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分析与哲学的方式

“哲学的根本任务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这句口号显示出一种哲学方式,这就是运用逻辑的理论和方法对语言进行分析,以此来获得关于世界的认识,获得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追溯哲学史可以看出,逻辑是在哲学讨论中产生的,因此逻辑分析只是在亚里士多德之后才有的,而语言分析才是贯彻始终的,因为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就已经有了语言分析。需要认真考虑的是,哲学研究为什么要对语言进行分析,哲学研究为什么会产生逻辑,而有了逻辑之后,为什么会运用逻辑的理论和方法对语言进行分析。应该看到,哲学是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语言是表达认识的方式,语言分析是人们探讨认识最直接的方式,也是经验的方式。人们从事哲学研究不会满足于这样的分析,所谓运用逻辑的理论和方法,实际上是借助理论的认识、科学的认识,从而使哲学研究从经验走向科学。

形质与体用:对朱子理气哲学研究之省察

近年来,港台新儒家心性论研究逐渐式微,港台学者开始逐渐重视东亚儒学思想中的反理学思潮即“气学”思想。但事实上,宋代儒学创立伊始,关于“气”“气禀”“气质”“气质之性”的讨论就占有半壁江山的地位。通过考察冯友兰、钱穆、牟宗三、张东荪、唐君毅、陈来、杨儒宾、杨立华等学者对宋明理学尤其是朱子理气哲学的研究,可知理解朱子的理气关系尤其是其气论,不能停留在形质论的层面,而应该深入到体用论的层面。

一部研究司马光思想的上乘之作——读魏涛《中和立本:司马光哲学思想研究》

郑州大学教授魏涛基于对司马光哲学著作撰写了《中和立本:司马光哲学思想研究》一书,弥补了对司马光哲学思想研究的空缺与不足。文章对该书进行了一系列综合分析,认为该书具有独特的研究视角、较高的文化价值及深远的学术影响。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生活哲学起点分析——以《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为中心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性的科学,必然要在生活中去实践。因此他的哲学也可以看作一种生活哲学。马克思早年思想受到伊壁鸠鲁哲学的影响,而这个时期也是他的哲学意识的起点时期。可以从马克思《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窥探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生活哲学的起点,将其作为一个切入口来理解。从原子偏斜运动所产生的自由意志到对精神自由的强调,从早期思想中生发出的实践思想,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生活哲学的思想奠定了基调。

哲学内容与形式的对立及统一——基于《〈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指出德国哲学似乎具有偏离现实的倾向。德国哲学抽象的形式和思辨的内容受到当时人民的指摘,但事实上真正的哲学是时代和人民的产物,哲学始终是对现实世界作出的带有自身特色的反映。马克思看到德国哲学所面临的困境——具体内容与抽象形式间的对立,并指出德国哲学形成如此的局面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马克思在对海尔梅斯的批判回应中,为德国哲学面临的困境找到合适的出路——世界哲学化与哲学世界化。

意解万古丹经王,开启新道学篇章——兼论如何从比较哲学视角推动道家哲学研究

《周易参同契》作为“万古丹经王”,融摄“道”与“术”,对于道家道教乃至中国哲学意义重大,虽前人研究成果累累可观,然依旧存在诸多问题。面对这一困境,温海明《新古本周易参同契明意》从比较哲学角度建构新道学,提出以“通神之意”为核心的意丹学,对《周易参同契》进行版本再造和现代哲学诠释,深化了胡孚琛提出的新道学理论体系。

关于黑格尔世界历史的发展——基于黑格尔《历史哲学》绪论

历史哲学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历史哲学》一书中,黑格尔就用大篇幅的绪论作为引入其历史哲学的通道。绪论中阐释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诸多概念,并以理性的展开即“理性”认识自我和实现自我的过程来表述他的世界历史思想。其中世界历史发展与精神运动的辩证思想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产生了重要影响。

