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调整成效与深化调整方向——以连云港市为例

连云港的产业结构调整以1998年为转折点经历了两个阶段的转变,产业结构从"一、二、三"型转变到2012年的"二、三、一"型。本文对连云港2005年以来的产业结构调整绩效进行评价,评价结果显示:连云港市第一、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略低于全省水平。第一产业结构效益相对较差、产业贡献率好于二三产业。2005-2012年的产业结构指数得到了提升,但明显低于江苏全省水平。提出连云港深化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和方向,构建富有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政策建议。

行进中的我国行政听证制度

听证制度内在谦卑的性格天然地维系着公平正义。与国外成熟的听证制度相比较,我国起步较晚且散见于各类法律之中;我国行政听证制度存在的主要缺陷体现:听证适用范围过于狭窄且不合理、相关法律对听证程序未作出规定,或者即使规定了也过于原则,操作性不强、行政听证主持人存在身份依附、权力淡化两大问题、听证"笔录"效力不明朗、规范模糊;完善方面包括统一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基本原则、细化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具体规范、明确各听证主体的权(力)利与义务、强调听证及其笔录之法律效力。

东中西区域产业合作基础分析

以克鲁格曼结构差异度指数法、工业的区域配置系数和区位商为分析方法,对陇海—兰新沿线的六省一市产业合作基础和潜力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六省一市在第一产业存在一般互补关系,在第二产业存在较强的产业互补关系和较强的合作空间,在第三产业存在较强的竞争关系。提出错位发展和优势互补是六省一市区域产业合作的现实选择。

区际产业转移中的优势主导产业选择

采用基于产业梯度系数、产业效益标准和产业技术效率基准的评判方法,对连云港市31类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进行分析,以此确定承接产业与当地优势主导产业相结合,并进一步提出了促进优势主导产业发展的建议。

江苏省城镇化效率的动态演进与成长模式研究

采用非参数DEA-BCC模型和DEA-Malmquist方法,对2005—2012年的江苏省13个省辖市的城镇化效率进行静态测度和动态测度分析。江苏省13个省辖市的城镇化效率总体上未实现有效发展,处于恶性增长的阶段,静态城镇化效率和动态城镇化效率空间分布相反;城镇化效率成长模式呈弱无效增长型和高无效增长型的特征。因此,本文提出集约、协作和低碳化发展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重要途径。

运用因子分析与数据网络分析(DEA)的江苏沿海地区科技资源配置研究

采用因子分析和基于投入规模可变的DEA方法测度了2004-2010年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科技资源存量配置能力和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结果表明:江苏省科技资源存量分布存在四个层次,与经济发展差距的层次性具有一致性;科技资源的配置效率具有相反的特征,科技资源欠缺的苏北和苏中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较高;江苏沿海地区的科技资源存量配置能力偏低,但是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显著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提出优化江苏沿海地区科技资源配置的最佳路径是搭建"开放、共建、共享"的科技创新网络和江苏沿海科技中心。

论社会转型条件下协商民主制度的推进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西方民主理论,在本世纪初被译介入中国后,在理论和实践领域迅速走红,并被执政党确定为一种民主制度予以推进。党的十八大对协商民主的认识和需求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转型时期协商民主制度的推进是多种因素结合的产物。当前,协商民主制度的推进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宪政制度、积极培育协作性公民社会与协商性文化。

公权力与私权利关系的法理学思考

中国的法治意识土壤中存在公权力偏好,在公权力和私权利关系上存在倒置、虚化和随意化现象。这种意识在制度层面导致宪政政体中政府和社会关系界分和设置的混乱,在机制层面上导致司法不能成为政府和社会的中立裁判者,从而导致法治之"法"的权力依附性和法治之"治"的落空。作者认为对于后发性的政府推进型法治模式来讲,首先要树立现代的权力和权利观,在宪政体制中界定好政府和社会的制度关系,进而确立符合法治目的和运作特点的机制模式。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实证研究——基于灌云县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实证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支撑农民增收的传统动力逐渐减弱,农民收入增长放缓,迫切需要拓宽新渠道,需要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而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是集体成员边界清晰、集体产权关系明确的股份合作经济。在农村"三权分置"改革背景下,江苏省灌云县积极探索村支"两委"牵头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采取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和出资相结合的运行模式,保障了农民财产权利,促进了农民增收,带来了规模效益,但同时存在着认识层面、资金周转、风险应对、监督管理等问题。土地股份合作社有效运行的前提是土地确权,关键是自愿合作,重点是合作社的规范管理,核心是利益分配。

