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学术研究的前沿与展望

仅仅把道家视为哲学,把道教视为宗教,认为二者之间有鸿沟的观点,都是偏颇的。二者间的共同性远远大于差异性,道、学、术的三重互动关系,是贯穿二者的逻辑红线。二者与儒、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在这指导下研究道教通史、地域道教史、道教思想和道教哲学,会有一些新的发现。道教的专题研究有音乐、养生、水文化、内丹等侧面,文献方面,民间道教文献,尤其是写本文献,研究价值很大。从道教出发研究儒家、易学、中国古代科技思想和哲学、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道、学、术:道教史研究的新视角

术、学和道的双向互动关系是道家演变和道教产生、发展的内在实质和动力,其中,术与道的双向互动关系更加重要。以道统术,以术得道,是道家、道教思想发展演变的内在动力。据此可以解决道教史研究中如何处理道家与道教的关系、道教与科学的关系、道教究竟是不是宗教、道教史的分期等问题,并可以借此整合道教思想的外史和内史的研究。

梅山教与道教的关系——兼论道教的扩展研究

对梅山教及其与道教的关系的认识,需要区分不同历史阶段来具体探讨。在唐代晚期之前,在古梅山地区流行的,主要是略受道教、佛教和儒家影响的巫术。唐代晚期开始,梅山地区巫术信仰受道教的影响加大,逐渐转变为民间宗教,作为法教的梅山教于是形成。北宋章惇"开梅山"之后,梅山文化与汉文化的接触和交流,规模扩大,程度加深,梅山教开始偏离自己的本来面目,逐渐变得道教化。在道教越来越深、越来越重的影响下,梅山教逐渐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最晚在清代道光年间,它已成为道教正一派的一个地方支派。梅山教传播地域广,涉及南方诸多少数民族,以它作为典型研究法教与道教的关系,可以扩展道教研究,更加真切全面地认识道教,认识地域性传统文化,更加系统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

从文昌信仰看道教的文化哲学及其意义

文昌信仰源自先秦,至唐朝为盛。梓潼神信仰源自东晋,亦至唐代兴盛。两者至元代合流。于是,有关文昌信仰的书籍从宋代开始大量涌现并远传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现存韩国、日本的众多文昌书籍多不见于国内,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深入揭示文昌信仰依托科举考试而昌盛的内在动力,阐释这一价值观念的现实意义,即促使知识界和广大民众尊重文字、敬惜字纸,保护书籍、传承知识美德,谨慎用字行文、弘扬文明。

中国道教史背景下的浙江区域道教研究

浙江是道教大省。全国十大洞天，浙江占三；三十六小洞天，浙江占十；七十二福地，浙江占十八。浙江与道教的渊源之古可溯至神农时代，此后，浙江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道士、宗派领袖、思想家，一大批籍贯不是浙江的道教学者、思想家和著名道士也往往长期在浙江传道、讲学，如魏伯阳、葛玄、葛洪、杜子恭、孙恩、卢循、许迈、陆修静、陶弘景、孙游岳、顾欢、马湘、司马承祯、杜光庭、闾丘方远、罗隐、施肩吾、张无梦、陈景元、张伯端、林灵素、胡莹微、白玉蟾、莫月鼎、王惟一、刘大彬、杜道坚、林灵真、黄公望、金志扬、何道全、闵一得、卫真定等，他们撰写了《周易参同契》、《抱朴子》、《真诰》、《悟真篇》、《灵宝领教济度全书》、《太乙金华宗旨》等众多在道教史上有重要地位的著作。目前，浙江仍然有众多的道教历史遗迹，具有较高的文化内涵。浙江的道教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地位。正因为如此，才有专家断言：“写不出浙江道教史，就写不好中国道教史。”

宗教的文化学诠释——以道教为例

既有的世俗化理论、社会学理论、市场化理论都只关注宗教的一个特定方面而具有局限性。文章基于术、学、道的三维互动关系而以道教为例,把宗教视为一个在环境中生存的自组织体系,具有自立性、适应性和开放性。通过术、学、道的双向互动关系,可以把宗教的内在层面和外在层面打通,由内而外,内外交融,从而可对宗教进行更为全面、合理的解释,因其综合性,或可称之为文化学解释。