偏离直线何以成就自由意志——以马克思《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为主要依据

《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是马克思于柏林时期为写作博士论文而准备的重要文献。与其博士论文相比,笔记更为详细和直接地对原子偏离直线运动进行了细致探讨,从而借助伊壁鸠鲁哲学表达了其哲学思想。以伊壁鸠鲁三种原子运动为线索,对笔记第四篇有关内容进行整理,发现马克思通过剖析原子在直线、偏离直线、排斥三种运动状态将原子偏斜与自由相联系,得出了“偏离直线就是‘自由意志’”的论断。此外,笔记还包含着马克思初期各种思想的萌芽,体现了他当时的思想倾向和对事物的多方位思考。

智慧教育视域下大学生思想素质的养成策略

智慧教育即教育信息化,是指在教育领域全面深入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来促进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过程。近年来,全世界范围内都在积极的进行教育改革,希望通过教育方式的改变完成对人的智慧的培养。基于此,本文参考亓慧坤、韩洁、方铮炀编著的《新媒体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解读与重构》(2019年3月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一书,了解到新媒体作为环境与思想政治教育接受主体之间的特殊矛盾,得知在智慧教育视域下大学生接受思政教育的功利性、从众性、自主性和短效性等新特点,找到大学生在接受思政教育中存在的价值取向问题、思维方式问题,以及思政教育工作者与大学生的共同话语问题和舆论引导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基于《社会学大纲》的考察

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从整体上对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论进行系统阐述,不仅坚持了马克思的批判性原则,并且将实践的观点贯穿其中,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进程。

哲学的实践: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的“批判”概念发微

在《博士论文》时期,作为以理论的形式出现的哲学的实践,马克思具体化的实践概念体现为批判这一概念。批判既有德国浪漫主义“反讽”概念主观的、能动的一面,也包含黑格尔哲学的客观性维度,是二者的综合。批判或哲学实践所依据的是由法哲学提供的伦理生活、国家生活的理念,批判或哲学的实践的对象是人类生活于其中的一定的历史世界。因此,马克思此时所说的批判或哲学的实践,是面向政治的。由此可见,当马克思首次使用实践概念时,实践就意味着以对现实世界原则的哲学认识为前提,以哲人为中介,与政治相关的自觉地创造未来世界的能动的活动。马克思成熟时期实践概念的一些基本规定性由此而得到了初步的显现。

殊相之无——王弼有无之中介与政治哲学之基

“殊相之无”的重要意义在已有的王弼研究中未获充分重视。“本无”一方面始生万有,另一方面获得规定性与特殊性,作为“殊相之无”伴随万有,终成其用。“殊相之无”、“殊相之有”、用,三者相即不离,彼此规定,构成容器的完整存在。“无”获得殊相化,遂能在万物与现实政治生活上发挥功用,不再仅仅是玄虚不可言说者,礼法名教也从自然奠基,获得正当性。“本无”与“殊相之无”,在宇宙层面对应的是天地不仁和万物蕃息,在人的层面对应圣人无心和百姓有为,在政治哲学层面对应君与臣。君主法天地无为而“崇本息末”,臣民守“殊相之无”以“崇本举末”,两者相合构成完整的政治哲学图景。圣王之道不再是素朴的小国寡民,而是在天下大一统形势下富于礼法文明的无为之治。

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发展观的扬弃--以《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为中心

马克思以黑格尔哲学发展观为基础,以辩证和实践的态度超越黑格尔的哲学发展观,为哲学的发展指明方向。马克思强调体系化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交融的世界才是正常的世界。马克思以时代境遇为问题意识,聚焦后亚里士多德和后黑格尔相似的总体性哲学分裂危机,认为要以哲人为中介发挥自我意识哲学的实践性,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将理性原则贯彻到现实世界,实现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的必然发展,进而实现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

体现时代精神的自我意识哲学——以《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为中心

伊壁鸠鲁所处的时代,哲学体系崩塌,社会矛盾日益激烈,他的自我意识哲学代表了当时人们对自由和个性的追求,是希腊化时期时代精神的体现。马克思所处的“后黑格尔时代”面临着严重的精神危机,同时,在宗教束缚、封建统治压迫的残酷社会状况下,哲学争论围绕自我意识哲学展开,马克思转向自我意识哲学并重塑时代精神的内核,引导人们走出精神自由的领域,转入实践领域,与外部世界作斗争。

