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征地拆迁领域职务犯罪分析——以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检察院工作实践为例

征地拆迁领域职务犯罪严重损害公共利益,妨碍经济科学发展,破坏社会和谐稳定。只有这已成为各级政府亟待处理的重要工作。引发这种职务犯罪的原因既有个人法律意识淡薄等主观原因,也有法规政策缺乏可操作性等客观原因。各级政府必须采取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加强法制警示教育等积极措施,遏制征地拆迁领域职务犯罪的发生。

引入国际质量管理体系标准是创新基层检察院管理机制的有效途径

我院在2002年10月被高检院确立为全国检察机关“业务建设示范院”后，确立了“以示范促规范”的发展战略。2003年3月，最高检察院将我院确定为“引入ISO国际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工作试点单位”。2003年3月15日，中国质量协会咨询专家到我院。

量刑监督权与检察权关系刍议

检察机关在量刑规范化改革中,应充分发挥其法律监督的职能,积极参与到量刑规范化改革这一重大司法改革活动当中。但行使量刑监督权的前提是明晰量刑监督权的性质,厘清量刑监督权与检察权之间的关系。检察权是包括公诉权、侦查权、监督权在内的统称,但其本质上是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权是法律监督权,在法律监督权中,审判监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审判监督从内容上可以划分为实体监督与程序监督,其中,实体监督又可细分为定罪监督与量刑监督,量刑监督是检察权的应有之义。

检察机关量刑监督的制约机制研究

量刑监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体现,是审判监督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要使量刑监督职能依法、充分、有效的行使,就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其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确保量刑监督过程、结果的公平、公正。量刑监督制度的运行,必须以完善的制约机制为前提。一要建立检察机关内部的制约机制,二要充分重视被害人的量刑意见,三要建立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制约机制,四要完善侦查机关刑事侦查活动的制约机制,五要完善审判机关对量刑监督工作的外部制约,六要完善人大对量刑监督工作的监督制约,七要完善人民监督员对量刑监督工作的监督制约,八要完善社会舆论对量刑监督工作的制约。

信息技术带动检察技术与检察业务融合发展的现有问题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在检察机关的建设发展中信息技术也是十分重要的,对提高检察技术、促进检察业务融合有些明显的帮助。然而,在信息技术促进检察技术和检察业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存在许多问题。本文主要针对这些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究,并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改进措施以期促进检察技术和检察业务的融合进程。

流动人口犯罪:现状、原因与防控对策

流动人口犯罪是指基于经济目的和动因而离开户籍所在地的自然人所实施的刑事违法行为。现阶段我国流动人口犯罪呈现出以侵犯财产犯罪为主,犯罪主体以青壮年男性为主,以团伙形式实施的犯罪增加等特点。应针对不同犯罪类型的成罪特点,制定有效的刑罚防控措施,切实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制定符合流动人口特质的流动人口劳务市场管理、安全保障等法律制度,加快流动人口正当权益保障的法制化进程。

被害人承诺正当化根据再思考

被害人承诺作为超法规阻却违法性事由得到广泛认同,但是,对于它的正当化根据存在较大争议。正确地界定被害人承诺的正当化根据,对于司法实践有很大帮助。被害人承诺的正当化根据在于,基于社会相当性的利益衡量理论。在实践中,生命法益绝对不能承诺,身体健康法益以及其它个人法益在符合社会相当性范围内可以有限承诺。

“最后明显机会”规则的交通事故责任分配功能

由于当前交通道路的发达,道路交通事故屡见报端,人们的生命和财产遭受巨大的损失。一旦事故发生,如何认定交通事故的责任以及如何分配这种责任一直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从英美法系中“最后明显机会”规则的借鉴出发,当事双方在一定条件下,没有利用出现的“最后明显机会”去避免损害后果发生的一方,就要承担部分或全部责任。交通肇事罪和普通的道路交通事故均可适用该原则。

论隔时犯犯罪时间的确定

隔时犯是一种司法实践中常见的犯罪现象。本文从分析隔时犯的概念入手,对学术界已有的各种观点予以客观评析,得出一种较为宽泛的解释,并进而分析了隔时犯的存在范围和特征。有关隔时犯的研究价值更多的体现在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上,即隔时犯中犯罪时间的确定。由于犯罪时间在不同的刑法制度中具有不同的意义,因而,在确定隔时犯犯罪时间时,必须考虑具体刑法制度的需要,不应该有一个适用于所有情况的统一标准。

