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前日本海军对中国军事情报的搜集——以1889年、1894年两次中国海军会操为中心

前言1890年10月14日,日本外务省报告课长关口雄向日本海军省通报了刚在8月8日举行的中国北洋、南洋、福建、广东海军的会操情况,并将中方舰船和主官信息做成表格,以备不时之需。（1）此外,在另一份报告中外务省报告课长中田敬义还报告了中国政府每年花费1084100两白银作为海军发展经费，而且在最近建造了平远号军舰。

日军入侵中原对河南城市发展要素的影响

日军入侵中原,使河南城市人口数量急剧下降,人口自然再生机能遭到严重破坏;运输干线大多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经济一片萧条;工矿企业纷纷倒闭,城市发展失去必要的产业支撑;战时贸易统制和垄断,商业贸易严重萎缩。正是日军的全面入侵,使河南城市发展呈现出个别城市畸形发展与绝大多数城市衰落并存的局面。

近代中国教育救国思潮的历史演变

教育救国是中国近代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该思潮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文化根源及历史背景。重视教育、教化作用的儒家文化传统,近代国内外民族矛盾和社会危机刺激下的民族觉醒,近代西方国家重视教育实现强国的发展经验,以及国人对救国方案的探索和反省等,共同促成了教育救国思潮的形成和发展。教育救国思潮形成于洋务运动晚期,经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直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进入勃兴和高涨阶段,回落和转型于抗战爆发后,经历了萌发与形成、勃兴与高涨、回落与转型的历史演变过程,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尽管教育救国有其认识的局限性,但其对国民的启蒙和促进社会近代化发展的进步性是毋庸置疑的。"教育救国",与今天我们倡导的"科教兴国""教育强国"等发展战略,有着内在一致的逻辑关系。全面考察教育救国思潮在近代中国产生与演变的历史轨迹,不仅有学术价值,也不无现实意义。

抗战前十年国民政府救灾资金分配问题研究——以河南为中心

抗战前十年国民政府治下灾荒连年,待赈灾民众多,但救灾资款却杯水车薪,捉襟见肘。灾多款微背景下救灾资金的分配显得非常重要。从条文规章看,无论政府和社会慈善团体,往往以灾情大小、轻重缓急作为赈款分配标准,但实际上,标准既不易操作,又掺杂了许多人为因素,使得赈款分配并非完全公平。救灾资金分配不公大致与人情、地域、地理位置等因素有关。这一阶段救灾资金分配呈现出如下特征:救灾资金总量明显不足;分配基本按照公平优先、力求普及原则;分配过程中宣传和人际关系因素对分配比例影响程度加大;分配实践缺乏具体可操作规程,存在主观随意性。

自然灾害防治的百年历程与经验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自然灾害防治历经了艰苦奋斗、破旧立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擘画蓝图、奠基立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快速发展、建章立制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高质量发展、理念更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为世界各国应对自然灾害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应对自然灾害的百年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一系列基本经验: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的理念;必须广泛组织动员人民群众;必须发扬伟大斗争精神;必须坚持系统思维与底线思维,科学防治;必须注重发扬社会互助互济精神。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救灾的基本程序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救灾的基本程序是继承前人,更加规范,制度化和监督意识明显增强。一地发生灾害,需要经过报灾、勘灾、查赈、放赈四道程序,每一环节,政府都制定有相应的条例、具体的操作规则,而且注重从制度、技术和舆论层面、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等多种手段,通过增加透明性、可操作性,以及强化责任追究和惩处机制等方式,防止相关人员贪腐。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救灾奖励制度的历史考察

为了吸纳社会资源,激励社会各界踊跃投入救灾工作,南京国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捐资者、经募赈款(物)者、办赈出力者、防灾御灾有功者等方面的激励、奖赏举措,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灾荒救助的奖励体制,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有一些因应时代的权变。在救灾奖励制度的贯彻实施过程中,由于整体权力系统效率低下,特别是公权私用痼疾无孔不入,加之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国民政府的灾荒救助奖励制度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灾民流动就食的历史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灾多难广,受灾地无力赈济。为天灾所逼,在求生本能的驱使下,灾民出外就食极为普遍。灾民出外就食大致分政府有组织有计划的移民和为生存无序盲目流动两种途径。无论哪种途径,流向地选择皆为地广人稀或城市等谋生较易的地域。灾民逃难基本遵循着小难避乡,大难避城;小灾避县,大灾逃省的行为模式。国民政府为维持社会秩序考虑,对于灾民流动就食皆制定有相关的政策。灾民流动就食初衷意愿实现程度受制于整体国力、财力、组织力度、流入地容纳接受能力及态度、交通工具、道路状况等多种因素。