新农村建设路上的扶贫主体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形势下的扶贫工作必须创新思路,扶贫力量应包含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农民三方主体。在扶贫中,政府的任务是解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指导农村事务工作;非政府组织要发挥其公益性、非营利性特点,在资金募集和社会影响力上服务贫困村;贫困村应当从村干部和贫困农民自身素质提高上着手,实现脱贫致富和向新农村的转变。

乡村基层政府改革中新旧政策衔接机制的建设研究

剖析了乡村基层政府新旧政策衔接断层现象出现的原因,阐述了乡村基层政府新旧政策衔接断层现象给我国乡村发展带来的危害,并从规范制度建设、完善地方决策权力分配、加强社会和舆论监督、加强地方主要领导科学决策能力的培训和完善领导干部考核体制几个方面提出了乡村基层政府新旧政策衔接机制建设的对策。

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研究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司法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纠纷不一定都要涌入法院,因为"诉讼爆炸"只能造成打官司更难的局面,必须借助于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方式。基于此,文章研究了生活中民众对维权方式的选择倾向和背后因素,分析了现实中多种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及其利弊,探索诉讼与诉讼外方式的相互配合与无缝衔接,在法律的轨道上寻求纠纷的和谐化解与矛盾的彻底解决。

《公务员法》与公务员监督制度的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实施,对公务员监督制度产生了一定影响;必须正确看待公务员监督制度实践中的不足,采取相关的措施来完善这一制度。

经济现代化范式的历史效用与延滞后果

走向"现代",实现"现代化"是中国历史的趋向,然而,"现代"的西学起源特点,使中国在这一过程中面临持久而艰难的"现代中国问题"。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运用经济现代化范式,对此有了初步的求解,然而其延滞后果却给现代化的进一步求解制造了障碍。

深刻理解和深入贯彻《物权法》需把握好几个重要关系

深刻理解和深入贯彻物权法的关键,是充分认识物权法中"物"、"权"和"法"三个基本概念的内涵,并把握好物与物、物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权以物为客体区别于知识产权、人身权与债权,并筑构了民法的完整体系;以明确物的归属,规范了财产权利的界定,实现定分止争,以明确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规范权利的延伸,实现物的增值;物权法以明确财产权来保障人权、推进发展、促进和谐,因而是人权之法、发展之法、和谐之法。

以党史中的文本研究侧面认识毛泽东思想的演进谱系——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不同文本的比较为例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有几种文本,反映了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认识。对其文本的研究,有利于我们认识毛泽东思想演进的谱系,加深对中国革命史的认知。现在流行的文本实际形成于延安时期,而非20世纪20年代。

为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提供切实可行的公共服务

取消农业税后,基层政府在经济支撑、工作环境、目标承载、社会需求等方面的巨大变化,使这些地区的基层政府在职权能力、运作方式、人员素质等方面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治理能力与新农村建设的要求难以适应。因此我们必须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以建设新农村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要求,打造一个新型的基层服务型政府。

理念与突破:改革语境下法官制度建设

司法体制改革主流语境下,对我国现行法官制度的完善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示范效应。在理念上,我国法官制度建设应当体现现代司法规律,置于体制改革的大系统,吸纳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现阶段法官制度建设的侧重点是从专业、学历、最低任职年龄、法律工作经历等方面逐步提高法官任职条件;从法官的职业收入和身份保障方面着手法官的待遇保障;重拾"法官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这一宪法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