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民族起源与民族融合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高句丽民族起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对高句丽民族起源还存在着一些分歧,主要有秽貊说、夫余说、殷商说、炎帝说、高夷说等。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中学者们往往混淆族源、族属、族称等概念,往往将民族起源和民族融合混为一谈,需要进一步澄清。笔者认为,传统的秽貊说、夫余说颇有疑义,许多新的证据表明,在高句丽民族起源问题上殷商说似乎更具说服力。

高句丽神话解析

高句丽邹牟王的神话在我国北方流传久远,被史家整理记录,保留在历史文献中,也镌刻在好太王碑上。后来的文学作品《东明王篇》将这一神话发展成高句丽建国的史诗。神话中关于三女出行,邹牟剖卵降世,经历磨难,南逃渡水,建国等内容皆源于商周神话,属于中华神话的组成部分。

王莽征高句丽兵伐胡史料与高句丽王系问题——兼评《朱蒙之死新探》

《汉书·王莽传》记载了王莽征高句丽兵伐胡而引发了新莽军队与高句丽之间的冲突。高句丽兵杀死辽西大尹田谭,严尤诱杀高句丽侯驺。学界对此段史料的理解不同。最新看法认为“高句丽侯驺”即是高句丽王邹牟———朱蒙。本文对此持否定态度,并根据中外历史文献记载和好太王碑文列出6条理由,证明严尤所杀“高句丽侯驺”不是高句丽王,更不是邹牟、朱蒙。同时,以好太王碑文等考古资料与正史《高句丽传》史料证明《三国史记》所载高句丽王系是可信的。

两汉时期高句丽的封国地位

公元前 37年高句丽在汉玄菟郡高句丽县建国时 ,高句丽人已经在西汉郡县制的管辖之下生活了 70多年。高句丽王被王莽政权贬为侯 ,说明其在西汉末为王国 ,东汉光武帝复其王号 ,也证实了高句丽在两汉时期的封国地位。随着高句丽的发展 ,东汉时期高句丽曾侵扰辽东、玄菟、乐浪等地 ,但这都属于边郡地方的冲突 ,高句丽作为边郡封国的地位没有改变。

高句丽遗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与高句丽历史归属问题

本文就中国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与朝鲜高句丽古墓群分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后,高句丽历史归属问题研究面临新的挑战而展开研究。高句丽遗产是依照现代国界进行申报的,文物遗迹的归属与历史的归属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高句丽的历史归属应从其起源、建国直至灭亡的历史出发,充分研究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论证其臣属、朝贡、接受中原册封的情况。同时要搞清高句丽民族与国家生存活动的地域的历史归属。结论是,高句丽是中国东北的古代民族,高句丽王国是中国东北历史上的地方政权。以427年高句丽迁都平壤作为高句丽历史归属于中国和朝鲜的界限是割裂了高句丽历史的完整性,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是不足取的。

好太王碑拓本收藏著录及其年代

好太王碑重新发现后,碑贾争相传拓,然而保留至今并经著录者不多。目前国内收藏与著录的有１７种,国外有１９种。其中年代较明确的有４种:酒(?)景信双勾加墨本,１８８３年;任昌淳藏本,１８８９年;北京大学Ａ本,１８８９年;沙畹拓本,１９０７年。依据这４种拓本的用纸、用墨及文字特点,进行比较研究,可将年代较早的拓本确认出来。它们是:水谷悌二郎拓本,金子鸥亭藏本,傅斯年图书馆藏本Ａ、Ｂ,中央图书馆Ｂ本,王少箴藏本,北京图书馆藏本,北京大学图书馆Ｂ、Ｃ、Ｄ本,水谷悌二郎剪装本。１９００年以后,经过“石灰涂抹”拓出的本子,质量与价值大大降低了。

好太王碑一千五百九十年祭

好太王碑是高句丽第十九代王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的墓碑。414年立于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市)东郊,至2004年11月正好建立五千五百九十年。过去曾对其保护与研究进行过总结。十年来(1994—2004),好太王碑的保护与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中国学者出版了几部著作,发表了一批论文,特别是吉林省考古研究所方起东研究员推出的新释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徐建新研究员对于北京地区好太王碑拓本的发现研究,是这一时期好太王碑研究的重要成果。

集安新出土文字瓦当及释读

2001年到2003年期间,在集安国内城和高句丽王陵及贵族墓葬的发掘中,新发现了一批文字瓦当,大体上有五种类型:大吉瓦当、泰字瓦当、大字瓦当、己字瓦当等等。原报告在瓦当文字的隶定、释读的顺序等方面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本文对几种典型瓦当的文字重新释读,并进行解释。

潘祖荫藏好太王碑早期拓本刍议

徐建新先生不久前发现的潘祖荫藏好太王碑拓本,是目前发现的好太王碑最早的双勾加墨本。摹拓时间应为光绪六年——1880年。此种拓本及所附题跋为好太王碑发现、捶拓、文字研究、历史研究提供了实物证据和重要的参考,其价值是不可低估的。此本经拍卖后不知落入何人之手,希望有关部门引起重视,莫使其流向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