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句法与UNA在规划工作中的应用对比分析

当前的城市发展阶段要求城市建设从重视增量开发转变为重视存量开发,引入辅助分析手段已经成为了城市规划的迫切需要,空间句法和城市空间网络分析(UNA)是城市定量研究中较为典型的两种规划技术手段。文章分别阐述了两者的基本原理和指标系统,从前期工作、分析对象、技术平台、分析结果以及指标对应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对比,并分析了其在具体规划案例中的应用。基于UNA的空间定量分析在城市规划研究和实践中更具有灵活性,两种技术相互结合或验证,能够达到对目标区域的空间特征全方位的认识,其本质上都是帮助规划者更好地认识现状或评价规划成果的技术手段,其合理运用将成为数字化时代的重要课题。

传统村落活态保护中的遗产原真与社区参与

传统村落是我国在全球遗产保护意识形态流变背景下,面对文化全球化、城市化冲击,基于本土遗产特点,着眼于中华文化传承振兴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所提出的新遗产类型。根据遗产属性,活态保护传统村落应是基于时间维度来确定、理解和管理这一文化演进动态过程。其中,遗产社区是遗产活态表达的践行主体。本文基于国际遗产思潮中原真性认知转变和遗产社区作用观点梳理,以及传统村落遗产特点讨论,分析现行保护中社区作用问题,探讨遗产社区对村落保护的意义并提出社区参与建议。本文认为:村落动态变化发展是村落活态的表现。遗产社区参与及主导保护是尊重村落自然活态的举措。确保遗产社区的保护参与度与话语权,通过改变过去遗产社区“形式化”参与为“实质性”参与,转变“外力输血”帮扶式保护思路为“内生造血”责任性守护,激发遗产保护内生动力,是实现保护目标的根本路径。

活态传承视角下我国传统村落保护思路思辨

我国传统村落代表的是《德里宣言(2017)》中提及的"小型的、日常和实用的遗产",它所肩负的使命不同于历史文化名村这类"不朽和杰出的遗产"。然而,囿于现实工作条件,对村落中物质性遗产的过度关注以及解构化工作思维,导致保护成效与保护初衷渐行渐远。该文以党家村现象为例,重新审视了传统村落中四项遗产保护原则的适用范围后,强调:以维护全球文化多样性和保育中华传统文化为目标的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工作重心不应放在作为文化解译与表征的物质空间和仅为文化片断的具体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上。传统村落作为复杂的有机整体,各个组成要素之间互动共生。传统村落的保护应以这个有机整体的健康延续,即活态传承为根本目标。最后,以日本合掌村为例,提出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的培育,人与空间、文化的互动关系研究等应为下一阶段传统村落保护首要解决的问题。

土地混合利用量化与效度研究——以澳大利亚墨尔本为例

土地混合利用度是衡量土地混合利用情况的重要指标,开展其量化效度研究是促进城市土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文章基于墨尔本都市区77个地块用地信息,采用双层筛选过滤法,分析了土地混合利用测算方法的模型特征、数据精度和量化效度。结果表明:墨尔本都市区土地利用类型与空间功能多样化程度不高,地块辛普森指数约为0.50、熵指数>0.60、相异指数约为0.30;复杂量化法所需数据精度高,但其计算过程较为复杂;辛普森指数可量化目标区域用地丰富度,香农指数和熵指数均与用地混合均匀度相关,相异指数则应用于量化居住用地和非居住用地平衡度。

基于耦合协调与转移矩阵的快速扩张型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评价

城市土地的高效利用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特别是对于土地资源相对稀缺的大型城市。以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对象郑州市为例,通过构建土地利用效益系统分析框架与城市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本文揭示了快速扩张型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益系统演化规律、子系统间的动态耦合协调关系以及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转换逻辑。研究发现:郑州市土地利用效益系统逐步从生态环境效益偏好型(1998–2005年)向社会经济效益偏好型(2006–2019年)进行转变,并呈现典型的“倒U型”演化特征。伴随这一演化过程,郑州市的城市空间快速增长了461 km^(2)。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的分析显示,郑州市土地利用类型转换幅度最大的是草地、耕地、林地以及水域等土地利用/覆被类型,其在22年间不断转换为城市建设用地,并成为郑州市城市空间快速扩张的主要原因。地方政府应当根据城市土地利用效益系统特征和子系统间耦合协调关系演化态势,主动实施差异化的城市土地利用策略,同时积极把握城市增长边界划定契机,持续推进城市发展转型升级和生态城市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