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博物馆早期历史疏证(1953-1965)

1953-1965年是安徽省博物馆从筹备到开馆,再到成为省级地志性博物馆典范的一个历史时段。12年间,该馆经历了馆名变更、办馆性质及藏品体系调整等复杂历程,从而在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抹色彩。

博物馆与近现代中国文物保护

近代作为中国社会开启民智工具而引进的博物馆,积极承担了“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任务,发挥着特殊的社会教育作用。与此同时,鉴于近现代中国文物流散的情况,博物馆又为文物保存提供了宝贵的专业支持,使古物保护步入正规,并最终完成了文物由“国之重器”向社会共享之“公器”的转变。

1949-1966年陕西省博物馆的变革与发展

1949—1966年是陕西省博物馆的重要建设时期,其由民国时期的省立博物馆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北区示范性博物馆,又随国家行政区划调整回归省级中心馆,期间经历了馆名更改、馆舍修整、藏品扩充以及与其他机构合并等一系列体制性变革,重新树立了博物馆人民观,打破了原有古物陈列观,采用大众化教育的陈列模式。调整后的陕西省博物馆融入社会主义博物馆体系,获得了新发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博物馆建设的一个历史缩影。

改革开放初期博物馆出国展览的变化与意义(1979—1989)

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同时,文化建设也提上日程。作为担负国家文化传播使命的博物馆迎来一个新的建设时期,表现在出国展览中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目标更加明确,展览主题、地方性文化呈现及办展诉求等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积极配合国家外交政策,打开中外文化交流新局面上做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

1949—1966年地方文物管理委员会机构设置与变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地方相继设立了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文物搜集、保管等工作。因工作范围、性质等因素的影响,文物管理委员会经历了数次更名、改组等重大变革,并因此与相关文物管理机构之间产生关联。文物管理机构的设置,实现了国家对文物统一收藏与管理,并为早期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奠定基础,成为连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民国文物事业的桥梁。同时,它也为了解1949年后文物保护理念从"古物"向"文化遗产"转变提供了契机。

博物馆教育和研究功能的思考

中国博物馆的教育和研究安来顺虽然为每年国际博物馆日确定一个主题是国际博物馆协会过去32年的传统,但像今年这样“教育”和“研究”两个关键词如此鲜明地出现在主题中还是第一次。此外,国际博协还在主题阐释时专门强调了把博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科研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紧密关联。我认为,这其中蕴涵的内容应该是很丰富的。

中国博物馆历史分期问题探讨

博物馆历史分期问题是博物馆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其主要学术任务是发现博物馆发展变迁历程中的关键时间点,将博物馆历史划分为不同时段进行深入考察。实践中博物馆历史分期既受制于外部大的历史分期,尤其是政治史、文化史分期的影响;又受博物馆本身收藏形态、制度设计及功能变化的左右。已有中国博物馆历史分期多借用大的历史分期,从学理上对博物馆历史分期的探讨尤显必要。

近代博物馆概念的再思考--兼论中国博物馆学先驱之思想

博物馆概念属于博物馆学研究中的元问题之一,关涉博物馆现象发生发展、博物馆形态以及社会文化认知水平等诸多议题。近代国人博物馆概念的探讨,是在西方博物馆观念与中国收藏文化传统汇流、碰撞,在救亡图存的特殊时代主题下进行的。中西古今观念的杂糅在近代中国博物馆领域的表现就是博物馆形态的多样化。返回近代中国博物馆发生的历史语境,对多样化博物馆形态进行具体梳理,可以发现当时的博物馆概念具有复合性特征。

博物馆讲述“她”故事:博物馆与女性主题展览

博物馆展览的女性文化属于社会建构的一种身份文化。因受传统男权文化的影响,"她"故事在"他"历史中,长期处于被叙事、被表征的从属地位。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博物馆,早期受"他"文化叙事模式的影响,展示中较多充斥着男权话语。20世纪80年代,受新博物馆学运动的多元叙事方式影响,女性主题叙事逐渐进入博物馆。近年,国内博物馆在展览实践中也开始改变传统"国之重器"观的宏大叙事模式,从"小历史"视角重新审视、诠释和再现女性文化,先后策划了一系列颇具变革性的女性主题展览,为消解男权表征体系中单调的女性形象,重构女性文化身份,实现"她"故事的自我讲述等提供了重要的公共文化平台。

1950-1966年博物馆出国展览与中国新形象表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如何建构国家新形象以消解早期国际上对中国的负面认知,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议题之一。博物馆展览的直观形象表达优势,受到此时期国家文化宣传部门的重视。1950—1966年,国家组织的博物馆出国展览通过“新”“独立”及“文明”等主题性叙事,向国外主动展示中国新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国形象长期“他者化”的局面,为中国国际形象的重新表达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

