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间文书定级的初步思考——以邯郸学院藏太行文书为例

近数十年来民间文书的大规模发现与系统整理研究,不仅带动了学术研究的进展,为区域社会文化建设寻到历史文献依据,也为历史文献学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整理归宗与分类编目之外,民间文书鉴别定级与分级保护,也已提上议事日程。民间文书定级标准的草拟,不仅可为邯郸学院藏太行文书的鉴定、保护、整理提供参考,也可为未来民间文书国家定级标准的制定提供试验性个案样本。

古文书学视域下的明清民国时期太行山文书整理刍议

对太行山文书的整理主要依照古文书学,特别是敦煌吐鲁番学的整理方法,并根据明清民国文书的特点予以修正。具体而言,太行山文书的编号以不打乱原始收藏次序为原则,先编号后编目,编目分类则首先考虑文书的归户性;定名以信息完整和反映文书原貌为原则;题解当说明文书来源、收藏状态、归户性分析、纸张性质、字体(手书或印刷填写)、原始尺寸、残损程度和是否修补、印章、刊写特征以及主要研究状况;文书出版当采用图录本,图版最好彩色印刷,以区分字体颜色和图章颜色,是否录文要视文书类别而定,契约和账本则尽量按照文书原格式竖版繁体字录文。

邢台县北尚汪村级档案叙录(下)——太行山文书专题资料整理

邯郸学院藏邢台县北尚汪村级档案,总计约300卷(册)。作为村落文书典型,北尚汪档案不仅时间连续性强,所存数量大,形式的多样性与档案自身之系统性特征也非常明显。这宗村落档案,是极为罕见的中国北方农村近现代社会历史研究材料,文献与学术价值十分重要。

涉县占洼村社文书叙录——太行山文书专题资料整理

除少部分家族文书始于清中叶外,太行涉县占洼村社文书,从清代晚期一直延续至20世纪80年代。其中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会社"账本,类型多样。村公所所属之根据地文书,从抗战初期延至国共内战结束,内容丰富。合作化时期的文书,系统完备。生产队及生产小队文书,延至人民公社解散。太行文书中最具特色的三类文书即会社文书、根据地文书、合作社文书及生产队文书,历经百余年社会动荡变迁,在一个村庄内均有大体完整之保存,实属罕见。这宗村社文书,不仅是太行文书中极具典型意义的村级档案文书,也是近现代华北乡村社会历史的原始珍贵记录。

邢台县北尚汪村级档案叙录(上)——太行山文书专题资料整理

邯郸学院藏邢台县北尚汪村档案,总计约300卷(册)。作为村落文书典型,北尚汪档案不仅时间连续性强,所存数量大,形式的多样性与档案自身之系统性特征也非常明显。这宗村级档案,是极为罕见的中国北方农村近现代社会历史研究材料,文献与学术价值十分重要。

20世纪太行村社文献述评

20世纪太行村社文献,出自河北、山西、河南三省,为村落共同体组织所属,是时间连续、地域集中、类别多样且系统性明显的文献整体。此一整体性文献,分属清末民初、战时岁月、集体时期三个阶段,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教育、卫生、习俗、信仰等各个方面。不仅自身价值重要,是近百年华北社会史研究的材料支撑,也是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乃至太行学等多学科研究的重要参考,其文化价值更不可低估。

太行区“会社”改造的背景、方式及后续影响

太行山区近古时期普遍存在的"会社",有着数千年持续不断的历史,是一个完整的社会文化生态系统,且一直与乡村基层组织联系互补。抗战之前依然存在的"会社"组织,正是中共边区政府实施社会改造的历史前提与文化背景。边区政府主导的"会社"改造,根据具体情况,分别采取弱化、转型、改制等具体方式。传统"会社"改造的成功,不仅为根据地的生存与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为战时民众动员提供了必要条件,成为战时社会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成为战后大规模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资源。从互助合作时期的"西沟——三里湾之路"到集体化时代的"大寨——昔阳"之路,"太行山道路"探索的过程中,留下宝贵经验,也带来深刻教训。

