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检察机关绩效管理考评制度——以邯郸市检察院绩效管理考评系统为研究视角

检察机关绩效管理是指检察机关领导与普通干警之间在目标和如何实现目标上达成共识的过程，是增强检察干警成功地达到目标的管理方法，是促进干警取得优异绩效的管理过程。检察机关绩效管理考评是检察机关管理科学化的产物，是加强队伍建设的有益探索和规范化管理的自我加压，其具有引导、管理、规范的功能，本文通过对邯郸市人民检察院网上绩效管理考评系统的解读，进而对当前检察机关绩效管理问题进行分析，从而探讨在信息化条件下检察机关绩效管理完善的方向。

论检察院量刑建议的规范化

量刑制度改革是中国当前司法改革的重要项目。建立科学合理的量刑制度,确保量刑公正、适当,是量刑制度改革的终极追求。作为享有求刑权的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是求刑权当然之意。本文从工作实践出发,总结各地检察机关实践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并立足中国司法实践,对建立规范化量刑建议制度及配备机制提出基本设想和建议。

从有限放权到相对独立:主任检察官制度改革评析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是当前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无论是之前的主诉检察官还是当前的主任检察官改革,都伴随着检察权内部配置的重新调整,呈现出由权力集中到权力分散的有限放权过程。当前主任检察官改革的试点,存在主任检察官性质模糊、主任检察官与检察长关系定位错置、主任检察官适用范围不当等问题,进而制约了主任检察官制度的深入发展,也难以落实"谁办案谁负责"的改革要求。对此,应当改变现有放权式的改革进路,承认主任检察官的相对独立地位,明确检察权内部各层级权限,健全监督制约机制,确保检察权依法独立公正的行使。

日本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及对中国的启示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是检察改革的重点和关键,它包括检察权运行机制、检察权保障机制和检察权监督机制。作为混合法系代表性国家的日本,其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独具特色,具体表现为:在检察权的运行机制上呈现出独立性和一体性,在检察权的保障机制上呈现出行政性与司法性,在检察权的监督机制上呈现出内部性与外部性。日本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上述特点,对于中国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模式研究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首次确立了刑事和解制度,这为检察机关开展刑事和解提供了法律支撑。基于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的作用,可将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分为检察机关参与模式和主导模式。从这两种模式的理论分析以及我国检察机关的定位审视,未来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应当以能动监督模式作为发展方向,从而实现检察权在刑事和解程序中的科学回归。

试论如何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 努力提高检察机关办公、办案效率和应对突发案件的快速处理能力

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给社会各方面带来了挑战和机遇。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也不能置之度外。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为整个检察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需要，不断提高检察机关的办公、办案效率，检察信息化应用尤为重要，将信息化应用于办公、办案和应对突发案件快速处理等方面，必将发挥信息技术作用，实现办公办案效率的提高和迅速处理突发应急案件。

浅议检察工作中如何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要想在检察工作中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首先必须要改变观念,加强认识,了解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检察工作的重要性。对此笔者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检察工作的重要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检察工作中的实施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谈基层检察机关信息化建设的作用

随着科技在检察机关工作中的广泛应用,信息化建设已经成为一种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由于但是现在的基层检察机关信息化建设处于刚刚起步阶段,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关于如何在基层检察机关中进行信息化建设,笔者从明确现代信息技术对检察工作的促进作用;信息化建设的途径;警惕信息化陷阱三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阐述。

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程序研究

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认罪认罚制度注重强调诉讼效率,对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不能像一般案件一样不分诉讼阶段一体适用认罪认罚制度,以免认罪自愿性和供述真实性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被掩盖,进而影响案件定罪量刑,甚至导致案件处理偏离公平正义。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制度,应当按照“首重公正,兼顾效率”的原则调校程序,构建检察主导下的程序分流机制和事实查明机制,努力实现公正与效率并重的诉讼目标。

从治理到法治：涉诉信访应对机制的嬗变

涉诉信访这一概念来自于司法实践的总结而非理论研究的建构,因其与司法程序内在机理不同而发生。涉诉信访虽然旨在救济权利,但由于其冲击司法程序,有损司法公信,影响社会秩序而产生应对的必要性。当前涉诉信访的应对机制可归纳为治理模式,表现为应对主体的多元化、应对依据的政策化、应对方式的能动化、应对内容的行政化。涉诉信访的治理模式虽然可以实现短期的效率和秩序目标,但存在诉访不分、程序不畅、难以终结等问题,冲击着司法程序的基本价值。涉诉信访的应对机制应从治理模式转为法治模式,从根本上化解上述难题。