论网络共同犯罪的认定——一起假淘宝网诈骗案引发的思考

根据我国《刑法》第25条第1款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由此可知,共同犯罪要求二人以上既有共同故意又有共同行为。据此,认定网络共同犯罪也应从共同的犯罪故意和共同的犯罪行为的两个方面来确定。但是,由于共同犯罪与网络因素的叠加及其衍生出的共同犯罪网络异化的现实,使得网络共同犯罪在共同故意上的认定主要以意思联络的真实性、有效性为确定标准,而在共同行为上,则只要达到技术和侵害行为之间互相依赖,并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后果,就可以认定为具有共同的实行行为。

关于诬告陷害罪构成要件的理论问题

诬告陷害罪的客体应该采用人身权利说的观点;诬告的对象必须是“他人”,而且是特定的;单位不能成为本罪的犯罪对象,但有例外;客观要件具有量化因素的限制;主观方面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

证券投资者利益司法保护的完善

证券投资者作为证券市场的主体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如何保护其合法利益已成为理论和实务界的核心问题。针对当前我国所存在的证券犯罪现状和相关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刑事立法规定存在的不足,当务之急应当从法律实效的层面来审视问题的根源。要使相关保护证券投资者利益的法律规定得以实现,必须从打击证券犯罪的机构设置、诉讼制度的设计以及加强国际合作等方面切入。

浅论可罚的违法性的判断标准

对于轻微的犯罪行为采用可罚的违法性理论来说明,这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是得到证明的,但是 判断标准应该如何来界定却是个难题。本文认为,判断行为是否具有可罚的违法性的标准应包括构成要件 阻却和违法性阻却两个方面。构成要件阻却包括质的相对性和量的轻微性,违法性阻却包括目的的正当性、 手段的相当性、法益的衡量、危害的轻微性、行为的必要性与紧急性。

关于挪用公款罪相关问题的探讨

挪用公款罪是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种常见多发的犯罪,单位挪用公款归他人使用情况不应认定为挪用公款罪,但是单位负责人挪用公款的行为应根据其是否属于"擅自"挪用行为来决定对单位负责人是否按照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挪"与"用"的关系应该采用单一行为的观点,这样可以正确理解挪用公款罪的既遂与未遂问题,从而对行为人处罚时做到罪刑相适应。挪用公款不退还的,只要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不退还的故意,就应该按照贪污罪定罪处罚。

论风险社会中交通安全的刑法规制——以新过失论为视角

交通过失犯罪是风险社会中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交通过失犯的本质是对结果回避义务的违反。违反注意义务分为违反外部的注意义务和违反内部的注意义务,违反外部注意义务是违反内部注意义务的前提。信赖原则的意义在于限制和缩小过失犯的成立范围,最大限度的扩大行为人的活动效率。对结果回避义务、注意义务、信赖原则的正确理解,能够很好的限制我国目前对交通过失犯罪的处罚范围。

单位立功疑难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总则规定立功的主体是犯罪分子,其中犯罪分子应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犯罪单位作为犯罪主体具备意思能力和行为能力、能够体现自身意志,所以,犯罪单位能够成为立功主体。在立功的表现形式上,单位与自然人相一致。

量刑监督的基本原则探析

量刑监督是指在进行的刑事诉讼过程中,检察机关通过一定的形式,对人民法院的量刑活动进行监督制约,以纠正其在量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错误或不当行为的活动。量刑监督的基本原则应包括法治原则、公正原则、独立原则、比例原则。

犯罪构成及其客体要件分析

犯罪构成作为刑法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是罪刑法定原则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犯罪构成理论采用了与德、日及英美不同的综合式的模式,将犯罪构成作为评判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唯一标准。但在实践中这一标准因为《刑法》第13条的但书及排除违法性事由出现了例外,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犯罪客体要件存在漏洞,将刑法所要保护的社会关系作为了客体要件。为了将这些例外情形纳入到犯罪构成中,应该对我国犯罪构成的客体要件进行修正。

废旧家电回收利用主体法律责任比较研究

废旧家电回收利用,将会对环境及资源产生很大的影响,回收利用不同主体法律责任的承担是回收利用过程中的关键问题,成为研究废旧家电回收利用问题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发达国家在废旧家电立法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及立法现状,对我国废旧家电回收利用主体法律责任立法进行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论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当事人关系构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新法)于2003年10月28日颁布,新法对于基金当事人关系规定更加完备,但仍存在诸多问题。立足于信托理论的基础,结合《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旧法)和新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在与外国投资基金制度的比较中,提出适合我国的基金当事人关系构造。