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共同体中利益相关者话语权的逻辑、困境与进路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基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对产教融合共同体中利益相关者话语权的生成逻辑进行探讨。在现实境遇下,政府具有政策制定的话语主导权、企业具有政策执行的话语参与权、职业院校具有政策实践的话语建议权。为促进利益主体实现平等的话语表达,立足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构建,明晰利益相关者的话语诉求,以制度共建搭建共享的话语平台,以利益共享推动平等对话交流,以文化共融营造理性交往环境,引导异质主体进行理性交往。

从工具走向价值:高校教师教育者身份认同的现实困境与理性复归

随着教师教育大学化、综合化、市场化改革的深入,高校教师教育者的身份认同面临职责困惑、角色错位、组织壁垒、话语缺失等困境,直接影响着师范生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为重塑高校教师教育者的身份认同,以转变观念增进对教师教育改革的理解适应,以完善制度引领教师教育者的本位回归,以明晰发展促进教师教育者的认同重塑,以深化研究推动教师教育者的价值再现,实现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向。

核心素养视域下应用型高校教师教育课程结构的优化

教师在培育学生核心素养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提升教师素养是提高教育质量和强化教师育人能力的重要环节。调查发现,M高校教师教育课程结构滞后、课程理念落后、课程模块固化、课程比例失调等问题突出。本研究以职前教师素养的培育为目标,构建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三环模型,搭建了学生核心素养和教师专业能力之间的桥梁,并结合当前教师教育课程存在的问题,对课程结构进行了反向设计、体系优化和实践反思。

具身认知理论下劳动教育课程“离身”审视与“具身”回归

劳动教育课程作为劳动教育之道,承载着培养学生劳动素养的高尚使命,作为一门必修课,其课程体系上存在课程目标被工具理性占据、课程内容两极化倾向、课程实施受到时空的限制以及课程评价同质化等现实问题。具身认知理论与劳动教育的天然耦合性,解决了劳动教育课程建设的逻辑问题。因此,在该理论指导下探寻课程中学生的身体内涵,并构建以“身体”为核心的劳动教育课程:在目标上强调身心共生,实现全面发展;在内容上注重知行合一,统整知识性与经验性内容;在实施中主张寓身于境,支持主体、环境、途径的结合;在评价时突出重智扬身,关注学生过程性的体验。

新时代大学生红色基因传承实证研究

依托红色资源,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红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新时代对大学生提出的使命要求。研究目前大学生传承红色基因存在问题,提升红色基因“传承率”,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是国防军事教育的需要,是新时代建设现代国防的需要,更是党和国家建设现代强国,实现强军梦,实现中国梦的需要。

新建本科院校专业调整的逻辑困境、理论归因及实践突破——基于组织变革视角的探讨

专业调整是新建本科院校实现自我发展和服务产业升级的必然途径,也是落实向应用型转变的内在举措。现实中,新建本科院校专业调整面临合法性、认同性、供给性困境。从组织变革视角分析,组织成员的有限理性、组织群体的非理性、管理制度的低效是重要的制约因素。为实现动态的专业调整,应加强对组织成员变革的引导、构建专业调整的保障制度,赋权增能以扩大专业设置的自主权和调控权,推动专业调整、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有效适配。

从缺失到超越:新时代师范生师德养成的实践路径

师范生是国家教育事业振兴的重要力量,具备良好的师德有助于提高师范生的职业素养,是确保新时代教师质量的动力源泉。针对当前师范生的职业认知偏差、职业理想不坚定、师德实践弱化、职业情感缺失等师德缺失问题进行原因探析。师德教育要紧扣新时代社会发展需求,通过强化价值引领、提升养成质量、促进知行合一、优化育人环境、融入劳动教育等发挥师德养成的示范、促进和引领作用,提升师德养成教育的实效性。

差异与公正——国家教师资格证考试的反思

国家教师资格证考试是获得教师资格的基本途径,旨在严把教师入口关,促进教师队伍整体水平的提升。然而,国家教师资格考试中存在教师培养体系与考试制度设计的差异、职前教育专业与非专业的差异、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教育水平的差异、在校生与社会考生需求动机的差异、文化生与特长生学习起点的差异。基于公正视角对国家教师资格证考试审思,应从制度设计、评价方式、教师教育体系和在岗教师能力训练角度等方面进行优化。

班级微信群应树立“威信”

班级微信群是否具有较高的“威信”,已经成为影响其辅助中小学班级管理功能的现实问题。树立班级微信群“威信”的必要性在于:确保班级信息的正常发布,调动家长交流的内在热情,维护微信群体的良好形象。由于沉溺“微信自夸”、索要“微信红包”、施加“微信暴力”以及设置“微信陷阱”等诸多问题,致使班级微信面临着失去“威信”的风险。为此,凸显班级微信信息管理的法制化环境,这是树立其威信的逻辑前提;加强班级微信言论或视频的制度化约束,这是发挥其威信的关键所在;探索校内外一体化的班级微信投诉机制,这是确保其具有威信的重要保障。

