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转型背景下互联网使用与青年性别观念变迁——基于CGSS 2012—2021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过去十多年间,中国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向数字社会的快速转型。在此背景下以性别观念为透镜,基于2012—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从使用目的和使用频率两个维度探究互联网如何赋能当代青年。研究发现,当代青年互联网使用对其性别观念平等化有显著正向影响。经倾向值得分匹配和广义倾向值匹配方法检验,结果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显示互联网使用对青年性别观念现代化影响在青年女性中表现更明显,且随着数字转型的深入其效应逐渐增强。因果中介分析结果表明,互联网技术通过提高青年女性收入水平进而促进其性别观念的现代化。研究认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数字转型背景下正在为当代青年女性赋权,其在促进青年女性性别角色意识觉醒和社会经济地位提升同时推动了社会性别观念的现代化。

公众对当前中国伦理道德问题的认知:共识与差异

本文基于2013年、2017年的两轮江苏道德状况调查和全国道德状况调查,分析社会大众对当前中国伦理道德问题认知和评价差异。在区域比较上,2013年和2017年的特点比较类似,社会大众对诸伦理道德问题及其严重性程度的认知和评价所呈现的显著差异都表现为江苏的状况比全国严重,江苏民众对伦理道德问题的认知和评价在某种程度上是当前中国伦理道德问题的晴雨表,那些被认为严重性程度较高的伦理道德问题,江苏会表现的更加尖锐。在时序比较上,诸伦理道德问题在2013-2017年的比较中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显著改善,但江苏和全国的改善重点和程度均有不同。前者主要侧重于个人与社会伦理道德问题及组织伦理道德问题,后者的侧重点是与权力与公平相关的伦理道德问题及个人与社会伦理道德问题。从程度而言,诸伦理道德问题在全国范围的改善程度不及江苏。

甘肃乡土诗的伦理变迁与道德取向

世纪之交的甘肃乡土诗有乡土性、民间性、地域性、伦理性和道德感。乡土诗承载着诗人的道德诉求,乡土诗人在乡村伦理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乡土诗写作是长期生活或短期居住在乡村里的乡村精英人物维护和重建乡村道德伦理的一种方式。"乡镇文人""县城文人"的身份让他们具有强烈的"在场感"和"责任感",更容易赋予自己乡村百姓的"代言人"甚至乡村伦理的"卫道士"的时代重任,他们创作乡土诗更重视诗的教化功能,过分迷恋真实是诗人唯一的自救之道的创作原则。缺乏现代人的批判精神和现代诗的自由精神,导致乡土诗写作的单调和乡村伦理思考的粗浅。

回归“道德生活”:道德舆论研究的新进路

当代伦理学研究呈现出回归“道德生活”的发展趋势。在描述伦理学的异军突起与规范伦理学的深度变革中,道德舆论研究的重要性日渐显现,并呈现出“道德舆论”与“舆论道德”两种研究向度。“道德舆论”研究强调立足道德生活的经验性视角,用多元话语分析方法再现道德舆论的话语呈现内容与话语建构方式;“舆论道德”研究力求基于道德生活的合理性视域,用话语伦理学方式考察道德舆论的合理对话构建问题。探索道德舆论研究回归“道德生活”的新进路,不仅将有助于描述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的各自拓展和对话互动,而且对当代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创新性发展也有助益。

行动者网络理论视域下的脑机融合技术

脑机融合技术是以脑机接口技术为基础,在有机生命形式的大脑或神经系统与可感知、可计算、可执行的外部设备之间实现双向实时通讯的技术系统的统称。从理论上讲,该技术可以实现大脑到机器、机器到大脑、大脑到大脑等不同方式的信息传输、交流与操控,是生物端的敏锐感知能力与机器端的高速计算能力的结合。根据行动者网络理论(ANT),脑机融合构建了由脑机接口技术实体联结而成的技术之网Net 1、脑机互联的混合智能之网Net 2以及“转译-动员”应用之网Net 3,并由此展现出一种非人类中心的哲学观,为该技术进一步发展和应用提供了必要的启示和审思。

医疗机器人的伦理风险与治理探析--基于“医−患−机”分析框架

基于“医−患−机”分析框架,医疗机器人的不断发展面临主体资质复杂、责任认定困难等责任伦理风险,医患关系重构、医患信任危机等医患伦理风险,数据质量与数据隐私等数据伦理风险,算法安全与算法偏见等算法伦理风险以及医疗资源分配正义风险。医疗机器人的伦理治理要以医学伦理和机器人伦理准则为依据,建立多元伦理治理体制,推动学术共同体的构建,探索自愿型、调节型与管制型等伦理治理工具的组合运用,加快医疗机器人伦理治理的法治化发展。