民国教授制度形成考略

教授制度是有关大学教授的选聘与任用、职责与权利、薪酬与待遇等方面的制度规定。近代中国的教授制度萌芽于清末、形成于民国时期,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文化学术传承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已有微观研究成果基础上,从宏观层面审视这一制度文化,梳理其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揭示其制度特点和精髓要义,于推进我国现代大学制度与大学治理的研究与实践不无裨益。

20世纪初河南城市化启动的主要动力

20世纪初,近代意义上的河南城市化进程正式启动。其动力机制包括三个层面:西方资本、技术和商品的输入是其外部动力,清末河南社会变革是其内部动力,两者合力作用下的近代工业化则是其根本动力。近代河南城市化,是在这三种力量共同作用下艰难启动与曲折发展的。其中,近代河南工业化在该动力结构中起着核心和主导作用,决定着城市化的发展方向和水平,贯穿了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并为城市化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灌区、沙碱与稻作:近代以来豫北黄卫之间土地生态变迁与民众生计适应

清末民国时期,豫北黄卫之间的土地生态延续着之前业已存在的沙碱环境,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农民生计往往被动地依土地所产来维持。从清代卫辉府的不断扩大,可以看出豫北土地生态相似性使得各区域逐渐走向融合。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初,黄河以北平原省的成立使得区域一体化达到顶峰,促使区域水利事业更为均质化的发展,修筑了开“引黄淤灌”之先河的人民胜利渠,与随之而来的原延封、红旗、韩董庄、祥符朱等大型灌区的修建,使更多的沙碱地转变为较为适宜农作生长的土地。但不合理的灌溉模式,也带来了区域土地生态次生盐碱化的灾害,很快区域民众就调整灌溉措施,使得土地盐碱化问题得到缓解。同时,这一土地改造过程中,豫北沿黄区域农作生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特别突出的是黄河北岸“新稻区”的形成与发展,这也是区域民众在土地盐碱化被动形势下的一种“积极适应”。

正额杂捐体制的变迁与绅士的浮沉——以绅商自治与军阀统治时代上海南市的财政治理为中心(1905—1923)

本文通过梳理1905年至1923年间上海华界南市地区的财政治理情况,试图分析这一时段内与财政相关的租界与华界、正额与杂捐、绅商自治与军阀统治、城区与乡区、军人与绅士等因素。受租界纳税外人会议和工部局的影响,上海南市建立起县市分立、市在县下的地方自治体制,由绅士、商人主导,管理1905年至1913年间的各项市政,并建立起正额县税和自治市捐双轨并立的财政体制。自治绅士通过捐税承包和公产租售,较成功地运作其财政收支,而并未引起像在农村推广自治时那样的抗捐抗税风潮,这背后与上海通商大埠的商业优势有很大关系。1914年袁世凯取消全国地方自治,并命令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仿照天津体制,在上海华界建立工巡捐局,代替原有的自治机构治理市政。由于工巡捐局一定程度上成为地方军人补充军费的工具,1914年至1923年间南市的财政收支成为一个黑箱,而遭遇征税合法性欠缺与过度征税的双重困境。在此情况下,工巡捐局的领导只能通过利用其私人关系的网络,动员被取缔了原有行政权的绅士、商人,进行财政摊派和垫付事宜,而绅士此时亦阳奉阴违,勉力维持其与军人当局之关系,仍致力于夺回地方自治行政权的工作。

一九四四年“豫西民变”考析

1944年，侵华日军经过周密准备，发动了“一号作战”（中方称为豫湘桂会战），其中在河南地区的战斗，史称豫中会战，或称中原会战。豫中会战从1944年4月18日日军自郑州强渡黄河开始，至5月25日洛阳陷落，历时38天。国民党军队惨败，丢失郑州、许昌、洛阳等37座城镇。在豫中会战后期，发生了豫西民众袭击国民党败军的事件，被称为“豫西民变”，几十年来各种抗战史著述对此均有一定程度的涉及，而且对“豫西民变”的表述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

近代以来教育救国思潮的历史演变及其现实意义

教育救国是中国近代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该思潮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及历史背景。重视教育、教化作用的中国文化传统，近代国内外民族矛盾和社会危机刺激下的民族觉醒，西方国家重视教育实现强国的发展经验，以及国人对国内已尝试救国方案失败的深刻反省等共同促成了教育救国思潮的形成和发展。教育救国思潮形成于洋务运动晚期，经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直至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进入勃兴和高涨阶段，回落和转型于抗战爆发后，经历了萌发和形成、勃兴和高涨，回落和转型的历史演变过程，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尽管教育救国思潮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其合理性和进步性也是无可争辩的。“教育救国”，与今天我们提倡的“教育兴国”“教育强国”以及“科教兴国”等发展战略，有着天然内在的逻辑关系。全面考察教育救国思潮在近代中国产生与演变的历史轨迹，不仅有学术价值，也不无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