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态翻译学研究与发展中的理论自信

生态翻译学经过近20年的稳步发展,已成为颇有影响的中国原创翻译学理论。纵观其产生、发展、壮大的历程,对所创理论的自信始终贯穿其中。生态翻译学发展中的理论自信主要体现在:以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为坚实基础,以客观严谨的科学理论为必要前提,以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为不竭动力,以理论自身的稳步发展为活力源泉。

生态翻译学的“四生”理念——胡庚申教授访谈

胡庚申教授系生态翻译学创始人。原为清华大学二级教授,现为郑州大学生态翻译学研究院院长、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co-translatology Research)创始会长,亚太国际交流英语学会(Asia-Pacific Association for English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理事长,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系列会议执委会主席,国际期刊《生态翻译学学刊》(Journal of Eco-translation Studies)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国际交流英语系列教程》总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系列文集》总主编等。他分别于2008年和2018年主持生态翻译学方面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各类著作38部。其中,2019年在世界著名的施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出版专著《生态翻译学:翻译研究的生态范式建构》(Eco-Trans-latology:Towards an Eco-Paradigm of Translation Studies),被学界誉为"开发本土学术资源的一面旗帜"。胡庚申教授在2013年出版的专著《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中提出"三生"的概念。所谓"三生",即翻译生态、译本生命和译者生存,指的是以"生"为线索展开研究和论证阐述,表明"生"是生态翻译学发展之基石(1)。2016年,胡庚申在国际期刊发表文章指出,"生"是指翻译过程中文本的"生命"及其生存条件和生存状态(Life here refers to the life of the texts involved in translation process, the vital status and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texts)(2)。在2018年"第六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的主旨报告中,胡庚申又提出"生生之谓译",成为生态翻译学的新发展和新方向。2019年,胡庚申在研究论文中反复强调生态翻译学的"三生"主题和翻译文本的"生命"形态(3),并在"全国第三届生态翻译与认识翻译研讨会"的主旨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了"尚生—摄生—转生—化生"的生态翻译学"四生"理念(1)。"四生"理念的提出和日渐明晰,引起翻译界学者的关注和兴趣。生态翻译学界的中青年学者孟凡君、蒋骁华、边立红和李素文,就生态翻译学"四生"基本理念提出的背景、基本内涵和相互关系等,集体专访胡庚申教授。

新生态主义与新生态主义翻译观

新生态主义的提出和阐述,是新生态主义翻译观确立的前提,新生态主义翻译观可以说是生态翻译学在新生态主义视野下的翻译理论定位。新生态主义翻译观廓清和明确了生态翻译学的哲学基础和理论依据:一是西方生态主义,二是东方生态智慧,三是翻译适应/选择理论。生态翻译学近20年来的发展实践表明,确立新生态主义翻译观,不仅有利于简化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立论基础的概括和表达,而且也有助于澄清或消除相关的质疑和误解。更为重要的是,新生态主义翻译观在内涵上弥补了东方翻译哲理在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中的缺失,从而体现出该翻译观对东西方翻译理念的兼容、整合与超越。新生态主义翻译观是生态翻译学研究向纵深发展而形成的一种新理念,显示出生态翻译学立论基础和探究理路中的“一以贯之”。

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翻译研究发展述评(1999—2019)

发展对外翻译、促进民族文化交流传播是当下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发展,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翻译研究已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一直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本文拟在生态翻译学的观照下,以近20年间(1999—2019年)公开发表的少数民族文化翻译相关期刊论文、硕博论文、会议论文、图书专著、报纸传媒类文章等为依据,通过梳理其研究现状,分析现存问题,指出未来发展趋势,以期对当下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翻译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具有参考价值。

译者研究的问题转换与生态定位:生态翻译学视角

20世纪末以来,译者研究对于译者的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显著变化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文本视角”转向“译者视角”;二是从“物本化隐身”转向“人本化显形”;三是从“转换者”转向“生态人”。在生态翻译学视域下,译者作为“生态人”就是从译者的生存境遇出发确立了译者主导、译者责任、译者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它既要考察译者的生存境遇,又要关注文本的生命状态,更要关怀翻译的生态整体,其意旨是通过建构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之间的和谐关系去履行生态翻译。这既是译者研究发展的生态定位,也是译者“有所作为”的具体表现。

文本移植的生命存续——“生生之谓译”的生态翻译学新解

生态翻译学的标志性特征之一,在于它以“翻译即文本移植”的思维方式来把握“文本生命”的诞生、生长与存续、发展,并使“文本移植”与“文本生命”的内在关联形成了“转生再生、生生与共”的生态思维范式,从而呈现出翻译作为一种生命形态行为的本质特征。基于文本移植与文本生命的交互融合,生态翻译学将“生”和“生生”视为其生态思维范式的典型特征,以此揭示文本移植的生命法则,把握文本生命的本质和其最基本的存在方式:“生生之谓译”。文章指出,“生生之谓译”为诠释翻译活动的本质提供了一个“古智今用”的全新理念,既深化了我们对生态翻译的理解和认识,又扩展了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内容与方式,因而也有助于提升生态翻译学的可解释性和理论价值。

适应“绿色发展” 选择“绿色翻译”——兼谈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应翻译专业设置

翻译研究和翻译实务的源动力总是来自于社会发展需要和现实问题导向。鉴于此,当"绿色发展"成为生态文明新时代主旋律的时候,翻译学界,特别是应用翻译学界思考和规划"绿色翻译"的议题即可谓恰逢其时了。本文拟刍议选择"绿色翻译"研究和专业方向的背景和动因,提出"绿色翻译"的内涵和发展,例述怎样践行"绿色翻译"问题,并不揣冒昧地分享开设"绿色翻译"专业方向的若干思考。文章指出,适应"绿色发展"、选择"绿色翻译",这既是生态翻译学在实践操作层面上"接地气"的典型标志,又是生态文明新时代下生态翻译学"实指"新发展的有力"抓手",也为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应翻译专业设置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