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六年来中国近代慈善史研究述评

近六年来,近代慈善史研究发展趋势良好:慈善组织研究进一步深入;慈善人物、思想的研究更加细化,慈善法制的研究也逐渐展开;区域慈善史研究的成果更加丰富;义赈研究持续深入,灾荒与救济研究也得到了进一步深化。然而,内容上的同质化、话语建构比较单一、区域研究不平衡、研究方法比较简单陈旧、研究思路和框架重复等问题依然存在。为此,有必要进一步挖掘整理史料、夯实研究基础,创新研究理论、尝试新的研究方法,拓宽研究视野、密切关注研究热点。

近20年中国乡村工业化及城镇化研究回顾与省思

近20年来,国内学界对中国乡村工业化及城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围绕乡村工业化与乡村经济转型问题、乡村工业化向城镇化转变对乡村经济转轨的影响、乡村城镇化带动乡村经济现代化的问题、乡村城镇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及其解决措施等四个方面展开探讨。本文比较详细地梳理了既有成果,并就未来的研究提出一些思考性建议,即加强原生态资料发现发掘、运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放宽研究眼界和创新研究思路、深化研究内容和拓展研究领域等,冀望对推进中国乡村工业化及城镇化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近代西北皮毛产地及流通市场研究

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绥远、察哈尔以及陕西的北部位于我国农牧分界线以北地区,是我国主要的皮毛产地,近代中国70%以上的皮毛产于这一地区。近代西北皮毛市场兴起是以天津开埠为起点。天津开埠后逐渐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和出口市场,其经济腹地不断由华北向西北延伸,带动了近代西北皮毛市场的兴起。近代中外贸易的主要特点是西方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对中国原料的掠夺。因此,在西北皮毛市场兴起的过程中,外商、洋行、买办起了先导作用。在近代西北皮毛的市场链中,以产地市场为基础,以中转市场为枢纽,以出口市场为尾闾,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市场体系。皮毛市场的勃兴,对西北区域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增加了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现代化因素。

民国以来的中国社会教育研究述评

社会教育是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并列的一种教育形态。自民国始,学界对社会教育表现出极大热情,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研究成果。1949—1977年间社会教育研究受挫,1978年开始复苏。到目前为止,社会教育研究逐渐走向深入,但从整体上看应有的重要地位仍未被充分认识。梳理并评述民国以来中国社会教育的有关成果,可以提示今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中国近代看守所制度形成考

在历史和现实因素影响下,晚清司法界在继承中国传统司法体制和借鉴日本及西方司法制度基础上设计了中国近代看守所制度。这一继承和借鉴不仅体现在看守所名称的由来,更体现在这一机构设立后所导致的中国司法体制运作方式的转变。清末该机构的设立和运作虽不理想,但它却标志着中国司法制度开始与西方司法制度接轨,并为近代中国废除不平等法权、推进司法近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时务报》与19世纪末中国近代报纸文体的嬗变

《时务报》1896年8月9日创刊于上海,1898年8月8日,由汪康年力主改为《昌言报》而告终。《时务报》存续2年,共出版69册。它是维新志士倡导变法的重要阵地,引领了时代变革的潮流,促进了启蒙思想的传播。《时务报》将政论文章安排在每册的前数页,确立了报刊政论文的地位。伴随报刊政论的勃兴,以《时务报》为主要载体的时务文体应运而生。时务文体的特点是:内容以政论为意旨,形式以骈散兼备、条理明晰为特点,语言流畅、感情饱满,杂以俚语、新名词、新知识。时务文体上承王韬为代表的先进人士开创的报章文体,下启更加通俗、成熟的新民体。自时务文体诞生伊始,我国近代报纸文体变革的步伐开始逐渐加快。

研究慈善历史 关注慈善事业——兼评《中国慈善简史》

我国的慈善事业目前尚不发达,慈善史研究也较为薄弱。《中国慈善简史》一书为推动慈善史研究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重视慈善历史的研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关注我国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是史学工作者应有的责任。