新媒体语境下孝观念的当代呈现与话语建构--基于微博数据的NVivo 分析

现代社会新媒体的发展对传统价值观念造成冲击,新媒体信息渗透对公众认知与观念形成也有着越来越深刻的建构作用。本文以微博平台上的孝事件为例,运用NVivo10质性分析软件分析孝观念在新媒体中所呈现出的新特点及其隐含的话语权力关系。微博数据分析显示:不孝、不慈等负面事件在新媒体中的曝光率和关注度不断上升,新媒体话语凸显了孝慈对等的伦理新规范,显示出子代权力的上升和代际互惠逻辑的盛行。此外,数字鸿沟加剧了话语权的代际失衡,年轻一代成为家庭伦理的塑造者,老年群体则面临失语困境。当前,新媒体应当形成积极的价值引导,促进孝文化在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变迁中的现代转型。

生态治理与文化治理的多层协同机制研究

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生态治理与文化治理的关联和互动超越了"生态文化"范畴,形成多层协同机制。文章认为文化治理在生态治理的物质、制度和价值等层面与之纵向协同,在政府、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间实现横向协同;生态治理与文化治理的协同推进,需凝聚政府规范、市场要素和社会力量,在物质层面推进绿色发展的供给侧改革、在制度层面完善集成式创新的治理体系、在价值层面强化价值链增值的内生驱动。

双重风险:新城市老人养老资源的重构和解读——基于南京市M街道的调查数据分析

中国的快速城市化正在改变传统的养老模式,为家庭和社会保障体系带来新的挑战,就地转化为或迁入城镇的新城市老人尤其面临着养老资源的重构。本文以养老资源变迁的动态视角为切入点,依据2015年在南京市M街道获取的入户调查和深度访谈数据,指出城市化为新城市老人带来双重养老风险:代际关系嬗变导致家庭养老功能式微,子代提供的养老资源不再可靠;同时,家庭外的社会化、机构化养老资源在新城市化地区发展滞后,尚不能为老年人口提供充分的社会支持以弥补家庭养老资源的流失。为积极应对双重风险,文章分别从家庭、社区和制度保障层面提出几点对策建议。

中国科学社早期发展与国立东南大学“科学名世”精神滥觞

中国科学社与国立东南大学(东大)的绾合不仅得益于在“时缘”“人缘”和“学缘”上的偶然性,其宣扬的“求真是已”的科学精神,与南高-东大学人“不激不随”的文化保守气质更呈现出一种殊途同归的必然性。中国科学社自创立起就旗帜鲜明地以“科学精神”表征科学的本质,长期致力于国人对科学认知的纠偏从而实现科学价值的回归。随着社员学成归国,他们科学研究的志趣得以与科学人才的培育无缝对接,促成东大从单一的“教学”向集“教学、科研、推广”一体的现代大学职能进行探索与跨越。“科学”与“保守”催生出的东大精神理应在新的历史方位下被重新认识。

论伦理理解

多元主义时代,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不同主义、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当代世界,“伦理理解”的文化症候不断涌现,现实、历史与哲学的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期待“伦理理解”。伦理理解,包括理解“伦理”与“伦理”理解,二者构成了伦理理解的基本范型。理解“伦理”,以伦理学基本问题(义利、名实、群己)的辩证统一,完成对于生活世界、语言世界和实践世界的辩证循环理解;“伦理”理解,以“伦理”理解世界,试图沟通不同文化之间的“我们”与“他者”的相互理解。走向当下现实的“伦理理解”,从主体性视角就是“类本质”意识的觉醒与自觉而生成的“类主体”,从伦理共同体视角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识与实践建构。

东南大学历史文化源流:百年梅庵的艺术传承与革命记忆

坐落于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园西北一隅的梅庵,1916年为纪念两江师范学堂校长李瑞清(字梅庵,号清道人)而建,原为三间茅屋,取名梅庵;1922年5月南京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于此,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召开,因其承载着东南大学百年来在艺术教育和团二大召开的历史文化记忆,与六朝松守望伫立,成为东南大学的历史文化源流乃至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发展缩影。立足当代视域梳理其文化演进脉络,对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背景下建构东大文化精神的深刻内涵,特别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公办民助”:国立东南大学教育思想的首创及影响

国立东南大学成为20世纪20年代南方学术重镇,与郭秉文等人提出并践行“公办民助”思想具有极大的关联性。民国初期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办学者的思想认识以及北洋政府的制度倡导,促进了“公办民助”思想的生成,其在大学筹建、董事会治校、社会服务、兴建设施等方面的有效运用,推动了国立东南大学的迅速崛起。“公办民助”思想的生成及运用,是近代中国国立大学的首创之举,在高等教育史上具有深远的价值影响。回溯百年名校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和坚忍执着的开创精神,对于当代中国大学走开放、创新的办学之路,仍然具有学习和借鉴意义。

