萃编》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是共建‘一带一路’最重要的力量源泉。”(1)丝绸之路绵亘万里,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丝路精神延续千年,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中得到传承、弘扬和发展。“一带一路”根植于历史,放眼于未来,只有了解“一带一路”沿途各地区的古文明,从古代文献中解析文明密码,才能更好地创造有益于人类进步的新文明。

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前夕的中国近代史探究——评《中国近代史》

从鸦片战争爆发至抗日战争前夕,中国经历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历史事件,这些事件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自身的发展轨迹,也对整个亚洲乃至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段动荡的历史时期,中国也孕育着一系列思想解放与社会变革的种子,这些种子催生了中国近代史上众多的反抗运动和革命斗争。而这些运动与斗争,为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希望。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深刻探究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轨迹的著作,其章节设置以及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深入分析,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历史脉络,展现了中国在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前夕的演变过程。

美食体验对游客忠诚度的影响研究——基于感知价值和享乐幸福感的中介效应

为游客提供高质量的旅游体验是提升其幸福感和忠诚度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促进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文章以体验经济理论和SOR理论为基础,选取世界美食之都——顺德为案例地,探究美食体验、感知价值、享乐幸福感、游客忠诚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美食体验显著正向影响游客忠诚度;美食体验显著正向影响感知价值和享乐幸福感;感知价值和享乐幸福感显著正向影响游客忠诚度;感知价值和享乐幸福感在美食体验和游客忠诚度间起部分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