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与重塑:检察民事公益诉讼支持起诉制度研究

支持起诉制度在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主体地位的确立,这一制度开始被稀释,并逐渐异化为对诉中活动的参与。这一变化导致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的虚化,与其他适格主体参与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需求相悖,且与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补充性要求背离。这一走势不利于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健康发展。因此,未来需要对支持起诉制度在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的应然地位予以归正,明确其在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的具体应用方式与内容。

论住房公积金的强制执行

在民事执行实践中,关于住房公积金能否作为执行责任财产始终存在着争议,但现行法律对此并无明示。基于对住房公积金的性质、功能、规范位阶、实施效果、法律价值判断等因素的综合考量,关于住房公积金的可执行性,有否定说、肯定说和附条件执行说三种观点。住房公积金强制执行的地方实践中,逐步形成了限定执行模式、扩大执行模式和自由裁量模式三种执行模式,并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判断、执行范围和执行规范。三种执行模式中,扩大执行模式更符合住房公积金强制执行的法律理念和社会现实,但也存在着执行范围不统一、执行方式不明确等弊端。住房公积金的强制执行需厘清执行原则,统一执行规范,界定可执行范围,明确执行方式,以解决住房公积金强制执行中的弊病,实现住房公积金强制执行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论民事执行财产调查制度之体系化重构

民事执行财产调查主要有申请执行人提供型、被执行人申报型、执行机关调查型和检察机关调查型四种模式。申请执行人提供线索、执行机关调查和被执行人报告构成了我国民事执行财产调查制度的基本框架,但各模式之间的协调缺位和基本调查程序规则的缺陷、法律责任的虚置影响了财产调查功能的实现。借鉴域外立法,应通过协调各类财产调查程序之关系、重构调查规则、强化违反程序之法律责任、平衡财产发现与基本权利保障之间的冲突,完善我国民事执行财产调查制度。

公益诉讼授权单行立法的“民事化”及其消解

当下中国公益诉讼发展迅猛,案件范围不断拓展,“4+N”格局基本形成。尽管公益诉讼授权单行立法越来越多,但却呈现显在的“民事化”倾向,不少立法并不允许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公益诉讼专门立法提上议事日程。但公益诉讼授权单行立法的“民事化”却引发诸多冲突和张力,严重影响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我国公益诉讼尽管在单行立法上呈现“民事化”,但司法实践却存在显在的“行政化”。未来,我国公益诉讼在坚持“行政化”这一格局下,应进行一定的改造。检察机关应逐步减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数量,社会组织等提起的公益诉讼也应建立诉前程序,检察机关应强化对其他主体提起公益诉讼的支持和监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