道德支撑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探析

法治文化是人们对法治所持有的共同价值观念、追求、思维方式、信仰等,以及相应的法律制度、实践活动、物质成果的总和。法治文化既包括精神层面的要素,也包括物质层面的要素,还包括实践层面的要素。法治文化建设是当前我国实现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内容和基本方略之一。道德对法治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道德支撑法治文化建设至少包括五个方面:道德对科学立法的支撑;道德对严格执法的支撑;道德对公正司法的支撑;道德对全民守法的支撑;提升“关键少数”道德素质助推法治文化建设。

再谈“是”与“真”--从现象学家的视角看

事物情况具有客观性,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具有主观性,二者相互是不是符合,人们的认识是不是一致,都会引发争论,会涉及与真相关的争论。有人会说事物是这样的,有人会说事物不是这样的,而是那样的。人们会认为,事物情况如其所是才是真的;而且人们会认为自己的认识是真的,他人的不同认识不是真的。所以,一方面认识与世界相关,与人相关;另一方面认识涉及语言,涉及语言所表达的东西,涉及真假。简单来说,认识涉及语言和逻辑。“是”与“真”则是相关研究的集中体现。关于“是”与“真”的研究,从古至今,一脉相承,所以,这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

论康德对形式与内容的区分

形式逻辑一词来自康德。康德对形式与内容的区分影响深远。康德关于形式与内容的区别可以有一种新的解释:所谓形式,指与逻辑常项相关的表达式;所谓内容,指与非逻辑常项相关的表达式。康德在自己的思想中有这样的认识,但没有完全说清楚。日常认识、科学认识的表达是有内容的,哲学认识、逻辑认识的表达也是有内容的。澄清这个问题,逻辑上涉及句法与语义的区别,语言上涉及语言和语言所表达的东西的区别,以及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澄清这个问题,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康德的先验逻辑,有助于学界更好地认识所谓形式与内容的区别。

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指数的分布动态演进与区域差异

文章基于中间产出、最终产出与绿色产出三个维度,构建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运用核密度估计法剖析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指数的分布动态演化特征,以Dagum基尼系数分解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空间差异来源,并使用空间杜宾模型观测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指数的空间条件β收敛特征。结果显示,我国总体及三大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指数呈现攀升趋势。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指数较高的城市主要聚集于经济发达地区。我国总体及三大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指数的核密度图均表现出“宽度收窄后拓宽、曲线右移”特点;三大地区内部和区域间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差异均表现出逐步缩小趋势;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指数具有空间条件β收敛特征,且俱乐部收敛特征也相对显著。由此,应打造高技术产业创新引领高地,实施差异化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战略,激活经济发展和人口规模扩大效能,以此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水平。

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法关系的历史逻辑及现代反思

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历程中,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简称德法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夏商周时期,特别是西周时期,这一时期,德和法统一于“礼”。西周文化就是“礼乐文化”。第二阶段是春秋战国到秦汉,特别是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天下大乱,诸侯争霸,德法之争、王霸之争不仅出现在思想领域,也应用于政治军事实践中。这一时期是德法分离时期。第三阶段孕育于汉朝、魏晋南北朝至明清时期,通过“引礼入法”“阳儒阴法”及儒生涉政后以儒释法等途径,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形成了长达一千多年的德法统一的主流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法关系的合理性包括:其一,“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维护社会长治久安。其二,“敬德保民”“明德慎罚”体现了中国传统德法文化的人文性质。其三,“子帅以正”“为政以德”的政治道德观,强调从政者的道德素养是政治和法律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法关系的历史局限性包括:其一,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礼治(礼德法混合)文化阻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二,君权神授、“三纲五常”阻碍了法治的民主化。其三,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阻碍了法律和法治的独立发展。

一种“新文字”是如何可能的——关于德里达的《论文字学》

德里达式的文字学,进入西方语言学内部“攻破”西方哲学传统。这个传统是语音中心论或逻各斯中心论的。通过对西方语言学不同发展阶段的考察,对比拼音文字与象形文字传统,德里达认为西方哲学和语言学传统忽视了语言的起源来自“原初文字”在场的痕迹。“原初文字”既是自然的,又是文化的,属于传统理性之外的“事实性的科学”,从而宣告了一种新文字的诞生,它遵循“危险的替补性”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