浙江道教史发凡

浙江在道教史上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道士、宗派领袖、思想家,一大批籍贯不是浙江的道教学者、思想家和著名道士也长期在浙江传道、讲学,他们的行为与思想构成了浙东学派诞生的部分前奏和思想背景,其影响使得浙东学派形成了一些独到的特点和富于特色的面貌。浙江目前仍保存有众多的道教历史遗迹。这两方面说明,浙江当之无愧地可以称为道教大省。在历史上,浙江道教注重道、学、术的紧密结合,观念开放,态度务实、灵活,注重创新,长于著述,注重文献的保存、继承与阐述,对中国道教和传统文化有重大的贡献;现在它正在发展中。可以相信,它在未来能取得更好的发展。

现代新道家的建立及其文化观

现时代的新特征与古代有重大的差异,这促使我们承接历史上的道家往下营构现代新道家。新道家当与现代新儒家和现代道教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新道家的形上学仍然以道为基本范畴,由其性质引申出涉及人与自然、社会、自身三层次的自由观,并以中道和合的原则来处理自身与他人、自然界的关系,解决存在意义的危机问题,并藉此担当起文化诊治的重任。

道家、道教与危机管理

道家、道教有丰富的危机管理思想。它们认为,危机的表现主要有道德缺失、欲望无度、分配不均、价值观的误导、战争等。导致危机的原因主要有违背道、无知、奢泰、极端失度、强争、"时""位"失当等。预防危机的措施主要是以德管理、无为管理、自然管理、公道管理、危机萌芽管理、潜力管理等。危机的化解主要是要善于认识、把握、利用危险中隐藏着的机遇,适度有为,从而转危为安。

从许逊信仰看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复杂性

许逊信仰本为家族孝道与巫术信仰的杂交,后来分两个方向发展,其一是往上攀附道教成为孝道派,与道教的天师道、上清派、灵宝派甚至摩尼教等都发生了多方面的联系,在宋和元时期发展成为净明道,到明清时期又攀附道教中的全真道。其二是在继续保持巫术色彩,在唐代发展为闾山教而广为传播,有多个支派。其中传播到湖南梅山地区的部分,与当地法派相融合而衍变为梅山教,梅山教进而在各地传播而发生种种歧变。其三是在这二者的影响下,伴随着江右商帮在全国乃至海外的扩散,以万寿宫作为地方商会聚会之所,作为赣商相互联络的精神力量而存在。上述三个层面,展现了巫术、民间信仰与道教在历史、地域等方面,在术士、道士、官员、士大夫、乡绅、商人等社会阶层影响下发生变化的复杂性。

论道家、道教中和均平的社会发展观

道家、道教基于以道为本的价值观主张中和,进而在政治理论上追求公正。他们认为,一定的物质财富是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但现实中,由于每个人的能力、资本、社会地位等的差异,导致求财求利的结果大不相同,从而引起贫富差距。贫富差距过大,人们心理不平衡,必然导致社会矛盾和冲突,影响社会和谐。所以,道家、道教主张把社会贫富差距控制在一个适当的程度。道家、道教还主张减少其它方面的差距,在整个社会形成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共同发展的良好社会风尚。进而,道家、道教力图通过中和均平的种种措施去努力建构理想社会,实现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和谐。

再论道教的全球化

道教已经是一种世界性宗教,但与几大主要宗教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为此,需要进一步做好全球化的工作。教义是宗教的根本,道教的全球化,首先应该考虑其教义的全球化。道教教义中,重要的是道教哲学和道教的神学体系。道教诸术的全球化,可以从养生等生命之术、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休闲旅游、文学艺术与传媒等方面展开。此外,在传播方面,道教应该因应全球化的传播需要而在组织体系等方面进行调整,弥补过去的一些弱项,开展一些新的工作。

地方道教写本文献的价值、校勘与分类

地方道教所用文献的主要形态是手抄本,即写本。既有的道教研究注重对刊本文献的研究,而忽视了对写本文献的研究。为此,本文阐述了写本文献的文化传承、文献、学术和社会价值,接着阐述了写本文献汇编暨《东方道藏?民间道书合集》的命名、文献收录原则、校勘规则和分类,希望学术界对写本文献有更多的认识,重视民间存在的大量写本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诸家评说《浙江道教史》

孔令宏教授(浙江大学):首先,我就浙江道教史课题作一个背景介绍。2001年以前,浙江省没有专门从事道教研究的学者,我从2001年来到浙江大学后,积极推动道教研究。首届葛洪与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于2003年召开,会上。

