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博物馆与考古遗址公园在遗址核心价值阐释中的作用——以赵王城遗址博物馆和赵王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

在将遗址考古发掘成果转化为公众可以体验的遗址文化的具体实践中,主要有遗址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两种形式。自2019年提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概念来,将遗址核心价值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中进行体现就成为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一个重要课题。文章以赵王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赵王城遗址博物馆为例,探讨考古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之间的关系,分析两者在遗址核心价值阐释中的作用。

战国时期赵国王城高台宫殿形式探讨——以三号夯土基址为例

赵邯郸故城遗址是一处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因未受到后世建筑的覆盖,该遗址保存相对完整。三号夯土基址作为赵邯郸故城王城的核心区域,是一处高台建筑遗址,对于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赵王城宫殿建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对战汉时期的宫殿建筑形制与技术特点进行研究参考,可初步推测出三号夯土基址的原形制。据研究,该遗址的中央为庭院,北台为一座土木混合结构的高台式宫殿建筑,南台则是附属的低平台式建筑。这种建筑形制与技术特点反映了当时建筑设计的独特风格和特点,同时为后续的宫殿建筑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浅析魏晋公府的职能

魏晋时期,三公开府的职能不再是三公所独享的殊荣,但是其开府的职能仍然通过其公府辟除和其下属官吏有所体现;曹魏时期,“三公”的掾属人员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是魏武帝曹操于建安十三年恢复了司直这一职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三公的人员设定,即曹操只是笼统的设置了三公的掾属人员。魏末晋初的时候,由于九品中正制的实施,当政者具体规定了三公掾属人员的官职、人数并且给其增设了武贲军;长史在魏晋时期,仍然具有总领公府事务的权力和为三公出谋划策的权力,但是司直在魏晋时期,其职能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其实施的情况,更为重要的是西晋时,司直并没有列入三公的掾属中,司直监察百官的权利在司徒左长史掌管九品中正制中有所体现。本文通过分析魏晋公府职能的变化,说明魏晋时期公府仍有部分参政议政、举荐官员的权力。

魏晋“三公”对社会思想文化的影响

东汉末年,外戚和宦官的轮流执政造成了当时社会纲纪的毁坏,也造成了儒家学说和经学的衰落。三国群雄并起,中原地区的士大夫为了避乱自保,一部分寻找霸主进行依靠,另一部分选择隐士而居。这些原因造成了思想冲突。因此当时的社会迫切需要一种思想帮助士大夫甚至统治者维持中央政府的统治。因此,汉末封建统治的政治和经济双重松弛之下,道、法、阴阳、五行、墨、兵、纵横等秦朝后一度湮没无闻的思想开始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