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诉法修改之民事执行的检察监督

民事诉讼法修改明确了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确立了执行监督与审判监督在检察监督体系中的并存、等值地位。就执行监督而言,确立了以法院为中心的自治性监督和以检察院为中心的外部监督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关系,意义重大。但对执行程序如何监督、监督的具体对象、监督的方式与程序等问题,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没有涉及。对此笔者在实践基础上提出了个人看法和建议。

保险代位权在不足额保险中的行使——对被保险人优先原则的质疑及比例原则的建立

保险代位权的目的在于维护保险人的权益。在不足额保险中,当作为保险事故责任人的第三人的财产不足以同时满足保险人的代位请求权和被保险人未得到补偿部分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时,关于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请求权是否有先后顺序的问题,立法上大致存在三种操作模式:被保险人优先原则、保险人优先原则和比例原则。被保险人优先原则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和操作上的不便。比例原则不仅有民商法基本理论的支撑,而且对于维护公平正义以及防止被保险人的投机行为有着重大作用。

流质预约存在之合理性——以保护债权人利益为视角

包括我国在内的大陆法系国家都继承了罗马法禁止流质预约的传统,以保护债务人的利益。但从债权人的角度,流质预约的实现具有现实性,完全禁止流质预约有违私法自治原则和市场经济效率优先的要求,因此流质预约具有合理性。

论贝林的刑法思想

贝林是后期古典刑法学派的重要代表人,其创立了构成要件理论,为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对其构成要件理论以及犯罪论的思想进行概述,以助于用普适性的刑法思想解决现实中的刑法问题。

浅谈新刑事诉讼法框架下的公诉方式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针对公诉工作涉及的内容很多,如恢复了卷宗移送制度,确立了刑事和解制度,增设了庭前会议制度等程序。这对检察机关而言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公诉工作将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本文试从新刑事诉讼法对提起公诉方式的修改说起,浅谈一些个人看法。

论刑罚理论中的折衷主义

在刑罚目的问题上,长期以来存在报应主义与目的主义之争,报应主义以个人为本位,反对将个人作为社会的手段,强调刑罚的施加在于已然之罪的报应;目的主义则以社会为本位,主张为了防卫社会而适用刑罚,强调刑罚的施加在于未然之罪的预防。两者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又具有难以克服的片面性。目前,报应主义与目的主义逐步趋于调和走向折衷主义。

新刑事诉讼法的刑事证明标准探讨

刑事诉讼过程的侦查、提起公诉、审判三个阶段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都需要运用证据加以证明。新旧刑事诉讼法对这三个阶段适用的证明标准是同一的,没有层次性区分。这样的规定是否符合司法实际,已经引起了司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和争论。笔者认为刑事证明标准在侦查、起诉、审判三环节是否应有所区别见仁见智,但应有多元性和层次性。为有效适用于司法实践,对证据确实充分的理解也应准确,符合立法原意。

受贿罪罪数与犯罪形态的探讨

文章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对受贿罪的罪数及犯罪形态问题作出分析和论证，对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作了一些有益探索。在受贿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又触犯其他犯罪的情况下，对于罪数的判断上，宜认定为牵连犯择一重罪定罪，量刑方面则建议采取从重处罚，以体现罚当其罪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受贿后及时退还财物的认定上，提出既遂后中止的概念，回应理论及实践困境。

试论刑法客观主义生成之根基

刑法客观主义生成的根本推动力是经济因素,经济结构的变迁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转型。伴随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价值趋向个人本位,同时犯罪亦呈现出新特征,最终导致刑事治理策略的转向,从而客观主义刑法理论应运而生并趋强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