方言、宗教传播与文字革新——近代基督教会闽方言罗马字运动研究

福建是近代基督教传教士较早进入的地区之一。在其传教中,面对福建方言繁多的问题,他们以罗马字母来模拟地方腔发音,编创了数十种闽方言罗马字母字,通过编印出版书报、组织罗马字运动等,使闽方言罗马字普及为地方教会识字运动的主要文字。但是罗马字本身所蕴涵的西方文化背景以及地方腔等特点,在该文字的普及过程中对各地教会和福建社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既有接受者与汉文字隔绝的消极作用,也有启蒙文字改革、社会教育的积极作用。

“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新进展与新走向”学术研讨会纪要

2015年10月17日至18日，由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史学月刊》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新进展与新走向”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开封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辽宁大学、河南大学等单位的30余位学者与会。

从“文明国家”论到“帝国主义国家”论——论一战和十月革命后中国知识界对西方世界认知之转变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进入近代国际社会。此时,中国朝野并不认同西方以强权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模式。直至甲午战后,中国的维新志士始认为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欧美才是真正的文明国家。这种"文明国家"论虽然启动了中国全面学习西方现代化的历程,但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并没有因此得以任何实质性的提升。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十月革命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国际秩序,以强权为特征的军国主义思潮受到世界舆论的抨击和否定。中国的新知识阶层从十月革命的成功中看到中国国内变革和国际关系变革的新途径。随后,反对帝国主义逐渐成为中国知识界对西方世界的主导认识。

从太行山革命文献整理谈中共革命史的研究取向

一、“巍巍太行山，滔滔漳河水”，这是研究中共革命绕不开的历史话题 在近代中国，华北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有关华北社会、经济、文化的研究，向来为国内外学界所重视。而作为华北战略支点的太行山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等抗日武装坚持华北抗战的坚强堡垒，太行山区亦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过程中最具魅力的区域之一。中国人谈到中国革命必然会想到太行山，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音乐传播活动考察——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南方地区为中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本体建设和"社会服务"活动中,有大量群众性的音乐活动。其起始时间之早、活动内容之多、遍及地域之广、产生影响之大,在西方音乐文化传播历史上地位独特。虽然青年会所从事的音乐文化传播不是青年会活动的主要工作目的,但其在中国南方各地的传播所产生的音乐普及效应,与当时当地学校音乐教育形成了呼应与补充,不仅是十分有益的社会音乐扫盲活动,其各种音乐活动形式也丰富了中国近代音乐文化的内容,带动了音乐文化活动在南方各地的广泛开展。

正确认识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

文化保守主义是当代中国一个引人瞩目的社会思潮和文化流派。它具有影响范围广、实践性强、流派复杂等特点。这一思潮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既有积极价值,也有不良影响。我们应历史、全面、客观地看待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使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多元文化建设中的一支有益力量。

民国时期宁夏农村经济研究

民国时期宁夏省政府整修水利,开垦荒地,使宁夏的耕地面积有所增加,而且灌溉农田占农田总面积的59%,是黄河上游区域最高的省份。农作物品种齐全,主要有小麦、水稻、山药、粟、大麦、高粱、豌豆等,占全部农作物耕种面积的82.8%,总产量的93.8%。农村地权分配极不平衡,80%以上的农民耕地不足,主要依靠租种地主的土地生活。佃农和地主不仅在土地上发生关系,而且在借贷方面也发生密切的关系,是宁夏农村租佃关系的一大特点。民国时期宁夏有着比较好的农村市场体系,因其生产皮毛、食盐、药材等,形成了许多专业市场。由于地权和租佃关系恶化,政府对农民实行强制性掠夺和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生活日益贫困化,因此农民离村现象严重,导致了民国时期宁夏农村经济复苏十分艰难。