太行家族文献备藏绪论

以太行文书为代表的华北乡村家族文献,涵盖民间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时间从明清延至现当代,且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已然构成一个完整的文献体系。从保存主体观,太行文献中的个体文书、家族文书乃至村社文书,均以家族或家庭为主。文献自身系统,可分为三大部类、九个具体类别。

涉县曲里韩氏家族文书叙录

涉县地处晋、冀、豫三省交界之太行山区,明清以降,长期遭受祸乱侵扰。曲里韩氏家族文书,除清雍、乾、嘉、道四朝缺失(尚有明末至民初十二代家谱资料作补充)外,自明嘉靖十年(1531)至公元1970年,历时400余年,至今仍大体保存完好,实属罕见。这一宗特殊的契约文书,是太行山村一个家族数百年生存历史的原始记录,也是明中叶以降华北乡村社会史研究的珍贵文献。

社会文化史视域中的太行村志编纂——《桃树坪村志》绪言

历史反思、性质辨析与体例确定,是太行村志编纂的学术前提。相较于传统方志,村志问世的时间在后,且经历了古代创例、现代转型与当代探索三个阶段。与传统方志属性接近,村志之性质,虽可以有地理书、史书、政书及百科全书之别,但本质上是历史文本。现当代村志,可以方志、乡土志、村史、民族志及具有学术普遍意义的综合性专著等为体例借鉴。社会文化史视域中的《桃树坪村志》编纂,即是太行村志编纂的一次学术尝试。

太行文献专题叙录

本组叙录文献,以教育文书及日用类书为主。包括不同时期的乡村小学生作文、日记,乡村家族日用类书和地方乡间村庄刻印、铅印、手抄通俗读物及戏曲文本。此类文献,是华北传统乡村社会历史之特殊写照,也是太行社会文化史研究之文本依据。

宋理宗亲政初期的盐政整顿及其成效述论

盐课收入是南宋后期财政岁入的主要来源,宋理宗即位前期,盐课收入持续多年亏减,其亲政后于端平、嘉熙年间在盐政方面推行了整顿措施,分别是收浮盐与淮浙盐行官卖。收浮盐针对的是理宗即位前期的盐课亏减问题,经过茶盐司收买浮盐以实行统一的销售,盐课收入在淳祐至宝祐年间大幅增加;淮浙盐行官卖是在收买浮盐基础上实行的措施,针对的是政府整体岁入锐减及军需压力,以及淮浙盐行销区域商贩的难以为继,经过官卖法的推行,淮浙盐区的行销得以继续维持,前线军需压力有所减轻,盐课及政府的岁入得到了保证。宋理宗于端平、嘉熙年间推行的盐务整顿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应给予肯定。

《中国文化史讲义》绪论

文化是包括价值信仰、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方式在内的民族共同体存在方式,也是精神性、规范性与历史性存在的生命结构系统。中国古典文化经历了上古、中古、近古即奠基、规范与化成三个不同历史时期,也经历了相对完整的文化历史"全程"。以精神文化为统领且集学术文化、制度文化、社会文化三位一体的中国文化史,是具有专门史品格的广义文化史,是中国文化从奠基、巩固到成熟的"三世"演化全程史,也是传承着华夏民族文化"道统"的精神史。

集体化时代冀南乡村基层档案专题叙录

冀南乡村包括太行乡村基层档案,原本数量很大,现存文献却不多。本组专题档案文献,时间集中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所属单位包括农村生产小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三级,相对完整且成系统,是集体化时代华北乡村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研究的珍贵史料。

集体化时代昔阳文献专题叙录

从抗战及内战时期的"互助社""互助合作社"到1950年代初期的农业合作社再到1960年代的人民公社,在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变革与集体化进程中,太行尤其是中太行乡村一直走在时代前列,昔阳县与大寨大队更是全国农业战线的旗帜。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历史文献,近年来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山西省昔阳县基层社会历史档案,文献价值尤其重要。邯郸学院藏昔阳文献,有县级领导工作笔记,有基层生产队档案,有水利专业档案,还有家庭文书。这批文献,是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太行乡村历史之原始记录,是研究集体化时代华北基层社会之重要材料,也是继续探索中国农村发展道路之特殊文献依据。