文本与实践:建国初期律师制度初探

百年来,中国律师制度虽曲折发展,却始终自成体系,进而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制度。新中国建国初期律师制度的探索和发展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制度的重要历史渊源和发展基础,由于当时政治工作重心偏离,再加上学术界多为宏大的历史叙事,造成相关律师制度文献研究资料的缺乏。目前学术界对此方面的研究仅仅局限于基本材料的描述或者意识形态的表达,理性地学术分析更是凤毛麟角。本文试图通过相关史料的整理,并以建国初期律师制度发展路程的决定元素为视角进行解读,从而深化对建国初期律师制度发展的认识。

侦查监督制度改革新论

侦查监督是指对刑事侦查行为合法性的监督,主要包括立案监督、审查逮捕和侦查活动监督等内容。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侦查监督制度的实践考察可知,我国侦查监督制度的发展与刑事诉讼法立法、司法改革主题和检察工作重点紧密相关。当前,侦查监督制度的主要症结表现为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功能定位、监督制度结构的线性化以及相关配套机制的欠缺性等方面。对此,基于法治及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未来侦查监督制度改革的方向应当实现其功能定位的人权保障化、监督制度结构的适度司法化和相关配套机制的健全及匹配。

论逮捕理由的公开及其程序建构

逮捕是严重干预犯罪嫌疑人基本权利的强制措施,必须具有法定的正当理由。逮捕理由的公开是逮捕权司法性和正当性的内在要求,对于限制逮捕权力、维护逮捕行为相对人的权利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逮捕制度的功能异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逮捕理由的不公开和不透明。这与逮捕制度的不健全,逮捕权的不完整,逮捕程序的行政化,逮捕考核制度的不科学等内容有关。应通过完善逮捕理由公开原则,健全逮捕理由公开规范,保持逮捕权的完整性,推进逮捕制度的司法化,优化逮捕程序考核制度,建构科学的逮捕理由公开程序。

美国专家证词可采性标准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专家证人的基本理论包括一般证人与专家证人,专家证人的适用范围、任职资格以及专家证词的可采性与可靠性等内容。美国专家证词可采性标准演变经历了任职资格标准、普遍接受标准、综合考虑标准以及《美国联邦证据规则》1975年颁布、2000年修订、2011年修订的过程。这些都给我国专家证词可采性标准的存在问题和完善方向以深刻的启示。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记录制度的落实难题与完善思路

为防止领导干部干预、插手司法活动,中央出台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其中,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行为的记录制度是整个程序的启动环节,对于整个制度的顺利实施具有关键性作用。然而,现行规定存在记录主体不明、记录内容模糊、记录方式狭窄、惩戒机制不够规范等问题,在实践中引发执行难题。对此,应当进一步明确记录主体、细化记录内容、完善记录方式、规范不予记录的惩戒机制,从而构建科学的记录体系。

假命题抑或真问题:网络时代的媒体审判辨析

媒体审判是媒体与司法活动的异常互动,产生了多重负面后果。网络时代的社会背景则为这种研究提供了新的场域。然而,在纯粹的理论探讨中,有关媒体审判的概念、范围等基本理论存在较大争议,对此,应将视野从宏大叙事转为个案样本分析。通过对典型个案中媒体审判的发生、发展及变化过程进行深入观察,从而将媒体与审判的关系问题转化为新闻自由与公正审判权的互动问题,进而使媒体与审判之间的冲突能够在法律程序内被讨论,从而为规制媒体审判提供新的研究视野。

论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模式的构建

2013年1月1日生效的新《刑事诉讼法》在特殊程序一章中,首次确立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这标志着运行多年的刑事和解制度在立法上获得了确认。审查起诉阶段的刑事和解是刑事和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检察权运行的重要载体。基于对该阶段检察机关作用的实践考察,刑事和解实践模式可分为检察机关参与模式和主导模式。通过对这两种实践模式的理论分析,指出未来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应当以能动监督模式作为发展方向。

浅析职务侵占罪的主体

职务侵占罪是一种新的罪名，刑法理论界对该罪主体存在较大争议。从立法的演变、主体特征以及与职务侵占罪主体有关的几个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