“一统”与“统一”--试论中国传统“华夷”观念之演变

"华夷之辨"为中国从"天下一统"向近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搭建了桥梁。古代中国正是在"华夷之辨"的过程中实现了诸民族间的融合,并最终形成近代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本文立意不仅在于阐释华夷观念之演变在推动中国从"天下一统"向近代多民族国家统一过程中所曾发挥的重大历史作用,而且在于借此为中国近代国家的形成提供一种阐释模式。

试论新中国成立前后开封的“城市建党”工作

从1948年10月开封解放到1953年间,开封的"城市建党"工作经历了从"暂停发展"到"初步建党"再到公开建党和"全党动员"建党的变化。在中共有关在工人中建党的指示下,工人党员的数量迅速增加,但党员质量下降和党员教育滞后问题也日益凸显。运动化、程式化和指标化是开封"城市建党"的三个特点。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党组织大规模扩张背后的驱动力来自于巩固和建设新政权的需要,城市建党与此密切相关。

公路建设、汽车运输与社会变迁——以1927-1937年河南省为中心的研究

河南省现代公路建设发轫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20世纪30年代公路建设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国道、省道、县道建设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通过1927-1937年的公路建设,河南形成了国道、省道和县道相互交叉的公路交通网络。随着河南公路的兴修,汽车运输事业也随之兴起和发展,抗战爆发前夕,河南开辟汽车运营线路22条,运营里程达2800多公里,设置车站110多处,河南省大部分县城和重要市镇开通了汽车运输。公路建设和汽车运输业的出现,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变化,使人们的交往更加快捷和出行更为方便;物流方式随着汽车运输业的兴起逐渐发生了变化;随着公路建设和汽车运输业的出现,一些新的行业也随之出现。因此,公路建设与汽车运输成为继铁路之后河南在运输业上发生变革的主要事件,也引起了河南社会的变革,尽管这种变革是缓慢的,但在河南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是不可或缺的。

娱乐与助赈:民国天津赈灾义演研究(1912—1937)

1912—1937年,全国各地水旱灾害兵祸不断,为帮助灾民渡过难关,天津各界群策群力发起形式多样的义演活动,踊跃助赈,蔚然成风。作为社会性的集体活动,组织者、艺员、观众等齐心协力,共襄义举,在异彩纷呈的娱乐活动中达成筹募资金赈济灾民的目的。虽然单场义演的筹款金额尚属杯水车薪,但多场义演的联动,集腋成裘,亦可救难民于水火。而且赈灾义演所形成的社会文化效应,所凝聚的人心力量,传递的社会慈善救济意识则会产生深远影响。

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惩治汉奸的立法和政策研究

汉奸,原指汉族的败类。抗日战争时期的汉奸特指投降日本侵略者、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中华民族的败类。抗战期间,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在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同时,也同国内的叛国、卖国的汉奸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制定了惩治汉奸的立法和政策,并依法惩处了一批死心塌地的汉奸卖国贼。惩治汉奸的立法和政策的研究,对于弘扬民族道德和民族精神,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反对分裂势力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军婚保障机制——以华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军婚的保护既有法律条例的硬性规制,又有各级政府的行政支持和舆论引导。从最初宣传"婚姻自由"到保护军婚条例颁布,再到进一步限制抗属离婚,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妇女和军人在离婚问题上的微妙对抗与妥协。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及群众的参与,优抗政策的完善、代耕代收活动的开展,深入基层的妇救会、广泛活跃的慰问团,均折射出政府、抗属和群众在保护军婚问题上的现实诉求与实践努力。每一期报纸杂志、每一支民歌小曲、每一场拥军演出,均再现了帮助军人建立家庭、解决生活困难和调解家庭纠纷的群众热情,以及模范抗属安心守候及积极生产的革命情怀。在此过程中,妇女改变了传统单一的家庭角色,走向社会,参加根据地建设,成为抗战救国的一支基本力量。对战时妇女形象的塑造与革命意识的培育使"婚姻自由"思想服从于抗战大义,成为"一切为了抗战"的时代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