博物馆与传统庙宇建筑(1949-1966)

1949-1966年是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一方面,新博物馆建设是时代迫切的任务,但囿于国力,难以展开大规模的新馆建设,而数量众多的传统庙宇建筑因其特有的公共空间性,成为博物馆馆舍优先再利用的主要建筑类型;另一方面,在新的文化体系建构中,多数传统庙宇建筑被贴上了"封建迷信"的负面标签,被列入社会主义改造的落后文化行列。此时段博物馆建设者虽然巧妙地利用了传统庙宇建筑特有的公共空间,将之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场域,部分完成了传统庙宇与博物馆的角色置换,但是,整体上仍然无法有效融合两种空间的差异性。

公共知识服务——博物馆社会责任的再思考

作为公共文化机构,博物馆通过搜集、保存、研究人类在生存发展过程中留存的遗物,形成有逻辑的知识体系,再以展览形式将这些知识具象化,传递给社会。近年来,随着博物馆社会化的不断增强,博物馆偏重于展示民族国家辉煌过去的单一知识服务模式开始引起反思。尤其在面临社会公共事件时,博物馆应该充分利用公共收藏,为社会提供更及时更多元的公共服务,从而更好地履行生产、传递人类知识,沟通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职责。

革命纪念性博物馆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认同建构(1949—1966)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面临全国执政的新考验。复杂的国内外政治局势,将新的执政党形象塑造工作提升到构建政权文化认同的高度。中国共产党利用博物馆能够将思想观念具象化传播的优势,使之成为宣扬革命精神的重要阵地。通过"革命文物"概念的提出,为党的革命精神寻找到有力的物证。大量新建的革命纪念性博物馆呈现、传播了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一心为民的革命形象,为成功建构政治文化认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新媒体时代博物馆主体性的思考

技术的革新改变着人类获取知识的方式。近年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媒体,同样深度影响了传统的知识服务模式。大量新媒体在博物馆实践中的运用,在提升博物馆收集、创造及传播知识服务能力的同时,对博物馆的主体性也带来了一定影响。

稳定同位素和植物微体化石证据所见山西忻定盆地4000a BP前后的生业经济

为了揭示4000a BP前后地理条件封闭的忻定盆地考古学文化大发展与传统粟黍农业及外来麦类种植和牛羊饲养业的关系,讨论中国北方文明事件所产生的广泛的经济基础,文章以辛章遗址出土的9例人骨和58例动物骨骼为研究对象,运用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和人牙结石上植物微体化石分析的研究方法,还原了先民的食物结构和生业经济.结果显示,先民、猪和狗主要以粟黍类食物为生,牛和羊的食物中也包含一定量的粟黍副产品(如秸秆)等.然而,小麦等并没有在该地区被种植.显然,粟黍农业已对外来动物(牛和羊)的饲喂产生明显影响.由此可见,忻定盆地完全采用了以粟黍农业为主兼容诸多外来农业因素的新的农业体系(粟黍农业及猪牛羊饲喂业),进而证实了新的农业体系已成为更广阔区域先民生产和生活的最优选择,这为各地考古学文化的发展甚至文明的最终出现奠定了广泛的物质基础.

新中国初期科学类博物馆史实疏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面调整国家文化建设策略。致力于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作为重要文化机构,博物馆为适应国家文化建设需要,重新厘定基本性质和建馆方针。在建馆理念上,因突出强调地志类、纪念类博物馆,对其类型理论讨论较多,但实践中,从中央到地方均对科学类博物馆建设给予重视。此时期科学类博物馆既是对民国科学馆的继承,也是当时新建博物馆体系中不容忽视的一个科学普及宣传阵地。

建构社会主义新文化:新中国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选定及意义

1961年国务院最终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共计180处。不久,《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发《切实做好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国务院公布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和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社论,指出:“它们都是研究我国革命史、社会发展史、城市发展史、建筑发展史以及艺术史的重要实物例证,对于向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丰富人民生活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展示地方新形象：1958—1966年的洛阳市博物馆

洛阳市博物馆建于1958年,恰逢"大跃进"及洛阳大规模发展经济、进行工业城市建设的开端。洛阳市为配合城市建设进行了考古发掘,并出土了大量文物。此外,洛阳市还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吸引了国内外大量游客。因此,洛阳市博物馆以当地出土文物为重点布置陈列展览,向国内外观众展示了洛阳市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地方新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