涉县占洼村社档案叙录

新近发现的涉县占洼村社档案,时间集中于1962至1983年之间,总计约400卷(册)。其中各类票据约300卷(册),各类账本25册,各类报表4卷(册),各种笔记14册,不同时期人口及户口档案26卷(册),各种证件、证明、信件4卷,"文革"传单4卷,上级文件、书籍报刊、学习材料21册,土地承包合同、山林承包合同7卷。此次所获,与此前所得晚清至民国时期村社档案一起,构成占洼百年村社共同体文献体系。这宗村社共同体文书,不仅是太行文书中极具典型意义的村级档案文献,也是近现代华北乡村社会历史变迁的珍贵记录。

燕赵分疆视角下的鸿上关与鸿上关道

鸿上关是太行山东麓北段的一座古关口,史料中对其名称记载有“鸿上塞”“鸿山关”“鸱之塞”“鸿之塞”等,通过对相关材料的对比分析,其名称应系“鸿上关”,由于“鸱”与“鸿”二字在释义上相同,且结合《水经注》关于鸿山(葛洪山)、鸿上水的记载,故将其解释为滱水流经鸿山同时鸿上水由东北方向汇入,鸿上关即是其中的关口;除了鸿山与鸿上水,鸿上关名称的来源与远古时代尧帝长子丹朱驻唐、项羽射鸿典故有关;通过对地理志书及《鲜虞中山国事表》《鲜虞中山疆域图说》相关注文的分析,鸿上关最初系古中山国北部要塞,其与倒马关系两座关口,判断鸿上关地望需结合鸿山来判断,结合地方志对于鸿山与采银处的记载,鸿山系今葛洪山(青虚山),在今唐县齐家佐乡西南部,采银处即银洞应是在今唐县齐家佐乡与迷城乡交界处,进一步分析鸿上关地望应在今唐县军城镇、迷城乡、白合镇交界处;中山国在赵国南北联合夹攻下灭国,结合早期赵简子的北进战略及“代道大通”的背景,鸿上关一线系通代之路的支线,鸿上关道在战国后期即已存在,至北朝时期,尤其后燕北魏时期(魏燕战争),围绕鸿上关形成了一条南北之间的主要通道,该道系太行山东麓诸多南北走廊驿道中的一条,同时也是太行八陉之飞狐陉的下线、北魏通代地的重要通道,该道还系北魏前期重要的南北驿道,起点在今河北省望都县,该道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起到了沟通代地与河北的作用,虽然史料记载较模糊,但也可印证鸿上关道系赵国“代道大通”时期的“代道”支线的延续。

宋孝宗朝左藏南库析论

左藏南库系南宋高宗禅位、孝宗即位前后出现的财库,已有研究成果对此有所涉及,但对于左藏南库的沿革、日常管理、性质等问题的认识有可深入之处。通过梳理相关史料,本文认为:左藏南库的设置缘于高宗三十二年四月御史黄中的上奏,这份奏议促成了左藏南库的出现;左藏南库在孝宗朝期间,分别于乾道五年、乾道淳熙之际、淳熙十年有三次名称变化,至迟在光宗朝不再见于史料记栽;左藏南库的贮藏物品以金银、珠宝为主,也包含部分香药;左藏南库的日常管理以外朝官为主,内臣实际参与了左藏南库的日常管理,可以秘密监督参与管理的外朝官;寄桩库系左藏南库在发展过程中衍生出的一座仓库,可视为左藏南库的附属;左藏南库同孝宗朝岳飞冤案的平反昭雪关系密切,藏有涉及冤案的关键证据;左藏南库与孝宗淳熙年间德寿宫频繁的供奉有直接关系,供奉物品基本出自左藏南库,尤其是金银;左藏南库在性质上同直属于皇帝的内藏库没有区别,系北宋后期诸皇帝年号库之后内藏库的再一次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