“色难”问题的精神哲学诠释

"色难"的精神本质是"伦理色难",色难问题反映了"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学基本问题,表现为伦理(实体)优先于道德(主体)的精神气质。通过借鉴黑格尔精神哲学方法,主张从精神哲学视角诠释色难问题,将"子夏问孝"的色难问题放置在"众人问孝"、《论语》"为政"篇以及整个《论语》文本结构中进行理解,剖析精神哲学中伦理优先与道德优先的学理分歧,揭示"色难"作为"伦理色难",根本上有别于西方苏格拉底式"道德悲剧"。

走出“小康瓶颈”的文化战略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底如何见“高”,如何是“全”？首先期待顶层设计层面的理论自觉与理念创新.作为一种当今中国社会最具表达力的话语,小康社会之所以得到全民的认同并具有巨大的动员力量,不仅因为它是一种国家战略,还因为它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顶层设计的重要哲学问题是关于“小康气象”的理论自觉,以及突破“小康瓶颈”的理念创新.

家—国伦理公正与“国家”文明形态

中西方文明都建构了以家庭和国家为基本结构的伦理世界,西方“country”文明中伦理世界的命运是“悲怆情愫”,中华“国家”文明的文化条件和伦理精神是“家国情怀”。家国情怀不只是家庭精神,也不只是爱国主义,而是身家国天下一体贯通的伦理情怀。“国家”文明创生的家国公正的伦理智慧有日常智慧和“非常”智慧。日常智慧贯穿于人的生活与生命的全程,并通过各种民族节日呈现;“非常”智慧是调节家庭与国家矛盾冲突的伦理智慧,逻辑与历史地展开为两种传统形态,即以“国”为重心的“精忠报国”,以“家”为重心的“亲亲相隐”。家国伦理公正的课题与中华现代文明的百年进程相伴随,从中国革命到改革开放,呈现“伦理建构—伦理革命—伦理解放”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进程。现代中华文明依然是“国家”文明,但已经具有新形态,也面临新挑战,必须以伦理公正实现“国家”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做出新的“中华”贡献。

现代家庭的伦理承载力——基于2017年全国道德调查的实证分析

家庭的伦理承载力是中国伦理道德发展最具基础意义的条件,主要可以从代际交往、婚姻关系、同胞意识以及家庭伦理向国家和社会伦理的扩展等方面加以考察。2017年全国道德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整体的精神价值依然强大,家庭伦理关系或血缘关系对社会秩序仍具有根本性意义。尽管家庭小型化、家庭功能式微、婚姻包容度提升、亲密关系多元以及个体主义的崛起为中国家庭带来了新的情感表达方式和成员互动模式,但这些并未削弱中国家庭的精神纽带和价值系统。现代中国家庭呈现维系共同体稳固和追求个体自由并存的新家庭主义特征。家庭在现代中国社会仍具有绝对的伦理意义。

公共健康的伦理博弈与道德边界——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证研究

公共健康伦理问题的核心是个人权利与公共善的博弈。在两者的伦理博弈过程中,政府充当了中间的利益调和者角色。个体在实现积极个人权利的过程中,如不进行正当性考察,可能会造成对公共善的实际损害(或倾向);政府为了保护公共善,促进公共健康,可能会有意或无意侵犯到公众的消极个人权利。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不同类型的个人权利与公共善的伦理博弈情境:个人权利与公共善的伦理博弈存在四大基本类型;不同职业、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月收入水平的公众对同一情境的道德态度存在差异。政府在行使权力、保护促进公共健康时,应根据伦理博弈类型来全面、合理对待个人权利,把握好个人权利与公共善的道德边界,维护博弈的良性循环,以实现公共善。

论道德偶然性

道德是偶然的吗?道德偶然性理论何以可能?回答它们需要回应“道德的偶然性”“道德内偶然性”与“道德间偶然性”三个基本问题。“道德的偶然性”通过对道德与偶然性关系的历史梳理,呈现人类道德认识中的偶然性谱系,揭示道德偶然性世界观的出场;“道德内偶然性”,在道德偶然性世界观中,阐释道德偶在、道德偶性与道德偶然的道德哲学范畴,探究道德偶然性理论话语体系;“道德间偶然性”,说明道德成为偶然之后,个体的道德行动与社会的伦理准则如何可能,回答道德偶然性的实践问题。道德偶然性理论将为后现代语境中的道德认知、道德行动与道德治理敞开全新的理论视域。

中国社会大众伦理道德共识的群体差异

改革开放40年来,在中国社会大众伦理道德共识生成的过程中,诸社会群体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差异,群体差异体现出不同的特点规律。借助文化共识的研究和阐释框架,调查发现,当今中国社会大众伦理道德发展的地域差异和城乡差异较小,收入差异、教育差异、群体差异最显著。其中,群体差异最重要,因为它在相当程度上是收入差异和教育差异的整体性体现。群体差异呈现三大特点:共识中的差异、两极差异及关于伦理道德文化共识的群体差异。中国伦理道德发展期待进一步凝聚和提升共识,诸群体间的文化对话具有重要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