从葛洪在岭南的史实论其道术结合的思想

文章综合前人的成果阐述了葛洪在岭南的史实,认为葛洪从23岁到31岁、50岁至辞世,两度在当时相对较为落后,巫术、迷信盛行的岭南生活,尤其是在罗浮山居住了20年左右的时间,并在此完成了《抱朴子》等的写作。岭南对葛洪影响很大,使得其思想呈现出道术结合的特点。这一特点既使他在哲理思想上做出了独到的贡献,也使他在哲理阐发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民间通书的知识类型分析

以记载农历为本的民间通书,是民间编纂天文年历的成果表达,是传统天文学在民间的权威解释文本。中国古代天文学通过观天察地来预兆人事变化之吉凶的传统决定了通书容纳了大量择日、风水等术数内容,进而纳入了以道教为主体的宗教性内容,还容纳了生产和日常生活所涉及的多个方面的基本知识,因而成为传播传统知识的民间百科全书,反映了区域社会公共知识的体系构成和传承。因人的社会阶层的区分和所处地域的不同,通书的内容还有皇历与不同地域民历的差异,蕴含着官方正统秩序与民间地域秩序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概而言之,通书具体而微地给予了当代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多方面的启发意义。

论葛洪以术为底蕴的哲学思想

葛洪主张物质可以变化,物质变化是客观的并遵循道,人可以通过术使得变化向人所需要的方向进行。为此,他阐述了道与术的关系,认为道是唯一的,术则具有多样性,道统率术并指导术的修炼。他认为,神仙是存在的,长生不死、得道成仙是可能的,修炼术的最终归宿是得道成仙。从修炼术的需要出发,他研究了人体的形神关系,探讨了医术、金丹术等,强调良好的道德品质能够为修炼术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葛洪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道教有深远的影响。

论张伯端的丹道与易道

在继承东汉魏伯阳《周易参同契》和五代宋初陈抟图书学派的象数易学思想的基础上,对内丹修炼中所涉及的炉鼎与药物、采药、火候等要素及其间关系的处理,张伯端在论述时均用《周易》理论直观地解说,如以乾代鼎,以坤代炉,以离指元神,以坎指元精,以纳甲法阐述颠倒坎离翻卦象的采药过程,以十二辟卦、十二辰、二至二分说明进阳火、退阴符,把握时机即火候炼成金丹的过程,富有特色。《悟真篇》所借用的易卦,如乾坤、坎离、震兑、否泰、屯蒙、复垢等及其卦象,往往已脱离《周易》中本原的卦象内涵,都有《周易》中所没有的特殊内涵,赋予了新义。《悟真篇》通过易卦、易象阐述丹道,为易学思维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启迪。

五显神的源流与信仰

五显神发源于民间有关五位神的信仰,各地有不同的称呼,如五圣、五猖、五郎神等,相应地,传说的版本也多样。婺源的五通神信仰在有较大影响后通过地方士绅引起了政府的注意,在政府授封的干预之下变为五显神。五通神信仰虽被政府视为淫祠,但继续在民间流传,因地域不同,时代不同而发生了种种变异,使得五显神及其信仰亦正亦邪。此外,五通神信仰还主动和被动地受到道教和佛教的影响。五显神从政府获得的封赠,在于道教的认同和扶植。道教对五显信仰的接纳与扶持还表现在对其神格作出与政府比较一致的定位,并赋予其正神的信仰内涵。佛教则从五通仙人与华光菩萨两个侧面接纳、改造五显神信仰,这反过来影响了道教对五显神信仰的改造。五显神庙宇众多,婺源五显庙多被视为祖庙。庙会是五显信仰的主要形式。

唐代重玄哲学对道家本体论的发展

玄学局趣于在有无关系中用肯定的言说方式,有其理论的局限性。继续玄学余绪而阐扬道家者,发扬孙登的重玄之音而逐步光大,至隋唐而蔚为大观,形成重玄哲学思潮。代表人物有成玄英、李荣、王玄览、唐玄宗、杜光庭等。重玄哲学基于以四句否定论证模式为基础的新方法论,对本体的内涵与性质、有无、动静、本迹、体用、道器,以及本体与本源的关系、本体与万物的关系等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把道家哲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由此既可回溯理解魏晋玄学而有可能获得新的诠释,也可往下而理解后世道家诠释学的一些新观点的历史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