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刑法中“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情节的法理思考

刑法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加重处罚情节,其用意主要是用重罚来督促肇事者及时救助伤者,而非单纯威慑肇事者不要逃避法律追究。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界定,不符合刑法立法本意。应将"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解释为"肇事犯罪者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逃跑的行为,但是行为人已经有效履行救助义务或者因个人无法抗拒的因素不能救助的除外"。

新财会监督视角下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创新与风险应对

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工作本身比较繁杂,现阶段又面对着转型期经济发展的艰难使命,其要遇到的财务风险比较多,财务人员还要促进财政资金的高效使用,这也就对财务管理人员的工作质量和职业水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此,本文就新财会监督视角下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创新与风险应对进行了研究分析。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从宽研究的新视点——着眼于犯罪人的主观维度思考

宽严相济政策的着眼点是从宽。全世界范围内的刑罚改革发展趋势,是逐渐呈现轻刑化的特征。"盛世轻刑罚"从客观上要求刑事政策侧重于从宽。刑事政策要坚持人道主义,立足于从宽处罚的主观维度分析,在审慎关注导致犯罪人犯罪的客观因素的同时,要特别高度重视导致犯罪人犯罪的主观因素,对于犯罪动机与目的、实施犯罪行为及产生结果所表露的思想和意图、犯罪后的态度及为补救损害所做的努力等犯罪人主观方面的情节认定,都会影响到从宽政策的贯彻与实行。

关于我国刑事诉讼有罪判决证明标准适用情况的实证研究——兼谈我国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重构设想

有罪判决证明标准问题是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研究的重要课题。调查表明,现行证明标准存在理想化、操作性较差、诉讼成本偏高等突出问题。现行有罪判决证明标准是实践中由事实认定所造成错案产生的原因之一,但不能盲目地放大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却忽视整个证据规则体系尚未建立和体制积弊、法治有待生成等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因素。统计数据表明,司法实务工作者对"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认同度较高,"案件分类区分标准"观点容易导致司法蛮横对人权的肆意践踏。为了弥补现行证明标准自身不足和解决实践问题,应当在坚持以"事实清楚,证据确实的、充分"为主体证明标准的同时,建立"排除合理怀疑"的辅助性证明标准。要明确区分定罪证明标准与非定罪证明标准所适用的事实范围。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缓刑的适用

当前,宽严相济作为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政策,已经得以确立。缓刑制度本身即一种立足于宽宥的行刑制度,当然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体现从宽精神的必要手段。法院要重视缓刑的适用,在具体裁量刑罚过程中要切实贯彻好宽严相济的政策精神。

在《商标法》中增设没收假冒商标的商品及其生产工具条款之我见

在《商标法》中增设没收假冒商标的商品及其生产工具条款之我见李雁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从客观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其伴生物——假冒注册商标的犯罪活动日益增加，这不仅破坏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侵害商标注册人的保法权益、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而且严重干扰改革...

中国共产党选择依法执政方式必然性的三重论证

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在党的决议中提出坚持依法执政,这是我们党在转换执政方式上的重大而理性的抉择。依法执政范畴应从执政方式的概念和执政活动的过程进行综合阐释。对中国共产党选择依法执政方式必然性的解说,主要从执政合法性、执政规律经验和治国兴邦方略三个层面切入,然后分析论证选择依法执政方式符合执政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法治演进的核心要求。

关于我国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调查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研究的重要课题。调查表明,非法证据问题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仍然十分突出。结合司法实践,要构建科学合理的非法言词、实物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范围,以侵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的手段收集证据为限;非法实物证据排除应设立轻微损害和利益保障两个例外原则;确立公诉机关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则不予排除。

对医疗事故罪认定两个问题的探讨

一、医疗事故罪主体的界定 医疗事故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医务人员。医务人员是指经过考核和卫生行政机关批准或承认取得相应资格的各级、各类卫生技术人员。我国医务人员按其业务性质分为四类：1、医疗防疫人员；2．药剂人员；3．护理人员；4．其他技术人员。上述各类卫生技术人员可以作为构成医疗事故罪的主体。详而言之，不仅公立医院、卫生院、疗养院、门诊部、诊所以及急救站等医疗机构的上述各类技术人员可构成本罪的主体，同样只要拥有合法行医资格或执照个体开业的医务人员也可构成本罪的主体。

挂靠车辆交通肇事后被挂靠人的民事责任分析

在挂靠车辆负有事故责任的交通肇事损害赔偿纠纷中,应由挂靠人向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由被挂靠人在收取的挂靠管理费范围内承担有限连带赔偿责任。

视听资料合法性的界定

目前,在审判实践中司法学术界大都认为未经对方同意,一方私自录音、录像(多为录音)不能作为证据,理由是未经法定程序取得。换句话说:未经对方同意而录音、录像是不合法的,故不能作为诉讼证据。

单位犯罪主体资格否认制度问题研究——以刑事责任能力为分析路径

自1997年我国《刑法》采取总则与分则相结合的方式,全面系统确立单位犯罪以来,在司法实践与理论研究不断互动过程中,单位犯罪主体资格否认问题作为一个突出的实践性课题,迫切需要理论的合理阐释和司法的积极应对。以学者对该问题的众多研究和司法实践积累为基础,笔者试从单位犯罪主体资格否认问题产生的内因与外力展开背景探讨,以刑事责任能力为分析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