教师“三不管现象”的心理学透视

中小学教师普遍存在着不愿管、不敢管、不会管的"三不管现象"。主要原因在于:内在动机上的责任感缺失,不良后果日益强化所产生的心理障碍,管理动机和实际效果难以匹配所导致的"悖愿效应",管理权限不清导致心理安全感的缺失。通过校园立法确保教师管理学生权的正当行使,明晰教师管理学生权的范围和内容,构建教师管理学生权力的校内外一体的监管机制,提升教师管理学生的理论与实践素养。这是解决教师管理学生问题的理性思路,也是解决校园欺凌现象的有效措施之一。

博弈与协调:大学三大社会职能内涵的重审

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是大学的三大传统职能,不同层次、类型的大学在践行社会职能时存在一定的区别。基于布鲁贝克先生“认识论”与“政治论”不同高等教育哲学观内涵的解读,重审大学三大社会职能的关系。坚持人才培养要以课程建设为基础,科学研究以学科建设为核心,社会服务以专业建设为根本,促进大学三大社会职能的协调与融合。

新型教育评价视角下我国高考认识误区透视

文章旨在建构结果、过程、增值以及综合"四维一体"的新型教育评价模式,指出了传统教育评价的应试思维弊病,揭示了影响中小学教育发展和制约素质教育深入推进的高考认识误区的三大表现,即高考政策导向等同于基础教育改革的"指挥棒",致使中小学校难以实质性地摆脱应试教育的束缚;高考内容改革等同于强化学业管理评价的"考试观",使得考试成为我国教育评价的"代名词";高考成绩管理等同于教育教学质量的"试金石",迫使升学率或考试分数成为评价一切的绝对标准。造成高考认识误区的主要原因:国家或政府层面的应试性教育评价思维;教育主管部门"高考倒逼"式管理方式的负面影响;高校高考话语权的失落和对应试教育的"推波助澜";中小学对高考的"趋之若鹜"和自我迷失。新型教育评价体系中,我国高考认识误区的破解之道:国家或政府的教育管理角色转变,教育主管部门"高考倒逼"理论的修正和职责的"抓大放小",高校自主招考权的获得,中小学教育本意的回归。

从钱泳《书学》看其与阮元、康有为碑帖观念的异同——兼谈清代中后期碑帖观的嬗变

钱泳与阮元同处一时代,其书学思想与阮元既有相同之处,又具有个人特色。尤其是他的碑帖观在服膺阮元的同时也坚守了自己的立场。本文基于钱泳所著的《书学》,剖析钱泳的书学思想及碑帖观念,厘清其与阮元、康有为之间的异同,从而为洞察清代中后期碑帖观念的嬗变提供新的线索与视角。

民国时期的“多元录取”模式透视——以厦门大学为例

"多元录取"是民国时期厦门大学的基本招生模式。这种"多元"主要体现在录取类型和范围的多元上,即在以正式生、特别生、选科生、试读生、补习生以及旁听生等类型招考大一新生的同时,还以这些类型以及未列年级正式生、插班生、借读生等招考大二和大三的学生。同时厦门大学还通过统一入学考试、学校组织审查以及院长自主确定等途径体现出录取方式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录取"模式的招考理念在于:坚守招考的"底线标准",做到"宁缺毋滥";确保学程的"自主选择",做到"尊重差异"。其制度设计的逻辑基础在于拥有高度自主的招生考试录取权。招生录取的实践效果不仅在于有效地体现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招考宗旨,而且还使得招考范围不断得以拓展和厦门大学的学术影响力持续扩大。透视民国时期厦门大学的招生考试,是探索当代高考"多元录取"模式的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的历史之需。

从失范到示范:博士生学术规范养成的路径

学术规范是学术共同体进行学术活动应遵循的基本规范和行为准则,对博士生学术研究起到引导和约束的双重作用。受学术认知的偏差、学术评价的诱导、规约制度的缺位等因素影响,博士生研究过程浮躁化、研究写作功利化、研究成果商品化等学术失范行为滋生。为促进博士生养成良好的学术规范,发挥其在科研中的示范引领作用,从转变思想观念、强化师德师风、完善制度规约等方面进行优化实践。

民国高中生升学与就业指导制度刍议

升学与就业指导是民国时期高中生的一项管理制度,其有效地利用校内外各种资源,为高中生搭建了一个立体的或升入大学深造或步入社会就业的综合指导平台。该制度的核心理念在于遵循人是主要教育对象的基本规律。其实施路径在于确保人与信息的自主匹配,即高中的独立人格教育,使升学与就业指导有了最为重要的“主体”基础;大学相对的自主招生考试权,使升学指导具备了不可或缺的“信息”基础;“主体”与“信息”的主动交流,使升学指导实现了人与信息的互动交流功能。其制度设计的核心原则是各负其责的操作平台,即政府层面对升学与就业指导问题的宏观调控,大学层面的自主办学权和对招生考试组织以及信息发布的主动有为,高中层面实施升学与就业指导的改革措施,社会机构或媒体对升学与就业指导的有效协作。对于当代的启示为:高中生升学与就业指导问题的有效解决是一个系统性的综合治理工程,即政府的“顶层设计”、大学的主动有为、高中办学目标的根本改革以及社会机构或相关媒体的有机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